南方网讯　一年一度对作家的集体采访，似乎也成了本报（中华读书报）的一个节日。如此多的作家相聚在一个版面上，不消说，颇有些节日的气氛了。感谢作家们对于自己创作或详细或简约的解说，使读者对他们在新的一年中的工作有一些了解和认知。

　　王安忆：

　　今年还是写小说，我不像别人的生活那么有变化。

　　有一些出版和出访还在未定之中。

　　叶兆言：

　　前年写了《没有玻璃的花房》，去年写了《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今年上半年主要休息，下半年准备写个长篇。连续写了两个现实题材的小说，这次写的是历史题材的，写民国时期，抗战前后。我习惯写有点距离的题材。

　　还会写一些读书笔记，已经写了3篇，有两篇给了《上海文学》，一篇给《大家》，谈巴尔扎克、雨果和塞万提斯。今年应该有一本谈外国文学和作家的书，前两年的《杂花生树》主要谈中国文学和作家，希望这两本书有所不同。

　　我肯定会不停地写，这是我的作风。

　　格非：

　　我正在修改一个长篇，已经改了一半。这是一个写了很多年的长篇，有三部曲，现在写完了第一部。是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想法比较大，写得也比较苦。它是我十几年前的一个构思，不可能放弃，但写的动力又不够，也没有完整的时间。去年在韩国讲学，才有了比较多的时间，完成了第一部。

　　今年会出版一本我在大学讲课的文学讲稿，对经典的重读，把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另外，还想完成一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书。

　　这学期上3门课，给本科生上“写作”和“文学经典精读”，给研究生上“20世纪中国小说”。

　　苏童：

　　可能写几个短篇，这几年都在写短篇。今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会出版我的一本中篇小说集。

　　阿来：

　　今年写中、短篇，是我一直想写的，已经考虑了很久。这些中、短篇背景是相同的，写藏族的一个村庄，从60年代到9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藏族村落的当代史，有不同的人物，既彼此穿插，又保持独立，可以看成是个松散的长篇。已经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个短篇，写个孩子，接下来有一个中篇可能会给《收获》。我对短篇小说非常有兴趣，感觉这是在写作，虽然它不赚钱。

　　我手下已经有5份杂志，工作很忙，没有完整的时间写长篇。和《尘埃落定》同时考虑的还有其他长篇，去年写了8万字，但其间老中断，气韵就没有了，而长篇小说的气韵很重要。只有故事和字数我没有兴趣。

　　刚在法国出版了一个单行本《遥远的温泉》，是个中篇小说，有200多页。另外，《尘埃落定》在国外签了合同的版本今年会出来，像日文版。

　　方方：

　　今年写一个关于汉口老租界的书，我还在查找资料。除此之外，可能会写一、两部中篇小说，也有可能写长篇。反正我们活着就是写，写完一部写另一部。

　　今年会出版一本《汉口的沧桑往事》（湖北人民出版社），不是小说，是历史、文化类书。还会出版一本中篇小说集《闭上眼睛就是天黑》（暂定名，十月文艺出版社）、小长篇《落日》（群众出版社）。

　　最近身体不好，在家里休养，过完春节以后再写。3月份到法国参加“中法文化年”的活动，国内有20多个作家去，中国作协通知的。

　　阎连科：

　　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了《日光流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坚硬如水》（长江文艺出版社）、《最后一名女知青》（时代文艺出版社），这些书每年都能再版1万册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将出版《阎连科卷》。

　　今年想少写一点，主要想到河南的艾滋病村去住一阵，了解艾滋病患者的生命过程，从发现生病到生命结束的情感历程，希望写个长篇，已经准备了好几年。对于河南地区的艾滋病，作家有责任进行准确地描述，我已经到那些地方去过两次，看着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漫山遍野的坟地，很多死者是18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认为完成这本书很重要。

　　《受活》是我所有小说中，我最看重的一部作品。其中的幽默感是我其他的作品没有的，以前我的作品以沉重见长。此外，它对方言的大胆运用和开掘，可能对汉语写作会有帮助，我在语言上下了功夫。这本书是对社会、对生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疑问，对小说的所谓真实感提出了疑问。它与目前流行的小说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可能会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毕飞宇：

　　今年会写完一个长篇，是前年底开始写的。写1976年，一个回乡青年的命运。1976年，是新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分界，我在写“文革”，我对“伤痕文学”不满意，我认为“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反思远远不够，它是“文革”的一部分。“文革”的模式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伤痕文学”的模式是：你以为你是对的，其实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我只能专注于写一个作品，同时写两个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今年会出版《毕飞宇文集》（四卷，江苏文艺出版社）；《青衣》的法文版去年已出版，《玉米》、《雨天的棉花糖》的法文版今年会出版。（编辑：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