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出版中译本，当中有很多译名极不规范，最广为人知的要数将中国的孟子（Mencius）译为“门修斯”。
此后，“门修斯”就成了一个典故，专门用来指代错误的译名。本来，我在译名是否规范的问题上，并不特别苛责，因为实际上，在中国，许多人名、地名的标准译法并没有建立起来，即便有一部分经辞书、手册加以规范，可在民间却并未获得普遍认同，所以大量不甚习见的译名，只能经过历史的沉淀，由实践本身来过滤。不过，在学术著作的译本中出现大量错误的译名，往往说明译者对原著涉及的领域非常陌生，对相关语境极不了解，因此也很难胜任其翻译工作。
最近，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200 6年3月第一版）出版了，作为“文化研究”学者特别看重的名作，这本书当然值得细读。可惜的是，我读过之后，不能不慨叹：“门修斯”又回来了。
刚好可与“门修斯”并肩配对的是，在译本的第105页上，出现了“桑卒（SunTzu）《战争艺术》”的字样。稍微读过一点外文书的人就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人叫“桑卒”，人家讲的是《孙子兵法》。孟子变作“门修斯”，孙子变作“桑卒”，像这类荒唐的译名，谁又能站出来替译者辩护呢？
中国的不熟，西方的一样不懂。译者将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译作“那威斯”（第59页，所附拉丁字母拼写缺字母“a”），将法国作家波舒哀（Bossuet）译作“博苏特”（第61页，所附拉丁字母拼写缺字母“e”），将《智慧书》的作者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Gracian）译作“保塔萨。
哥律森“（第67页）。也许，诺瓦利斯等译名还不像莎士比亚、雨果那么习见，译者可能不太熟悉，然而问题在于，看了这些音译出来的汉字，读者根本想不到它们实际上指的是哪些人物；而后面要么附着拼写错误的原名，要么压根就付诸阙如，让人猜都无从猜起。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还有，美国知名城市研究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的名字被两次颠倒成”蒙福德。刘易斯“（第78、79页），是否因为译者觉得只有刘易斯才是姓，而芒福德就不是姓呢？更有甚者，译者将法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译作”吉恩-弗兰克斯。罗塔德“（第198页），这一方面说明，译者对法国思想界的状况近乎无知，另一方面也说明，译者对法语发音的常识也完全懵然。我们想知道，让以及弗朗索瓦，这些在法国最常见的人名，是怎么被一个号称是根据法文原著翻译此书的人搞错的呢？译者将利奥塔译作“罗塔德”，将法国著名出版社伽利玛译作“加利马德”（作者序言第1页），而实际上，法文单词词尾的“d”是不发音的，也就是说“罗塔德”及“加利马德”中的“德”都是错的。译者连这些学过几天法语就肯定会知道的常识都不了解，他又是怎么翻译整本法文原著的呢？
有人可能会声辩说：名字弄对了固然好，搞错了也没多大妨害嘛。事实并非如此。译者不了解名字所对应的语境，在内容的理解上就一定要出问题。
我只举第61节中的一句话为例，来加以说明。须强调的是，这第61节的译文，每隔两三行就会出现一处明显的误译，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指正了。
例句的原文是：Kennedyetaitresteorateurjusqu‘aprononcersonelogesursapropretombe，puisqueTheodoreSorensencontinuaitacemomentderedigerpourlesuccesseurlesdiscoursdanscestylequiavaittantcomptepourfairereconnaitrelapersonnalitedudisparu。（按，为便于印刷，省去了音调符号。）译文为：作为演说家生还的肯尼迪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正在发表自己的葬礼演说词，因为西奥多。索伦森作为他的继任者，正以同样的风格持续地写作演讲词，这一风格就是他创造出一种以已辞世的人的角色进行的讲演。
这一句的意思原本就有些迂回，脱离语境就更显得费解，所以首先就来指出译者的主要理解错误在哪里。许多人都知道，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后，是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那么，很显然，说“西奥多。索伦森作为他的继任者”就不可能是对的了。其实，西奥多。索伦森只是总统肯尼迪麾下的一个写手，专门为肯尼迪炮制发言稿、演讲辞一类的。作者的意思是说，肯尼迪死了，林登。约翰逊继任，表面上总统是换了人，但由于林登。约翰逊还在让西奥多。索伦森来替他撰写演讲辞，因此，即便在肯尼迪葬礼上讲演的人是林登。约翰逊，但那腔调听起来就像是已经死去的肯尼迪本人在演讲一样，因为那在幕后撰写演讲辞的人始终保持着一贯的风格。
现在我们明白了，名字不只是声音符号的组合，它总是与一定的内容、一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很难真正地相信，一个将孙子译作“桑卒”的人在翻译一部著作的过程里会只犯这一个错误。
（编辑：冯仕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