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政治无害化”处理之后，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告别革命了。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中，“再现”了法国“五月风暴”发生时巴黎街头出现的两个颇具象征意义的“身体场景”——

    一个是“政治身体”场景。为了表明反对左派学生的革命狂热，“戴高乐派”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游行。反游行的队伍由巴黎中下阶层市民、退伍老兵等组成，走在前列的是马尔罗、著名作家莫里亚克和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他们高唱着《马赛曲》，向街道另一边由左派大学生组成的造反派队伍挺进。左派学生们则不甘示弱，手挽手高唱《国际歌》迎面而上，他们的队伍中赫然出现西方左派祭酒、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思想家福柯。这样泾渭分明的场面，与其说是市民和学生的身体对抗，毋宁说是法国左翼思想界内部的一次尖锐的冲突和分化，或者说是一场争取思想领域话语权的决斗———哪一方赢得胜利，哪一方就能统领思想阵地和社会政治运动。

    另一个是“性爱身体”场景。在五月街垒战中，一个头戴自行车车盔的高个子大学生站在半人高的街垒后面，左手斜握着一根长长的旗杆，臂弯里竟搂着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他并没有观察街垒那边警察的动向，而是低着头在吻怀中的那个女大学生；伸长的右臂却搭在一个小个子的男大学生的肩膀上，那个小个子大学生的脸上罩着一条挡瓦斯气体的白毛巾，露出的双眼望着别处。这样的革命浪漫主义“行为艺术”充满了刺激性：对中产阶级大学生来说，街垒从来就是一个躲避催泪瓦斯的地方，而不是用来射击的掩体……1968年的街垒战仅具象征意义，为的是营造浪漫的革命氛围，并使造反者看起来更像革命者。娇生惯养的中产阶级孩子们想体验一下街垒战的气氛，闻闻催泪瓦斯热辣辣的气味，像他们体验大麻、静坐、游行、占领校舍、滥交和性倒错一样。他们绝不想体验子弹打进身体的那种热辣辣的感觉。

    ……

    1968年巴黎拉丁区的造反者与1968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之间的差别，就如同1968年芝加哥的街垒战士与1968年拉丁美洲山区的游击队之间的差别一样大。

    巴黎街垒冲突中发生的经典激情场面后来在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向“五月风暴”致敬的电影《戏梦巴黎》中重现：三个青年大学生（其中两人是兄妹）参加了“五月革命”的游行和街垒战，在玩革命之余，回到家里也不忘玩集体性爱游戏。革命的狂热伴随着性爱的激情，被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发挥得淋漓尽致。“身体和身体有关的一切就这样被刻意当做了革命的道具，也是享乐的工具。通过享乐来反抗，或通过反抗来享乐，这种微妙的转换体现在‘我越是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这句60年代的经典口号里”：“在街头革命还未开始前，他们早已在床上开始这场革命。在造反大学生中，大麻和避孕套一样流行，因为大麻和避孕套不仅是用来享乐的东西，而且也是用来表示反抗的道具”。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场面出现在美国，1969年8月16-19 日，三十多万年轻人云集纽约附近的一个山谷，在那里度过了四天无比快乐的时光。他们唱着摇滚歌曲，随着激烈的节拍跳舞、吸食大麻，奇装异服或赤身露体，实践他们的“生活方式”。那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狂欢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代有禁酒运动，于是有了纵酒作乐的‘迷惘的一代’；50年代有麦卡锡主义，于是有了‘垮掉的一代’；到了60年代，轮到‘愤怒的一代’来算总账了”。“这真是奇怪的一代人，他们以左派的名义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然后充分享受着革命的成果（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1968年5月的巴黎风暴和8月的芝加哥骚乱都是形式化的革命，乐于使用夸张、大话等政治修辞学手段”。转眼之间，革命的激情很快就冷却了，1968年的“光荣与梦想”过早地成为历史，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经过革命的洗礼，那些曾经放浪形骸的嬉皮士，那些在大街上高呼革命口号的左派大学生，那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毕业以后摇身一变，名曰“雅皮士”，白天出现在窗明几净的高级写字楼，夜晚则穿上考究的服装，混迹于高档的会所、酒吧和俱乐部，过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生活。经过一番“政治无害化”处理之后，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告别革命了。

 （编辑：王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