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中西的史学理想

　　《〈和风堂新文集〉序》作于十年前，也是我第一次读到余英时先生的长序。当时深为震动的感受，历历尚如在目前，后来便循余先生的各篇长序，作为了解余门史法的蹊径。

　　柳存仁先生是汉学界的前辈，曾受业从游于胡适和亚瑟。韦利（A rth ur  Wale y ） ，学兼中西，对小说史和道教史，犹多发明。他在澳京坎培拉郊外的书房"和风堂"，堂奥深深，名闻遐迩，圈中人均耳熟能详。

　　余英时先生在序中强调，这不是一篇传统的"序"，而是现代的"引言"（in troductio n ） ，旨在将柳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渊源，介绍给读者。正是在这篇长序中，余先生通过谈柳先生的学问，实际上结合本人的治学经验，也道出了他本人所追求的中西合璧、史无定法的境界。在很多场合，余先生自言：他所追求的并不是传统的"博雅"理想，而是如何藉西方的文化系统的对照，去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特色。

　　一方面，余先生一贯反对简单的套用，指出近代从严复、章太炎和刘师培开始的把欧洲社会史的"进化阶段"套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的做法，使"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构成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识。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清代学术史，有人把它比作'文艺复兴'，有人则比之为'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欧洲史上特有的现象，而相去三四百年之远，如何能与清代考证学相互比附？中西历史的比较往往有很大的启发性，但'牵强的比附'则只能在中国史研究上造成混乱与歪曲而已。"

　　另一方面，余先生始终主张灵活的借鉴，他本人在研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时，就灵活参照了韦伯（M ax  Weber ） 理论，因地制宜，化用到具体史料的阐释和比较中去，不仅有意展现中西某些特定的历史现象之同，更注重分析这些现象中的同中之异，认识其特色。

　　在此序中，余先生强调，西方史学研究的重点，明显朝着文化史方面移动，包括了年鉴学派和解释派人类学的学者，都试图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并重的层面，来探讨文化史。柳先生文集中文字古朴的学术论文，恰恰正在精神上预上述的现代之流，于不着痕迹处，在方法中融会中西，于精神上沟通古今。

　　这篇长序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余先生以柳先生的著述为例子，阐述一种能天衣无缝、融会中西的史学理想。余英时先生在本人的等身著作中，也处处代表这一种理想，便是所谓的"史无定法".这种无定法之法的运用，需要融会中西却又不着痕迹的上乘功力，不然极易画虎不成反类犬。就我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以生命力统驭中西史观、自出机枢的功力。

　　余英时先生和陈寅恪先生，都有这种功力。余英时先生的这种功力，不仅仅体现在长篇论著如《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而随处可见。

　　我所想举的例子，是一篇长仅8页的短文——《说鸿门宴的座次》。

　　余先生从分析《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范增、刘邦和张良在鸿门宴上的座次朝向，字里行间，挖掘人物的心理势态和双方谋略的微妙互动，解释为何在席间"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项王默然不应"，终于放走了刘邦的原因，指出鸿门宴座席既定之际，楚汉双方的日后胜负，其实已经见出了分晓。余先生之解读司马迁，复现当时，发人未发，无怪乎司马迁当年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语，决非虚言。无独有偶，陈寅恪先生的这种功力，也不仅仅体现在巨制《柳如是别传》中，亦随处可见。此处也举一篇短文——《〈桃花源记〉旁证》。《桃花源记》和《史记》的鸿门宴篇章一样，是人人都读得烂熟的文章。陈先生独具慧眼，从中看出，桃花源中人所避之"秦"，不是过去之嬴秦，而是眼前之苻秦，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云云，正出于著者之文人圈套耳。不管陈先生的说法，有无争议，这种天成的妙想，振动人心，起陶渊明于地下，想亦必引为知音。

　　史之所以能无定法，是因为史法中有真的生命，气运法随，百无禁忌。我阅读上面三长序的感受是，生命力充盈期间，而表现各不相同。这也许正是余英时先生其他著作的特色。

　　11月15日，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与美国非裔历史学家约翰。

　　霍普。弗兰克林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该奖项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获奖时，盛赞"余博士的学术极其博大精深。他研究中国史学、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力跨越了许多科际，时空和议题，已深深触及重大问题和人性的真谛".

　　既被誉为"人文诺贝尔奖"，可见这一奖项确实得之不易，以至于据说余英时本人都颇觉意外，并且谦虚地将这一荣誉归于整个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研究学界。不过华人史学界（主要是后辈）就不这么"客套"了。同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著名学者许纪霖便说，"过去一般认为，华人学者、中国学术如果不能用英文写作，就很难走向世界。

　　余英时先生得到国际主流学界的承认，标志着中国研究已不再是一个区域研究，而开始进入世界学术主流。这也可以看作是经过差不多两代中国学者这么多年的努力而收获的可喜成果。"

　　余英时是谁？胡一刀先生曾有言谓："检点海内外在世的中国文化人物，在我心目中，登峰造极者有三人：金庸、余英时、罗大佑。

　　他们的大师地位，虽未盖棺，已可论定。"这三人中，金庸以小说称雄，罗大佑以音乐名世，余英时则以学术声振学林。鉴于学术的普及与传播之难，余英时以学者身份声名远扬尤为奇事，亦为幸事。

　　作为一代史学大家，余英时主要的关注在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和中国知识分子史，而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余英时对华人世界的民主进程也多有关怀。余英时的著作为大陆所知，最早的一部可能是出版于1987年的《士与中国文化》（200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增订本），而余英时的价值为大陆所知则大概是因了他1988年在香港的著名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尽管真正发生影响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了。从1980年代末开始，余英时的著作在大陆持续刊行。最近两年，三联书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继推出余英时的系列作品达数十种之多。余英时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

　　余英时现已七十有六，但凭前述丰盈之著作料应无憾矣，然则余氏的"江湖地位"究竟如何？如果说后学胡一刀目其为大师尚不"权威"，那么前辈钱钟书的推许总能说明问题了。据"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的编者何俊亲眼所见，钱钟书在赠给余英时的《管锥编》扉页上写有这样的话："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并告以入语林。"当然余英时的"江湖地位"也并非无人挑战，其中较为有名的大概要属大陆学者冯衣北就陈寅恪晚年诗文的诠释问题同余氏进行的笔战，以及同为海外学者的汪荣祖就陈寅恪晚年诗文的诠释和胡适的学位与人格问题同余氏进行的笔战。除了带有意气之争的笔战之外，清华大学思想史家葛兆光对余氏《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批评则属纯粹而允当一类。陈维昭的《红学通史》对"余英时红学观点的意义及其负面影响"的揭示也值得注意。

（编辑：夏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