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钱钟书因写《围城》出名后，有英国女士求见他，被他在电话里委婉地谢绝了：“假如你吃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一定要见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接触了艺术作品进而想见其人，大概是很多人的自然反应。不过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形式，作者的个性与生平通常并不是我们理解作品的前提或必要条件，的确有时母鸡不见也罢。然而诗歌却是非常个人化的，与作者的个性气质紧密相关，诗歌的语言，常常使人鲜明地看到作者倾注其中的全部精气———他的喜悦与痛苦，希望与虚无。在这一点上，诗歌不同于其他语言艺术形式，而类似于绘画和音乐，更受艺术家个人的气质所左右。母鸡之说比拟于诗人或许更准确：尼采曾说：“诗人写诗，如同母鸡下蛋，都是痛苦使然。”

　　传记文学谈不上是历史考证，不过似也很少被严肃地看做“文学”，毋宁说是人们了解传主的一个手段。有句话说，写人物传记就像打鱼：一网拖上来各种零碎的东西，然后分拣、挑选，不好的扔掉，好的储存起来，然后切成鱼片出售———这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使。

　　大概也因此，优秀的传记总是不多见———每当我们渴望了解某一名人时，这个迫切感就尤其显得突出。尽管商务印书馆曾引进过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从书》，但却主要聚焦于政治领域的巨人。在百多年前就曾影响了中国一代新文学诗人的波德莱尔、魏尔伦、艾吕雅等人，长期以来在国内，其生平仅限于外国文学史上偶尔提到几笔。其间的原因之一，大概是这些现代派艺术家不少被视为资本主义颓废文化的代表，以至于对《恶之花》之类诗作本身的评价也往往具备此种政治倾向。

　　的确，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大概更能理解霍布斯的话：“人们寻求的并非幸福、自由、公正，而是安全，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波德莱尔的这种想法：“在我看来，那种期望做一个有用的人的想法总显得令人厌恶。”

　　如今，中国也终于在全球化的滔滔洪流之中卷入了对现代性的讨论，那不再远在天际，而已经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所以当看到波德莱尔、魏尔伦、艾吕雅等人的传记，看似晚了点，但也可以说正当其时：对这些感悟“现代性”的第一批先驱者，我们现在比以前容易理解他们：波德莱尔早就说过，功利、理性和物质主义是枯燥无味的，资产阶级自身既缺乏精神生活又少放纵，现代企业的楼房里充满了“残忍的、无法调换的正规”生产气氛。他批评美国忽视了诗人的天才，竟有人想让爱伦。坡去编写一本家庭使用手册，他激愤地说：“爱伦。坡和他的祖国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在他看来，“人必须工作，如果不是出于本性爱好，必是出于绝望，因为，正如我所努力证明过的，工作至少不像娱乐那么无聊。”

　　他说得对，读书又何尝不是？

（编辑：木头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