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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08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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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8日在日本的《日经新闻》上首先出现了“寄生族”这个名词,它的原意即为英文“parasite gens”,现在这一族落在亚洲的许多城市——从台北,到新加坡、汉城,现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也慢慢地浮出水面…… 所谓“寄生族”,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就是一群生活基本条件依附在富裕的上一代羽翼下,住家里吃家里,薪水却用来满足自己的吃穿讲究、到处游乐等“贵族”享受,到了独立适婚年龄却还不愿独立门户、只求维持现状,不愿创造的“食客”一代。 在这个以打拼著称的新城市,他们与“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这个城市有一个家,一个不是自己组建的,而是父母为他们营造好的家;“他们”则是这个城市的中坚分子、大好青年,“他们”从各个地方汇聚于此,为梦想、为生活,为了“他们”的下一代在这个新城市也有一个父母营造好的家。如果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像一个柜子,那么这个柜子有可能随时随地搬移,而他们则更像柜子里一格格的抽屉,拉开来,推进去,除非要抄家了,否则到老也还是那个样子,不愁吃、不愁穿,可是也别想要生脚跑到哪里去。 他们就是这个新城市的“寄生族”。 他们的父母多是当年深圳的开拓者,他们在这个只有20岁的城市生活至少10年以上,也就是说他们的学生时代是在这个日益更新的城市中度过的,现在他们已经到了有挣钱能力的岁数,不过他们并不急于谈婚论嫁,也不急于置业安家。他们选择与父母同住,省下日常生活基本花费,每天起居有爸妈伺候,穿戴讲究,出入有车代步,不为生计操心,过着吃得好、穿得好、玩得痛快的生活。他们就是被人称为“寄生族”的那一小撮。 寄生于物质时代 生于1972年的Carol,1985年随本是广东籍的父母从北京南下深圳,1994年从深圳大学毕业后跳过N次槽,现在深圳一家法资企业任事务襄理,月收入近万元。 Carol拍拖8年还没有结婚的意思,和父母住在一起,每个月意思意思给1000元家用,也帮忙付钟点工(如果父母想起来抱怨她不做任何家务的时候)。剩余的用来买保险及个人花费,每个月存约1000元(父母逼迫的),她承认自己比身边的已婚人士手头充裕很多,至少不必供楼和养车(出门就招的)。每天早上爸妈叫醒起床上班,否则不到凌晨2点不睡觉的她是万万醒不来的。早餐是父母打包的早茶或是一品轩的点心,晚上下班妈妈已经准备好数菜一汤(注意,这汤可是那种没有几个小时煲不下来的,Carol认为她夜夜笙歌还能保持如此精力和肤色,汤的功能是万不可没的)。不过通常她不会在家吃晚饭,但是汤是一定要回家补上的。衣服和袜子如果不用送去干洗,大可随手丢进洗衣机,然后打车出门,回来后妈妈肯定已经把衣服晾好,烫平。
“说我们是在家吃父母,出外花自己的‘寄生族’?无所谓啦,我的圈子都是这样的,没有殃国害民吧?” 记者向10名单身而仍住在父母家里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人了解,尽管没有听过“寄生族”这名词,也不介意这种说法,但都或多或少承认自己身上有着“寄生族”的特征:不用缴房租或分期付款买房,不用缴水电、煤气、电话费,也没有孩子的花消,所以才能摆出“一掷千金”的豪气。穿喜欢的牌子,开车(10人中有车6人,其中2人是用父母的车,打的代步2人)出入各种高档消费场所,一高兴还要出去旅游一下。他们的父母年龄一般在50至65岁,多数都还身体健康,大部分人还在就职(在深圳工作了10余年),经济上有一定实力,所以也不在乎“寄生族”在家“蹭饭”。“寄生族”们偶尔出现超支,还可以卖卖乖向父母伸手要些“补助”(当然旗号最好是充电)。而稍微节俭些的,自己还可以每月省出一笔钱。给的家用由300元到1000元不等,而父母大部分都有工作和积蓄,并不怎么需要那几百块。给300块钱家用,其实也只是意思意思而已。如果父母要到1000元,那就肯定是帮你存起来。 花钱不犹豫,奋斗没力气 在吃住上有强大的“宿主”——父母可以不断提供养分,“寄生族”在消费上为所欲为的同时,工作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受访的10个“寄生族”中,就有4个表示有辞职的打算,有些想出国深造,有些想转换工作。而去年9月份起,就一直赋闲在家的hanny的状态或许反映了这群年轻人率性而为的心态。 生于1974年的hanny父母是印尼归侨,1987年来到深圳,高考成绩进北大没有任何问题的她却只选择了深圳大学。1996年很滋润地过完大学生活后,没有到任何单位报到,而是在家复习,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及TOEFL,1997年赴美读研,毕业后在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同年通过美国律师资格考试,1999年回国。其后在一家以薪水和压力同级的港资律师事务所工作。2001年hanny以想休息一下为由辞职,至今。 以类似理由辞职的还有她中学的一个男同学,大学毕业后在华为工作一年,感觉辛苦,然后赴加拿大,据闻可能在读书,也有传闻是在晒加拿大的太阳。 工作了5年,打算在明年中辞职到英国念书的苏隽(28岁),就坦言这种寄生生活让他实现了梦想。“就是因为寄生在家里,没交任何家用才可能5年存到十几万元去读书。当然家里还格外资助了一些,有时候想想会觉得自己有点自私,父母忙碌了一生,都为了自己的儿女,到头来儿女却只会照顾到自己的梦想,但是幸运的是,父母其实也很支持我去深造,他们认为我的本科学历将来肯定是不够的,现在都已经加入世贸了。我爸说将来他百年归老,一切还不是归我们。与其彼时我们挥霍还不如现在智力投资。我不知道‘寄生族’的说法,但是有人叫我们‘二世祖’我是知道的。”
结婚不着急,婚后懒生育 在一次深圳某中学同学毕业10周年的聚会上,记者发现一桌平均年龄为28岁的女生仅有2人结婚,1人已经恢复单身的身份。生长在相对富裕的家庭,寄生族们享受父母提供的生活品质,除非他们相信独立生活或者结婚以后生活品质不降低,否则他们宁愿继续“赖”在家里。不知不觉已经缺乏自我提升的动力。 单身“寄生族”的日子,是不用做太多家务,没有养家糊口压力的日子。一旦结婚脱离了“寄生”,女性就要开始做家务,男性就要吃苦赚钱,所以结婚也就不被列为“箭在弦上”的事了。 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打算结婚,寄生男女都希望继续找他们这一群落的,对于一些男生,他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找一个人毕业来深圳的女孩,婚后会面临家里成为接待站的危险,而且不容易知道根底。对于女生,如果男孩子的目标是这些女孩已经在家里享用的买房买车,那么无疑两个人就没有了共同的生活奋斗目标。采访中也有2个“寄生族”的女孩找了外地来的男朋友,但是无疑这是属于那些可以称为“绩优股”的精英分子。
比较经典的故事是:一对去年新婚的本也是从中学同级到大学同班的班花与班草,只是当时均自恃甚高,直到大学毕业也都名货无主,毕业后分头出国留学后回国工作,2000年的某一天,两人邂逅于香港,一人在香港做期货,一人是美资驻港的代表,同窗10年不如异地相见一面,遂开始正式拍拖,直到拉埋天窗。葛瑞带着当年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回家见父母时,其妹惊呼,你不是我的中学师妹吗?现在居然要当我大嫂?其实对于33岁的葛瑞而言,结婚没结婚基本没有任何区别,让他庆幸的是他找的太太也是深圳的“寄生族”不说,而且两家直线距离不到800米,所以夫妻两人继续赖在家里,每天的讨论是今天在公婆家还是到丈人家吃饭,30岁才结婚的葛瑞觉得结婚既少听了父母的唠叨,还可以继续享受寄生生活,实在划算。而对于葛瑞的父母,他们认为儿子还继续留在身边,很让他们高兴,家里有个大小伙子的感觉毕竟很安慰,况且又是独子,对于他的岳父母而言,他们高兴的也是钟爱的女儿留在身边的现实。因为觉得自己的孩子都还没有长大,所以让葛瑞夫妇更开心的是他们没有老人要求抱孙子的压力。 葛瑞太太的哥哥在银行工作,所以顺理成章婚后分到新房,只是这套房子一年多也没有入住,直到一年前寄生的父母家传言会旧房拆迁,才急忙装修,不过花数万元装修的厨房虽然摆满现代化的厨具,但一年下来仍崭新如故,因为待拆迁的风声已过,他们继续他们的寄生生活,新屋成了周末度假的临时旅店或是哥儿们聚会的去处。 青春的食客,寄生的贵族 有人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寄生族”无不把这句话当做心灵鸡汤和经济学原则,并身体力行着。 在东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寄生族”选择和父母同住。有专家认为,与其把“寄生族”视为享尽一切福利的懒惰虫,不如说是中国的文化伦理分量,让年轻一代无法好好展现自己。有人认为“寄生者”可能好逸,但并不一定恶劳,“寄生族”住在父母家,还是基本做到给家用、做家务、照顾父母等,并且通常家庭和睦和父母有很好的沟通。 而对于“寄生族”的长辈来说“寄生族”的生活方式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令他们难以接受。在他们眼里,这是一群不会过日子而又长不大的年轻人,与自己当年的精打细算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因为父母们同样也看到他们所遭遇的时代状况:一上学就遇上了市场经济,一毕业就明白了国际化,一交流就用上了互联网,其实他们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不再有谁还指望靠攒笔钱来养老,那是过去式。时代不再轻松、未来不一定会更美好,所以父母们可能很难欣赏这种生活,但是也只有表示认同,甚至在内心深处,他们会觉得自己在当年40多岁时,做出举家迁徙深圳的大动作,其目的不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过上现在的生活?所以他们通常在放纵孩子的同时,也比较清醒地看到孩子的将来,与其留钱,不如智力投资,所以他们认可他们的孩子当年自费读大学,后来的自费留学、培训,容忍他们工作上的如此反反复复,甚至出钱投资让孩子们学习炒股票、做生意而不计较成败。 这样的一群青春食客,经济上寄生在父母旗下,而心理上却寄居在无尽延长、不愿成长的青春尾巴。社会学者指出,构筑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主要在基本消费,而不是买名牌、进娱乐场或是旅游等所附加的消费。深圳寄生族和父母住在一起,不租房,不买房,电视、洗衣机、冰箱等电器和父母共享,车往往还是开老爸的,因此在基本消费上的支出微乎其微,可以说对经济成长一点儿贡献也没有,而且“寄生族”把精力都放在消费、玩乐上,担心负责,害怕付出或许已经是“寄生族”们的心理特征,这种自爱自恋自宠的心态,这样的依存主义的抬头,会让“寄生族”丧失了企图心,相对的削弱他们对国家及社会的参与感及责任感。 当心中依然眷恋着青春、眷恋着原始家庭的美好,如何要他们选择踏入婚姻,在这样一个物质时代去承担一个全新家庭的负担?在这个时代,婚姻早已被“神圣化”与“梦想化”了,与父亲或母亲的高依存度可能远远大于对婚姻的渴望与憧憬。 而即使结了婚也多半不愿舍弃对原有家庭亲情的恋眷。对于已婚“寄生族”这种即使结了婚仍躲在巢穴里与“坚强”的上一代互相取暖,优游自在如浮萍般度日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大家庭的某种程度的复生,不如说是因应社会变革下的新形态婚姻与家庭的概念重整。这样复杂的两代依存关系,已是远远超乎用社会经济学角度所能探查到的“寄生族”未婚化、少子化的黑子现象。 虽然我们现在可以庆幸选择“寄生族”的生活状态毕竟是一小部分人,但可以预言的是,这样的族群似乎并不会越来越少见。当新的一茬有志青年开始在这个新城市进行新一轮努力拼搏后,成功的他们是否又会创造他们的下一代“寄生族”? 关于“寄生族”的若干细节 生活:与父母同住 相关资料: 台湾 根据最新公布的《台湾地区社会发展趋势调查报告》显示,整个台湾地区处在适婚年龄而未婚且仍与父母同住的人口,达到215.9万人,几乎占这个年龄段总人口的40%。 台湾地区初婚年龄越来越往后延,1981年男性平均在27.1岁结婚,到2001年男性初婚年龄已经为30.4岁,女性也超过了26岁才结婚。 未婚率方面,以晚婚但仍适婚的30至34岁这一组来看,1994年时男性的未婚比例是29.4%,到了2000年,已经升高到35%;女性同期也从15.3%增加到20%。 每个妇女生育子女数,也从1981年的2.4个降到2000年的1.56个。台湾时事杂志《新新闻》就此做了一个深入的社会报道专题,并打出“台湾每10个人就有一个是单身寄生贵族”的标题。 日本 据统计,新兴寄生贵族如今在日本多达1000万人。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针对此一社会现象深入观察分析后,完成了作品《单身寄生时代》,引发社会共同关注。 新加坡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2000年度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10年来华人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6.9岁,华人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约为29.3岁。比起10年前,新加坡年轻男女的成婚年龄都往后移了两岁。 编辑:湄 来源:深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