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次崔永元炮轰《手机》时有人提到“崔老师的电影理解力”，说“一个在道德上无比崇高的人可能从某些角度在某些人看来是个二傻子”，的确，崔永元对中国电影尤其是老电影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他的“偏执”也是令人侧目的。轰完《手机》，骂完《无极》，哀叹“中国电影已死”之后，他又口不择言地说“李安不是华人骄傲”，小崔说话的勇气值得肯定，但炮轰问题考虑的视角恐怕得见仁见智。
倒不是认为崔永元有“我才是华人骄傲”的潜台词，也不想断章取义地揪住文字个人攻击。可惜这些真的不是“睡眠障碍综合症”的临床表现，也不是“精神抑郁症”的并发症状，更不是几颗安眠药能解决问题的，主人翁意识的强迫记忆，舍我其谁的疯狂自恋，或许真要像当初丁武回敬窦唯时说的，心态乃至心理的调整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首先，不仅仅红色经典电影才叫优秀的中国电影，它应该仅仅是中国电影的片型之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判断，老电影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像郭兰英一辈的老艺术家们是值得让人敬爱的，但同样都只是一个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产物，那是属于红色的中国的文化特征。可惜在崔永元带有强烈个人烙印的价值观中，或民族主义，或抱残守缺，或因循守旧，只有那些鬼子汉奸时代产物的影片才是好片子，改革开放之后的片子由于过于商业而成了“堕落”。李安在谈到中国电影时曾说，中国的市场从口头上来说是比美国还大的，但主流的大众文化目前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的片型还没有建立，观众的口味还没有建立。中国电影百年跟美国百年是不一样的，100年下来，美国建立了很多的片型，它的路数都有一个标准。中国的电影道路没错，多元文化，市场调节，问题难免，但方向正确。什么是“中国电影的堕落”？不是手机，不是无极，而是坐在数码时代的全球村办公室里却整天陷在那个“高大全”的历史中“畅想”几分几毛一场电影的那个时代庞大的几十亿。
其次，公众人物的个人观影感受和个人实践并不能代表“三个代表”。公众人物的确有着这样那样的话语权优势，也必须具备鲜明的个人特色，但请不要把个人的意识形态及个人喜好强加于其他个人乃至大众。“中国电影人不要再愚弄观众了”，崔永元的这句话，有时候反过来对他自己说或者更有理有据，《电影传奇》的操作模式是不是更像自己在玩“过家家”？这种个人代入老电影和恶搞有什么本质区别？老电影歌曲串烧大碟《宁死不屈》起到了成效吗？请容许我更恶毒地说下去，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自己的个人喜好能够放在一个公共强势平台上实现已经是多么自私的“便宜”，不是质疑这些东西不该做，只是实在没有必要夸大自己或者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甚至还要扮演“中国电影的拯救者”。放炮是个人权利，但也不能滥用公众人物的话语权来强拗民意。崔永元一直说现在中国电影的炒作已经进入了恶性循环，而如今他主导的大型电视行动《我的长征》从根本上来说也需要商业炒作介入，没有纯粹的教育，商业同样不拒绝真诚。
第三，电影评论的扭曲变形，电影评论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从崔永元对《手机》的道德审判，再到之前叫嚣的“中国电影已死”，动辄扯起“挽救中国电影”的虎皮，出发点都是好的，没有人否认对于中国电影的热爱之情。有人拍电影就得有人评电影，这于电影业良性发展本十分必要，可惜评论尽皆疯狂、尽皆叫骂，缺乏中肯点评及实质建议，这也是中国电影评论界一直的诟病。来看看崔永元的建议，“大量引进国外大片让观众感到反感，这样才能让中国观众重新迷恋中国电影”，“我希望李安导演脑子里揣着更大的梦想，就像早期情报员打探情报一样，他会进驻好莱坞搞清楚好莱坞电影的套路，为华人拍电影，为华人挣钱，打造华人的电影”，倒也算浮想联翩。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条英特尔公司前CEO安迪·格鲁夫提出的金科玉律，一直被IT和互联网精英们奉为座右铭，但这在娱乐经济的抵死缠绵和市场经济的巨大杠杆下，在没有风投、没有概念股的电影领域内，偏执狂只能死路一条。网易的网上调查也从另一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它的标题是这样的——崔永元说李安不是华人骄傲，你觉得他心里其实更想说“华人在外国拿奥运金牌，就不是华人的骄傲”，还是“华人不爱看《我的长征》，就不是华人的骄傲”？
编辑：尔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