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倒在章子怡红色长裙下的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电影迷，评委会主席“欧洲第一夫人”凯瑟琳·德纳芙又刚在我们的上海拿了个“杰出电影艺术贡献奖”，于是，威尼斯很慷慨地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贾樟柯、刘杰们的双双捧奖“前所未有”，金狮的再度青睐让“第六代”找到了尊严和希望。他们找到了超越第五代们的旗手，也找到了书写“请大家相信中国电影”的信心。
这样的表述一定会让人觉得我的心态有问题，这是一件值得普天同贺的好事，但是在举杯的同时我们亟需有冷思考的自省。
和威尼斯提倡的着力刻画另一种文明中异常的生存状态相契合，贾樟柯一直以此个人风格备受威尼斯推崇，从《站台》、《世界》，到如今的《三峡好人》都暗合了欧洲电影节的审美体系——多元变化之中对社会底层的人性关注。《三峡好人》拍摄于古老的奉节县城，这里因为三峡水利工程的进行而发生着巨大的动荡：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无数家庭被迁往外地，两千年历史的旧县城在两年之内拆掉并将永远沉没于水底。“变迁中的三峡”这样的题材显然是直奔威尼斯的胃口而去。
36 岁的贾樟柯虽然已经在世界各地获得大大小小20多个奖项，但同许多第六代导演一样，一直面临着“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去年他拍摄的投资1200万的《世界》虽然在欧洲频频获奖，但公映后在国内只收回不到400万元票房。如今的《三峡好人》投资800万元，据说在国外市场已经能卖个保本价了，但在国内能捞到多少票房呢？或者能吸引多少国人的关注呢？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已经渐渐呈现：就算当我们出墙了也闻不到香味，怎么办？越来越多的电影节金奖影片开始遭遇冷视，比如最近两年的金熊奖影片（南非的《卡雅利沙的卡门》和波斯尼亚的《格巴维察》），在获奖之前与得奖之后，几乎都没能引起国际主流影坛的关注和赞誉。“我们还需要电影节吗？”《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一期署名文章发表了如此的观点，“国际电影节的衰落，正是当代电影文化的一幅镜像，它反映出世界电影创作走向与评价体系的世俗化趋向，凸现今日电影作为大众娱乐而非精英文化的历史转型”。无论是从经营状况、销售行情、成交额度、观众流量还是媒体聚焦等方面，世界几大电影节都在走下坡路，通过电影节来拉升电影市场的手段已渐成昨日黄花。
不要为了获奖而获奖，或者为了获奖而拍片，那会酿出又一种“应试”型电影的悲剧。如何取得国内关注和国外获奖的平衡，如何取得艺术和市场的双赢，这是一个天问。拿回一堆刻着洋名的金杯银杯，再也难以吸引影迷的目光，再也不能转化为影片的票房大卖，艺术光环在商业电影占据绝大部分创作资源的当代仅仅就是口水而已，张艺谋、陈凯歌乃至最近的冯小刚们都深谙其中滋味。虽然刘忠德们都在指责《疯狂的石头》不伦不类乱七八糟，但这的确是如今群众观影水平下艺术和商业的最大交集。
一向追求精神、以艺术片至上为宗旨的威尼斯电影节们，如今却成了“沉重的肉身”，墙内开花墙外香往往成了“戴着镣铐起舞”。煤矿工人韩三明从汾阳来到奉节，寻找16年前被公安解救回去的妻子，两人在长江边决定复婚；而女护士沈红从太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却在三峡大坝前决定分手。《三峡好人》表面上讲的是有关寻找的故事，其实说的是“选择”的重要性，男女主角通过他们在感情选择上的决定来获得一种自由和自我尊严的实现。生活需要更多的自尊和很强的行动力，中国电影同样面临寻找和抉择的主动精神及行动力问题。单这一点，《三峡好人》已经值得期待。
编辑：尔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