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看完《鬼子来了》，有一种失重的感觉，好象自己掉在了一架没有砝码的天平上。我在想，那一边的砝码该是什么，该是另一个民族？

　　从快捷的剪辑中，我发现了剪辑师那双隐藏在屏幕后面笑眯眯的眼睛。他在五舅老爷们那些意味十足的面孔上发现了喜剧，那些惊恐、慌乱、紧张、自以为是，一定让他感到了快乐。

　　于是，悲剧的形式改变了，喜剧在无限地拉长，被生生地拉成了一个悲剧。与那些泛民族主义的高屋见瓴相比，我更想说说我那一刻的疼痛。

　　马大三为了什么？为了摆脱个人的恐惧？难道无数种个人恐惧加起来、无数种自私加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伟大的深刻，伟大的洞彻？

　　如果你是马大三你会怎么办？杀了鬼子这个狗日的，还是像马大三一样，把他送回去，再与鬼子们联欢，用我们的独唱与他们的合唱对歌，然后一起谱就伟大的人类主义？

　　为了这种人类主义，姜文让马大三作了最后复仇了，极为个人的复仇了，也极为个人的含笑九泉了。

　　也是为了这种人类主义，姜文把那个可爱的国民党的也变成了人类主义的战士，他的伤痕也顾不上管了，为了维护国际正义，民族与个人的疼痛算得了什么！

　　难道这样的疼痛，真算不了什么？

　　可以说，姜文把黑泽明老师对待农民、对待妇女的态度都学来了。但黑泽明老师的武士精神呢？那种悲悯与人道呢？黑泽明在民族的内部选择了一种对立与反衬，而姜文没有。

　　他让一切都轻飘飘的，可以飞了。

　　为什么？如果我说他过于去追求宏大的姿态、过于看重诗意，过分地用泛民族主义去迎合一些人和一些评奖，是不是过分了？

　　在德西卡的《悲惨的青春》获奖之后，就有人站出来指现他的唯美主义，这些西方人怎么了，他们不懂伟大的人类主义吗？

　　在看完《鬼子来了》之后，我又找出尤凤伟的原作《生存》看了一遍。

　　我发觉，一个价值与生存思索的问题出现了，它以不同的方式埋藏在尤凤伟与姜文不同的内心，它就是一场悲与喜、伤感与诗意、深沉与飞扬、沉痛与幻觉之间的战斗。

　　尤凤伟的小说及剧本《生存》搭建的是一个生死纠葛的悲剧框架，在构造用鬼子的命去换粮食这个故事时，尤凤伟反复地渲染了饥饿这一前提，村庄在饥饿的步步紧逼之下，进入了困境，“鬼子”的突如其来，虽然带有荒诞性，但荒诞在生存的严酷现实面前，根本微不足道。农民是迫于饥饿的压力，打消了处死鬼子的念头，他们怀抱着纯洁与真诚，想得到比鬼子的生命更具意义的生存支持——粮食。后来，乡亲们被凶残的鬼子杀害了，民间领袖赵武开始了带有鲜明群体情绪或者说是家族情绪民族情绪的复仇。

　　假如我作一个比喻，我肯定愿意将尤凤伟的小说及剧本所阐示出的一切，包括荒诞在内，比喻成麦子，它结结实实地从大地窜出来，展览的是生存的压力与痛苦。它升华起来的是一个大地式的灾难意识，“鬼子来了”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事件，它改变不了人对生存的迫切要求，它只是一个引子、一场冲突的核心或者是一个话题，它是悲剧的牵引者，但不是悲剧的源头。

　　我觉得，尤凤伟期望的是通过一种微观的生存价值选择、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在战争时期的生存选择，来搭建一种最世俗、最简单的价值，而这种价值以及与这种价值相依偎的命运可以产生出强大的折射力，抵达到每个现实生存的内心。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这是一种悲壮的理想主义。这正像尤凤伟在剧本最后把失落的村庄置于水底一样，梦想与怀想中的它已经成了一道景观，一道无法割舍与抹却的景观。

　　也许有人说尤风伟“土”了，那么我们想想姜文是怎么“洋”的吧。

　　如果我把这部影片比作“我为何不能杀人”的荒诞喜剧，不知有没有人反对？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鬼子来了》当中，生存不是影片的决定因素，“鬼子来了”这个偶然性事件才是故事的核心，姜文要玩得是一个“偶然来临”的喙头。

　　把这样的大师级主题拿出来，再加上人类主义的博大，还有什么能抵挡呢？如果也作一个比喻，看来《鬼子来了》注定只能是蒲公英了，它们随风而来，又在风中夭折，而后就消失了。

　　消失了就一定是“升华”吗？虚无就一定没有尽头吗？

 编辑：尔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