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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豆》 |
| 2003-11-17 11:17:04 ｔｏｍ 龙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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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讯 《菊豆》改编自著名作家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刘的作品数量不多,“从文以来发表了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十余部，短篇小说数十篇，数量不算廖廖，质量确属平平，无从称道。”但他的小说倒经常被改编成电影.除《伏羲伏羲》外，更有《黑的血》（《本命年》）、《万家诉讼》（《秋菊打官司》）等.据说刘恒做编辑时连退稿信都不会写。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某小镇上的染坊主杨金山(李纬饰)折磨死了两房太太，买进小他三十余岁的王菊豆（巩俐饰）续弦。性无能的杨金山对其百般虐待。染坊伙计、杨金山的侄子杨天青（李保田饰）对菊豆由怜生爱，两人私通,生得一子，金山喜出望外，以为己出，取名天白。但不久金山中风，半身不遂，菊豆与天青更加肆无忌惮，得知真相的金山屡次欲对天白下手，反而误坠染池丧命。被迫分离的菊豆与天青只能暗地来往。10多年后，天白长大，外人的闲言碎语使他无比仇恨生父，遂在发现地窖中重温旧梦的天青和菊豆窒息昏迷后救出母亲，却把生父丢进染池淹死。菊豆万念俱灰，一把火点着了染房——让一切罪孽化为灰烬。
即使在今天看来，《菊豆》依然是大陆最震撼人心的电影之一。这不仅是因为题材本身，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张艺谋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如他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拍《菊豆》是我第一次从摄影师的角度转换成导演的角度，这部影片对我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菊豆》之前我拍电影一直是站在摄影师的角度，不太重视调动演员，不太重视挖掘人物内心，更注重的是电影的整体风格、造型和视觉冲击力。《菊豆》虽然仍有“染布作坊”一类形式感的东西，但却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屁股坐到了导演的位置上。再比如《菊豆》之前的《红高粱》，影片中那种狂放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姜文的表演。姜文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演员，所以他演的那个人物就非常有光彩。反过来再看《红高粱》时的巩俐，就能发现导演的功力还局限在只能提供给演员一个很好的造型与形象。仅仅两年之后，巩俐在《菊豆》中的表演就有了质的飞跃。这就充分暴露出《红高粱》时期我作为导演还不会导演，对巩俐这样的新人我就无计可施，但是自己会演戏的姜文就帮了我的大忙。”
《菊豆》具有一种希腊悲剧般的力量。在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展现了三代四人之间剧烈的情感冲突，他们各自痛苦的内心世界，他们彼此纠葛的爱恨情仇，他们与社会伦常的屈服和角斗，其两军对峙般的惊心动魄实乃中国电影所罕见。全片从头至尾紧凑异常，悬念迭起，其内在的张力和戏剧冲突如密集的雨点砸在每一场戏的每一分钟，毫不拖泥带水。
片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地点是“序秩堂”。该堂位于徽州的黟县南屏村，分上、中、下三厅，下厅是吹奏鼓乐的地方，也可以搭台演戏。中厅为礼堂，可举行祭祀仪式，上厅为享堂，楼上放置本族的祖宗牌位。祠堂高大威严，人处其间必产生敬畏之情。参加祭祀还有严明的规定，包括与祭人员要穿戴与身份相应的衣冠，祭品的定式，等等。通过参加这种场面宏大、礼节繁多的仪式，可以增强族众对所在宗族的自豪感。有的家族还规定，年龄稍长之后的男孩子都要参加宗族内一些礼义和祭祀活动，以使他们从小掌握做人的规范，懂得各种礼节，形成特定的思维模式。可见,祠堂实质上是一个家族精神教化的圣殿。影片结尾安排菊豆一把火烧了祠堂,可谓革命理想主义的激情之举
影片的主要演员巩俐、李保田自不必多说,值得一提的是扮演杨金山的老艺术家李纬。李纬原名李志远，原籍江苏常州，1919年生于河北石家庄。参演的第一部影片是沈西苓导演的《中华儿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任观众演出公司演员，除演出话剧外，还在上海实验电影工场、文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浮生六记》、《小城之春》中扮演主要角色。仅《小城之春》一部影片也足以使他光耀影史。在菊豆中他扮演的杨金山基本没有肢体语言，完全靠眼神表现那股恐怖变态的恶毒心理，其精湛演技简直让观众不寒而栗。当时已年逾古稀的李老能做出这样的艺术选择和献身，着实令人钦佩。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菊豆》一片在中国难逃被禁的命运，然而即使在国外风光了一圈之后，它还是遭到了众多国人的非议。比如说它刻意迎合了西方的观光/猎奇心理，诬蔑了中国人的形象等等，其中最有高度的指控是：张艺谋是在西方获国际大奖的具有后殖民倾向的艺术贩卖者，他通过把东方华夏文化的通奸、乱伦等丑陋习俗营构为一种“神话”与“寓言”赤裸裸地展览给西方人看，以一种文化的猎奇与艺术的表现力图为西方人铸造一个神秘的“东方神话”及“东方寓言”而提供可能性。
但客观的说，张艺谋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先行的导演，对《菊豆》(或者其他类似影片)的评价首先应该是一个对艺术品的评价，而关于其引起的种种跨文化问题，周蕾在《原始情欲：视象、性、人种志与当代中国电影》一书中有过比较到位的分析.比方她指出《菊豆》刻意加入了染坊的场景，是以一种斑斓的色彩营造出第三世界的差异感，是建构一种对"中国"的跨文化商品物恋。再比如她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做給外国人看”──会很容易将问题导向错误的方向，使我們误以为要突破表面的形象，寻找深层的意涵，彷彿只要我们能够找出自己的真实的深层意义，外国人便要深入观察我们，不能再以想当然的方式虛构我們。这個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策略在周蕾看来只会將问题导回“原始”的向度，再产一种以纯正"中国"为中心的排他性，到最后只会巩固使西方凝视合法的文化政治。张艺谋能够成功诱惑观众，使他们停留于影象的表面，而影象的重要性正在于解除深度。因此，如《菊豆》的电影並非无知的满足东方主义者的偷窥，而是自觉的自我暴露，以一己的肉体回看偷窺者的凝视。这种自我暴露实际上是一种抗衡的力量。
无论如何，《菊豆》都是一部给中国电影带来巨大荣誉的杰作。它是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第一部中国电影(1991,第六十二届，败给了瑞士影片《希望之旅》)，在1990年连获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之一，法国第四十三届戛纳电影节首届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西班牙第三十五届瓦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金穗奖/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以及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节的金雨果奖。(一个小插曲：在当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外国影片委员会举行的招待酒会上，获选入围的五部外语片的导演和制作人均应邀参加，唯独中国电影《菊豆》无代表出席，据说中国官方为张艺谋缺席提出的理由是工作忙走不开，但又据西安电影制片厂有关人员讲，“张艺谋现在并不忙，完全走得开”)
另外， 《菊豆》还曾经被香港舞蹈团改编为大型舞剧，于99年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
编辑：陈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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