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学院故事：追求深藏不露的侯咏 [南方网娱乐]

　　对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众多才华出众的摄影师来说，“摄而优则导”似乎是一条很普遍的规律。比如侯咏，这位拍片最多的第五代摄影师为公众所知，却是因为他自己导演的一部电影《茉莉花开》。当然，与同班老乡张艺谋相比，侯咏执导筒的时间要晚了很多。也许，这与他们两人的个性相关。侯咏说自己追求的是深藏不露的风格，而“老张”比较着急显示自己，当然，他的原话说的只是两人摄影风格的差异。

^{和当年电影学院里的那个学生相比，侯咏不变的是瘦削的脸形，改变的是心境。本报记者徐万涛摄}
^{当年在电影学院旧址公车站前的侯咏（左）和吴子牛。}

　　■人物

　　侯咏

　　1960年9月生于西安，入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毕业后分配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后转入深圳电影制片厂。其掌镜的《晚钟》、《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4部影片获国际奖项，《孙中山》、《鸦片战争》等5部获国内奖项。其本人曾获“金鸡奖”最佳摄影奖、中国电影摄影学会优秀摄影奖等奖项。

　　至今已经拍摄了20多部影片的侯咏，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中拍片最多的一位。侯咏为前后数代导演掌镜，他与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等第五代著名导演有过合作，其中《猎场扎撒》、《蓝风筝》等影片是第五代的代表作品。

　　此外，侯咏还与第三代的谢晋（《林则徐》）、第四代的丁荫楠（《孙中山》）等有过合作。

从西安去北京的第五代专列

　　新京报：你是如何考入电影学院的？

　　侯咏：这是一个充满偶然的故事。我一直喜爱美术，从上中学开始就一门心思想上美术学院，也就放弃学数理化了。恢复高考后，我全身心扑在绘画上，想考中央美院。这时，从幼儿园起就跟我在一块的同班好友志磊告诉我，他和我的另一个哥们王小列在报考电影学院，叫我一起考。他们都是西影子弟。

　　一天上午10点半左右，我挺烦地一个人溜达。

　　这时，母亲领着两个人走过来，说这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想看看我的画，我就带着他们看了，他们很感兴趣，问能不能带走两张，我同意了。后来，老师向我交底我才知道，他们看了美院西安考区所有初试考生作品，我是水平最高的。

　　两个老师临走前问我愿不愿意考电影学院，有了前一次的经历我当然回答愿意。于是，他们下午就给我带来了复试的准考证。复试后，我被顺利录取了。不久，美院也录取了我。但是，说来奇怪，在参加完电影学院的考试后，我全部的兴趣都转到电影上来了，对美术反而有点提不起劲头。同时，传来志磊和王小列也顺利考取的消息。

　　电影学院摄影系78年在西安考区总共招了6个人。我们约定坐一趟火车去北京。

　　在火车站广场，我第一次见到张艺谋、赵非和顾长卫。我们坐的是硬座，我记得整趟旅途，几乎全是张艺谋在说话，给我们讲《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把我都听呆了。顾长卫则一句话都没说。

刚到电影学院感到很自卑

　　新京报：现在看来，你们这6位来自西安的学生，在第五代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摄影领域。你们刚到电影学院是什么情形，据我所知，78届比较独特的一点还在于有众多艺术世家子弟。

　　侯咏：我刚到电影学院感到很自卑。这一方面因为我是小地方出来的，一方面因为周围确实有不少艺术世家子弟，他们在我眼中就是贵族，我看他们都是仰视。不过，这只持续了一段时间，不久，我发现，我们这些西安出来的并不比他们差，各方面素质都不错。学业且不说，这是有目共睹的，就说体育方面，无论足球、篮球、排球都是我们6个组成一队，对抗他们各省联队。

　　新京报：你所说的自卑感有没有影响到你与北京学生的交往，你们6个西安人在学校是不是一个比较孤立的群体？

　　侯咏：这种自卑只是我个人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已，是自己给自己施加的。事实上，人家并不会真的这么看我们。而且在摄影系，北影子弟并不是很多。西安人也不像上海人地域观念那么强，不会那么抱团，大家的交往一直都比较正常。

　　新京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艺氛围比较开放，新思潮开始冲击艺术观念。你有没有这方面感受？说具体一点，在当时电影学院有没有追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艺术思潮的风气？

　　侯咏：大约在大二大三的时候，这种风气逐渐形成了。尤其在导演系，摄影系倒不是非常明显。当时最火的电影是《八个半》和《去年在马里昂巴》这样的影片。但从我个人来讲，虽然也很崇尚这些大师作品，但并不非常喜欢那种形式感很强的东西。我喜欢《泥之河》、《苦海余生》这样的电影，喜欢海明威的小说，不喜欢特造作的东西，比如像勃郎蒂的小说。

　　那时，我与许多同学一样钟爱欧洲电影，特别排斥好莱坞电影。尤其是在看过《化身博士》后，我十分厌恶好莱坞电影，感觉他们除了技术出色，没有任何灵魂。

　　新京报：谈谈你的毕业分配好吗？

　　侯咏：在拍完《红象》后，我们回到学校，交毕业论文，等待分配。田壮壮问我想不想去儿影，我当然愿意留北京。他说看于蓝能否争取个名额。但是，学校有个规定，留京名额要先考虑北京学生。那年摄影系有13个北京的，只有12个留京名额。我自然没戏。我第二志愿，是去西影，因为家在西安嘛。那年几个大片厂都不进人，最后西影只下来3个名额，还有两个是别的系不要的转到了我们系，最终，志磊、赵非和顾长卫这三个西影子弟回了西安。我被分到了峨眉厂，理由是四川是离我家最近的地方。

　　张艺谋则要等所有人都挑完了再分配。因为他是被破格录取的，在进电影学院的时候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旦成绩不好，或出现任何问题，随时可遣返原籍。好在，他成绩一直不错，也没犯过任何错误，顺利毕业了。那年，广西和潇湘缺人，张艺谋和很多没有好去处的都去了广西厂。

刚到峨眉厂时，天天扫地

　　新京报：刚到峨眉厂的情况如何？

　　侯咏：与我同时分到峨眉厂的有王小列和张丰毅等人。我去了以后当上了摄影助理。刚开始几个月天天扫地，就扫摄影车间门口。后来车间主任看到了，说你写个入党申请书吧，我说我离党员还差很远。后来，厂里上了个戏《红叶铺满小路》，就叫我当大助理，实际是干副摄影的工作。这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已经很难得了。这个戏有3个助理，拍到中间有个助理怀孕经常回家，实际就两个助理，我什么都要做。

　　后来，摄影病了，因为我们这部戏可能是最早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的戏，所以耽误不起，摄影就让我掌机。结果，我还超额完成了任务。此后，再有戏，我这师傅就放手叫我拍了。1983年夏，田壮壮到峨眉厂找我，说要我跟他一起拍《九月》。我们当时也听说，广西那时正在筹备《一个和八个》。那边是两个摄影，《九月》开始也打算用两个摄影，但我们联系了几个都不成。于是，就由我一个人担当摄影。这是我第一部独立拍摄的影片。我那时开始迷恋摄影机深藏不露的风格。当时，立下一个宗旨，要让自己拍出的东西像一个50多岁的老摄影拍出来的，在基本功上对自己要求得格外严格。

　　新京报：这种风格与张艺谋的《一个和八个》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吧？

　　侯咏：对，其实在拍《小院》和《红象》时，我们当时的这种不同就显露了，只是没有这么明显。拍《小院》时，我和田壮壮就经常在一块讨论，感觉我们有许多观点很投机。这也是他后来直接找到我的一个原因吧。后来，我们拍完《九月》，有一次聊天，说到《一个和八个》。我说我不大喜欢那种张扬，我追求的是深藏不露的风格。摄影跳出来会对影片的整体性造成影响。田壮壮一拍大腿说，这就对了，还是我们的路子对。我们还开玩笑说，老张的年纪大，比较着急显示自己的风格，而我们不必如此。

　　■纸上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