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往年一样，第5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在雪花纷飞之中揭幕了。
与往年不一样，今年来柏林的明星少得可怜。
开幕式上，勉强能够被称为明星的，只有在开幕片《雪饼》中扮演孤独症患者的、56岁的美国演员薛歌妮·韦芙。“红地毯上星光熠熠”这种老套的电影节报道用语再怎么牵强也实在贴不上柏林了。
没有那么多招呼要打，电影节主席科斯利克很清闲，甚至有空带着急待方便的女演员满处找洗手间——这被柏林报纸调侃为“全方位服务”。
需要明星来装点的红地毯越来越成为柏林电影节的弱项，尽管他们仍然在想办法。譬如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茱莉此刻正因私人事务在柏林，电影节曾打算在“柏林摄影机奖”中临时增设“特别慈善奖”，诱两位大明星入瓮，最终无功而返。
科斯利克只能强作欢颜忍受现实，谁让今年电影节正好夹在奥斯卡公布提名和颁奖秀中间呢？“我们请人来，可这时候他们得呆在洛杉矶为自己的电影拉票。这不是柏林的问题也不是电影节的问题，谁都想来，就是时间错不开。”他只能从更专业的指标显示这个电影节的实力：19部参赛影片中有17部是世界首映，这是在柏林创纪录的数字。至于其中的美国电影，只能请来两位年逾八旬的老前辈，罗伯特·阿尔特曼和西德尼·吕美特撑场。
德国政府非常捧场，文化部长诺尔曼出席开幕典礼，次日德国新总理默克尔光顾“欧洲电影市场”，转了45分钟。“欧洲电影市场”今年喜迁新址，规模扩大了近一倍，快赶上业界领头的戛纳电影节市场和美国电影市场，这也是柏林野心勃勃的新目标。最重要的是，柏林的电影观众确实值得这个城市骄傲，红地毯上的冷清完全不影响电影院和售票处的拥挤，公众售票窗口只开放了2小时，电影节前3天的票已全部售空。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005年德国电影票房经历了10年来最严重的下滑，观众入场人次下降19%。当地媒体总结教训，认为是大型商业影院对市场判断失误，只为吸引年轻人而做硬件和技术的更新，不同影院节目的个性越来越少。“我今年57岁，3年后不管愿不愿意，我就60岁了。我得开始为自己考虑。”科斯利克说，他的“考虑”是在2007年的柏林电影节新增一个单元，节目专为60岁以上的观众准备。
韩国人的新阵地
每年，各国记者都在自己的稿件中调侃柏林的寒冬，今年他们有了新内容：“对张东健来说，下这点儿雪算什么？”媒体们都知道韩国演员张东健2月6日在首尔国会大厦前的抗议，首尔的气温比柏林冷多了。张东健为参加正式展映的《无极》来到柏林，在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果然被记者要求表态——韩国政府减弱对本国影片的放映配额保护，你怎么看，会不会在柏林有什么动作？“不只是我，韩国的其他电影人对此都很失望。电影是一个国家的心智体现。”张东健的回答很低调。
但媒体对韩国影人仍然抱着极大期望。电影节第二天，《综艺》杂志的电影节特刊就在头版调侃道：“美国的经理们要小心了，接下来的几天，柏林可能会成为抗议韩国政府配额的最新阵地。”
柏林一向是各种抗议行动的优质舞台，当地媒体说将在“天才校园”座谈的韩国导演朴赞旭已经暗示，会在此表达他的愤怒。如果他真有动作，张东健很可能联手，人们甚至猜测朴导演是否会游说竞赛影片评委，也是他上一部影片《亲切的金子》的女主角李英爱一同加入。“他们会不会在柏林上演韩国最传统的抗议方式——剃头呢？”爱热闹的记者们显然非常期待看到李英爱评委的光头。
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大。2月13日下午，朴赞旭的讲座在世界艺术中心开场。主题其实是谈他的“复仇三部曲”，但主持人很快转到外界翘首以待的话题：“上周在韩国有3000多电影业者在首尔示威，据说您也在内，是否能讲讲眼下的局势？”朴赞旭先是做了澄清：“要说明的是，当时我在伦敦宣传《亲切的金子》，没能参加那个示威活动。事情的原由相对复杂，不只是因为电影，而是美韩之间贸易关系的种种牵制。我想政策的变化会为韩国电影业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不仅仅是韩国电影的事情，因为美国可以对电影这么干，也能对我们的其他产业这么干；美国能对韩国这么干，也就能对其他所有国家这么干。”
他又表态说：“现在在柏林，我倒是计划搞一次个人的示威。”记者发稿前，得知朴赞旭计划于2月14日情人节下午3点到电影节主会场外举牌示威。
《无极》实话实说
今年参加柏林的中国电影不多，正式展映但不参加评奖的《无极》是眼下最受关注的。
《无极》被海外发行商韦恩斯坦兄弟公司“退货”之后，日前被美国华纳影业成立一年多的子公司“华纳独立电影”买下北美与德国发行权。在发行商要求下，影片重新剪辑成103分钟长度，较国内公映版本短19分钟。柏林放映的就是这个“短版”。
“短版”的片头片尾做了改动，那些被国内观众称作笑料的地方大都消失了，比如无欢伸出的金色大拇指、“你让我失去做好人的机会！”“我被你感动了！”……记者场现场平淡如水，有少量压在喉咙里的笑声、少量的鼓掌。
以观点鲜明和直率著称的美国评论人罗伯特·科勒写了篇很直率的影评，在记者场放映前一天刊出：“这部中国最贵的电影摆脱了重力，同样摆脱了逻辑。”“影片混合着近乎滑稽的情节、二流的电脑特效、一些惊人的布景、多少有些卡通的武打和别扭的国际阵容。”这些大抵是记者观众们的同感。一位就职德国电台的华人记者非常艺术地提问：“在您的影片结尾，女主角得到了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如果给您一个再次选择的机会，您是否会用更加真实的手法处理这个故事？”
“我不觉得我还能做什么了，电影已经是这样。”陈凯歌回答。
“您自己对影片的电脑特效满意么？”有记者更直率。
“我跟你说实话，”陈凯歌的英语相当流利，“我们没有足够的预算做到100%的完美。不少西方的朋友也说，如果是5000万美元的预算，当然可以做得更好。”
章明参加“新电影论坛”的《结果》，在《综艺》特刊上也得到一篇短小的、很不客气的评论：“显然冗长杂乱的故事，结尾就跟它的英文片名一样毫无意义。”(《结果》原来是叫做《怀孕》，在国内审查时改为现名)谙熟“第六代”的英国影评人汤尼·雷恩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虽然他还没看到这部电影：“写影评的那个人我认识，没脑子。”
柏林继续谈政治
参赛片中，首先放映的《石油迷经》(Syriana)成为电影界头一个大奖热门。影片试图拆解因石油而生的政治迷局：美国的石油公司、某中东产油国的君主和两位王子、CIA特工、公司并购律师、投资分析师、巴基斯坦跨国劳工……每一个人只是在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但最终交织成一桩自杀式爆炸。乔治·克鲁尼的政治热情显然比做明星的欲望更强：“水门事件以来，美国人头一次集体探讨政治。我们总是在兜圈子，每30年失去一次理智，然后再找回来。”
22岁的伊朗裔德国记者萨罕德·扎曼尼对《石油迷经》相当赞赏：“它不是自以为是地给出某种解释，事情的复杂是完全不可能解释清楚的，任何断言都会片面和浅薄。”扎曼尼的母亲是一位著名时政记者，他自己对政治题材十分感兴趣。“柏林90%的电影都是政治的。”他兴奋地、有点夸张地对记者说。
政治题材的电影，柏林永远不缺。非常自然地，它们容易吸引严肃的德国人的视线。在电影节上，几乎可以看到当今国际或民族冲突的所有焦点题材。
埃及史上最大投资影片，也是最贵的阿拉伯电影《亚库边大厦》(耗资400万美元，“史上最贵”似乎已成为世界性潮流)参加“影片大观”的展映，它的宣传手段也是政治的：投资该片的埃及媒体巨头伊玛德·阿迪布在电影节上宣布，接着将继续投资700万美元拍摄一部名为《基地》的电影。内容？当然是关于本·拉丹。“我们没少从西方听到本·拉丹的故事，但阿拉伯人与穆斯林还没有写出他们的观点。我们并不都是恐怖分子，拉丹的第一个受害者不是西方或基督徒，而是我们。”这位媒体大亨说。
就连“儿童电影节”单元也渐渐地严肃起来。《柏林日报》的文化头版抱怨说：“这里以往有非常多童话、幻想类型的影片，但如今越来越少。纪录性的长片多了，去年是战争主题，今年则主要是关于移民和家庭。儿童电影节越来越注重社会研究。”对此，单元主席托马斯·海勒也挺无奈：“我们还是最看重质量，这标准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今年的片单，感觉是有点无聊。”
政治问题也恰好出现在电影人身边。伊朗导演贾法·帕纳希的新片《越位》是30年来伊朗本国出品的电影首度入选柏林电影节竞赛。2005年年底，影片的法国发行商向美国杜比实验室公司驻伦敦办事处购买杜比数字立体声的使用权，却莫名其妙地遭到拒绝。伊朗某通讯社的报道里说，对方甚至表示这部电影永远用不上杜比系统。
“新电影论坛”中的《离家不远》以朴素写实的手法描绘一群在特拉维夫街头值勤的女兵，她们像任何年轻女孩一样贪玩爱美，即便有严格的监督和惩罚，她们仍不愿完成每天的任务——拦住任何一个见到的阿拉伯人，登记他们的身份证。
美国纪录片导演劳拉·波查斯的摄影机被屋外的爆炸震动，摇晃的画面让局外人头一次感觉到最逼真的巴格达生活。这部《我的国家，我的国家》记录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医生参加问题重重的伊拉克临时政府选举的全过程，令人惊讶地捕捉到罕见素材。
在日朝鲜人梁英姬记录她与晚年父亲关于民族、信仰的交流。父亲1946年入籍朝鲜，一生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金日成的忠诚战士，对女儿虽然无比疼爱，却容不得信仰上的半点异议，直到生命将尽时……这部《亲爱的平壤》不光有难得的朝鲜生活画面，情感亦令人动容；对于信仰问题，更能牵出无尽的思考。
“看到这些来自各国的电影，比起读报纸，能令我们对身处的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论坛单元主席泰赫希特说。这是柏林电影节最动人的价值。
编辑：尔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