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87商业片热潮”之《最后的疯狂》、《疯狂的代价》引出另类“第五代”

　^{在“第五代”的导演群体中，周晓文是一个特例，他离开了“第五代”普遍的土地情结，将都市景观纳入视野。如学者戴锦华所说，“他善于发现故事，更善于以电影语言将它讲述得摇曳生姿”。1987、1988年间的《最后的疯狂》、《疯狂的代价》这两部当年引起话题的卖座片就是周氏风格的代表，此后他开创了“疯狂”与“青春”两个系列商业片“品牌”。}

^{《疯狂的代价》的影碟正在市场上热销，封面的选择可以看出片首沐浴戏在观众记忆中的地位。}

^{《最后的疯狂》列车上的戏相当精彩。}

^{《疯狂的代价》之后伍宇娟（右）的名字家喻户晓。}

　　吴天明让我拍这片子就是要赚钱

　　刚到西影厂不久，我拉着一帮小弟兄想成立一个“青年摄制组”，自己写剧本，自己做计划，弄得跟真的一样，但是一次次“阴谋”都被粉碎。到了1983年，吴天明任厂长时，我们又“故伎重演”想得到独立拍片的机会，吴天明认真对待这件事，他很真诚，明着跟我们说：“我是想用你们的，但是要等我翅膀先硬了，你们才好有机会。”我觉得吴天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教父”，他扶持年轻导演的胆量和勇气在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了，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没有吴天明，或许就没有我这个导演了，或者说起码要推迟很多年。”1987年4月，吴天明给我一个“命令”，也就是拍《最后的疯狂》。剧本拿到手里一看，感觉差点意思，吴天明让我拍这部片子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给咱西影赚一把钱。

　　可我不甘心这部影片仅仅是赚点钱就完了，连一点我个人的想法也没有，我就想怎么让一个电影既能赚钱又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我就突然想到了绝妙的两招，一招是把警察和逃犯设计成性格相似、经历相同的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他在追自己的影子；另一招是在影像中不出现逃犯杀人的情景，只是在说他被通缉，观众通常相信他看到的东西，影像展现的只是逃犯出于自卫而使得本来追杀他的人触电网而死，这就完全是一个游戏，一个谜语了。我和芦苇商量后，觉得有招了，感觉一下子通了，拍起来就非常顺手。

　　电影赚钱了，我成了“拆墙派”

　　我完成了任务，为西影也赚了钱，又被当时很多电影理论家捧得挺高，我不是搞电影理论的，我是“实战”型的。上世纪80年代末，评论界对娱乐片很重视，开过好几次娱乐片研讨会，气氛挺热烈的，他们非让我发言，我就说想拆掉商业片和娱乐片之间的这一堵墙，他们说我是“拆墙派”。我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这堵横在商业和娱乐之间的墙完全是人为筑成的，电影本来就应该是既好看又有意思，而不是好看的电影就一定无聊、沉闷，有思想性、人文性的电影就一定不好看，没这个道理。那时年轻气盛，因为有实战经验了，说话也口出狂言，就说要拆掉这堵墙。

　　拍完《最后的疯狂》，我就求吴天明，很想拍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隔了几年后凯歌拍成了《边走边唱》。吴天明太明白了，他知道这个片子是不赚钱的，因为有《最后的疯狂》赚钱的底子，也有火候了，他说你照这个路子走吧，挺棒的！这种片子（指《命若琴弦》）让凯歌他们拍吧。

　　《读者文摘》上的故事启发《疯狂的代价》

　　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一个剧本叫《戈壁血腥路》，讲当年盛世才家族从新疆逃回兰州一路上有人追杀，保镖保护他到兰州之后，才明白原来这个保镖是他最大的仇人。我知道这个能赚钱，为了能拍《命若琴弦》我说给西影一个能赚钱的剧本，结果吴天明就让我来拍这个片子，没想到给自己脖子上拴了个套。厂里研究给个不到三百万让我们拍，算是大投资了，我们想把这一路改成从陕北到西安，打打杀杀的拍摄费用还够，真要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肯定透支。在采景过程中发现大家对这个故事都没有兴趣，结果我们在延安开了个“秘密会议”，决定改变计划，前提是既能达到厂里赚钱的目的，又能有我们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在里面。

　　无意中我在《读者文摘》上看到豆腐块儿大的文章，美国一位单身母亲的二女儿被强奸了，为了找这个罪犯她带着七个孩子找了七年，最后终于把这个人找到了。我们回到厂里藏起来，十天之内把本子写了出来，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故事，就是后来的《疯狂的代价》。

　　我在当时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发现当时的女孩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其实是特别渴望男人，渴望爱情，但是表现出来的却恰恰是排斥、拒绝，这种扭曲的感觉在大城市里特别的明显，可能源自长年的一种压抑，自己的内心总在斗争。

　　这种表达是我特别想说的，故事、情节、追逐、案件的安排都是为了达到厂里的赚钱目的，尤其是结尾的那种自我毁灭和对复仇的消解太巧妙了。我们结果就从“戈壁血腥路”一直走到了青岛的海边，痛快淋漓地拍了这部《疯狂的代价》。等于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让我们雀跃的是我们把想干的事情干成了。

　　口述：周晓文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悦

　　■电影笔记

所谓新鲜，比不过第一眼

　　“还记得小时候看的《最后的疯狂》吗？就是一个警察为了捉拿杀人犯在火车上斗智斗勇的？”深夜打电话给儿时的发小，他迷糊着，完全没有记忆。他只记得刚看过的《世界大战》、《史密斯夫妇》。

　　我至今还能想起，这个电影，我们四个人，一连看了五遍。只是，隔着17年去回想一部电影，到底能记住什么？第二天，他清醒过来，发来短信，写的是：“即使是天仙，隔着十几年再看，也已经成了老妇，何况是电影。”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伍宇娟。伍宇娟主演了周晓文的另一部电影———《疯狂的代价》。

　　多年以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近距离面对伍宇娟，只觉得时光的荒凉在手指间“忽悠”一下，抓都抓不住。那个镜头里冷艳、疏离，一心要为被强暴的妹妹报仇的姐姐被面前体态微福、娴静少语的中年女子所替代，满眼的盲区。

　　很多年以来，伍宇娟的形象都是那个穿着长裙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将强暴者一脚踢下楼后出神的定格。

　　这个定格让当时不足十岁的我为之痴迷。而至于“中国第一部出现诱骗强奸情节的电影，长达5分多钟裸戏的镜头”和以此情节为噱头的《寡妇村》一样，一个小孩子，还不明白模糊镜头里的澡堂裸体和不过露了点肚皮、共躺一床的男女画面，怎么让身边的大人们那么感到刺激？

　　这样的情绪在我后来看《最后的疯狂》时找到了。事实上，即使是努力回想，这部片子的细节和情节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那个情绪。这样的情绪只能靠现在的经历去总结，当时，就是“哇”的一声，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了眼前。从小，跟着父亲在戏班子里走南晃北的我，是个在简陋的临时放映厅长大的孩子，看的电影常常停留在乡亲们热衷的革命老片和《苦菜花》的阶段，所以，当轰隆隆的火车带着两个年轻帅小伙，一个为追，一个为躲，悲喜上演，所谓新鲜，再比不过当时的第一眼。

　　跟如今的电影相比，《最后的疯狂》再没有一连看五遍的号召力，但是，有些电影，就是时代大幕下的背影，大幕没拉开前，让看到的观者不明所以，却情不自禁地发出“哇”的一声的惊喜。而后，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大幕敞开，背影也消失在帷幕的褶皱里，封存，归档。

　　□玛法达（杂志编辑）

　　■人物

　　周晓文生于1954年，北京人，1963年入北京外国语学校，1969年参军，1972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1975年毕业后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1985年在《野山》中担任副导演。1986年开始独立执导影片，1987年执导《最后的疯狂》成名，之后执导多部卖座影片，并多次获奖，1994年《二嫫》获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四项大奖。

　　主要作品年表：1996年：《秦颂》

　　1994年：《二嫫》

　　1993年：《测谎器》

　　1993年：《狭路英豪》

　　1992年：《黑山路》

　　1992年：《青春冲动》

　　1991年：《青春无悔》

　　1988年：《疯狂的代价》

　　1987年：《最后的疯狂》

　　1986年：《他们正年轻》

　　■遗珠

周晓文的遗憾：《他们正年轻》

　　1986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厂里“打擂台”，有点像竞争上岗拍片的意思，结果我“打擂台”成功，原来的剧本叫《假如你也年轻》，我不喜欢这个“假”字，后来改成了《他们正年轻》。

　　《他们正年轻》反映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是我的第一部戏，但拍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摄制组一行在猫耳洞和战士同吃同住，在那里看到的听到的，有挺绝望的感受。战争与和平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我们后来坚持要拍军事博物馆，陈列的那么多庞大的现代武器前，一个蚂蚁一样渺小的人默默地走过。虽然要转景从云南老山到北京拍幼儿园、军事博物馆，但是两个多月就拍完了。拍完以后，从剪接到送审一路顺畅，得到电影学术界的好评，最终一个镜头也没改，那天是1986年的12月31日。

　　西影厂的宣发有安排，准备在1987年的建军节时推出，但是1987年4月份时有意见出来了，认为有“宣扬战争残酷，歪曲当代军人形象”的问题。最终片子没有公映，至今还在西影的某个仓库里面压着。虽然后来《最后的疯狂》社会上评价不错，但我个人认为它不如《他们正年轻》。   周晓文口述

编辑：尔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