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1989年《本命年》开创新城市生活电影，本报专访影片导演、“第四代”中坚谢飞

_{《本命年》工作照。谢飞（左）认为，《本命年》是姜文（右）在表演方面最接近他真实年龄和心态的一部戏。照片由谢飞提供}

^{《本命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写实电影的又一个高峰，对于导演谢飞来说也是一次突破，它留驻了一个时代生存状态的集体记忆。该片获得1990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后，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认为谢飞的胜利是“中国电影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赋予电影个人理想和人道主义关怀的“第四代导演”，正是以写实主义为美学支撑的，《本命年》也被看作是“第四代电影人”对中国影坛的最后一次大冲击。这部拍摄于1989年、讲述“残酷青春”的影片也正成为了80年代中国电影的谢幕式。}

    不应当过分强调社会因素

　　我在拍完《湘女萧萧》（1986）之后去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主要是考察和借鉴他们艺术教学方面的工作。1987年10月回来后发现虽然只经过了一年，但是国内的变化很大，商品经济的潮流几乎左右了整个社会，还有那些迷惘的年轻人，他们与西方60年代“垮掉的一代”有相似之处，一种精神上的迷失。

　　那时，也正是王朔小说风行的时候，他描写“痞子”、“顽主”们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调侃。电影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向我推荐了刘恒的小说，我觉得刘恒的语言能力非常好，他走的不是那种“噱头”式的、外在的轰动效果，而是对精神痛苦的思考和开掘，更深一些。当时的小说普遍在杂志上发表，影响会比较大，而我看到的刘恒的这篇15万字的小说《黑的雪》，是当时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单行本，应该说当时影响不是很大。看后，我就去找刘恒，时间是在1988年的夏天。

　　刘恒作为《本命年》的编剧，是比我年轻一代的人，年龄其实和“第五代”相当，在与刘恒研究剧本、探讨人生的过程中，我的确受到了不少启发。

　　我原本是想表现“文革”期间学业荒废造成“泉子”稀里糊涂的一生，后来认为我们不应当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并不一定是动乱年代才造成青年人的迷途，在同一个社会大背景之下，每个人承担的压力基本是相等的，其实还是人性格里的弱点更多一些，这样来看悲剧性更加普遍和深刻。

　　“泉子”的死也并不见得是社会不容他，而是他没有勇气战胜自己，去获得充实有价值的人生，所以他跳不出痛苦，这是我在以前拍电影时没有意识到的。

　从美国回来，换了个方式想问题

　　应该说去美国一年使得我的人生观、艺术观、美学观有了进步和变化，事实上直到今天大家都还觉得《本命年》能看下去，这和我换了个方式想问题有很大关系。当时评论称《本命年》是个“另类”，争论也很厉害，后来这部影片在当年的“金鸡奖”评选中什么也没得到，但1990年群众性评奖的“百花奖”中它同《开国大典》、《巍巍昆仑》共获“最佳故事片”奖。

　　现在没有人再去反对这部片子了，大家拿来重看会觉得这个片子还是有长久价值的。前一阵我听到贾樟柯说真实地写城市生活和小人物的电影是从《本命年》开始的，他觉得他的片子也是按这个路走，我比较欣慰，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可以认可它。

　　我受传统教育长大，也没有经历过多的坎坷，当时也有人替我担忧，认为像我这样的“贵族子弟”怎么去拍“平民痞子”？刘恒说其实他也不熟悉李慧泉这样的人，李慧泉的原型，实际上是他从部队复员到机床厂后认识的一个判过几年劳教的青年工人，那人在18岁时强奸了同院的一个小女孩，而刘恒实际接触到的这个年轻人其实非常本分，文质彬彬而且特别爱干净，为什么当年会做出那样的事情？这是他不断思考的。其实只要对人性的认识是深刻而独特的，这样的作品在本质上就是真实的，大可不必为“熟悉不熟悉”而苦恼。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张艺谋要拍城市戏《有话好好说》，跑来借《本命年》的带子回去看，也是姜文演，视觉表现非常花哨，但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你想说什么”？对城市的青年人到底有什么情感和观点？当然商业片主要是考虑商业效果为了赚钱，但艺术片我觉得一定要“有话说”，因为艺术作品是不给出答案的，但是艺术家要提出问题。

    姜文提议改片名为“本命年”

　　最初电影和小说同名为《黑的雪》，刘恒想说的是人的命运就像从天上飘落的雪花，原本都是纯洁无瑕的，但落在何处却不能自由选择。有的落在干净的地方，保持了原先的纯净；有的却任人踩踏，染上污秽。

　　影片在1989年初开拍，但是那个冬天一直没有雪，就觉得没抢拍到雪景再以《黑的雪》为片名会不太贴切，正是演“泉子”的姜文灵机一动提议《本命年》，24岁的“泉子”死在了自己的“本命年”里，同样是宿命的。

　　影片时间上没有明确说，但实际给人的感觉就是当年拍当年事，又是非常纪实的手法，其实就是1988年那个龙年。“泉子”这个角色在小说中是个外貌平常、毫无自信心的年轻人，我本来考虑过刘威或刘小宁，后来还是决定用姜文，我认为这也是姜文在表演方面最接近他真实年龄和心态的一部戏，尤其是之前《芙蓉镇》、《红高粱》、《春桃》里的角色都是背负沉重历史的人物，需要表演的成分更多些。这部影片其实是一出名副其实的“独角戏”，姜文的表演功不可没。

　　应该说对我帮助很大的是剧组里当时三十出头的这帮年轻人，摄影肖风和录音吴凌是电影学院78班的，他们也有很多好的想法在冲击我。

    没拍“文革”是第四代的遗憾

　　我认为要拍艺术电影一定要有“原则”，这样它就不受商业或者权利的影响和扭曲，拍出的片子就能留下来，就像谢晋导演说的，“要拍能够留得住的电影”。

　　像《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在艺术方面都有很多贡献，但是从整体内容上后人很难理解，没法感动、没法共鸣，是因为受那个时代的限制只写到了简单的社会层面。到了《芙蓉镇》，谢老非常不容易，很正面、很真实地讲“文革”，但是多少年后年轻人会难以理解这些政治背景，它或许就没有《霸王别姬》中“熊熊大火”给年轻人直观的震撼，尽管《霸王别姬》只是侧面触及了这个背景。

　　我们“第四代”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个80年代让我们拍想拍的东西，但我相信我们这一批人心里也或多或少有遗憾，就是成年时期经历和见证了“文革”的我们却没有拍出有关“文革”的电影，到了今天这个想法就更难实现了，所以我说我们欠了一笔债。

    口述：谢飞   采写：本报记者 张悦

    ■人物

    谢飞

    1942年生于陕西延安，原籍湖南。

    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留校任教。后任导演系主任、副院长。

    1983年，谢飞执导影片《我们的田野》，这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

    1990年和1993年，谢飞凭借《本命年》和《香魂女》两次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作品年表

    1978年：《火娃》（合导）

    1979年：《向导》（合导）

    1983年：《我们的田野》

    1986年：《湘女萧萧》

    1989年：《本命年》

    1991年：《世界屋脊的太阳》

    1992年：《香魂女》

    1995年：《黑骏马》《爱在草原的天空》

    1999年：《益西卓玛》

    2002年：《日出》（电视剧）

    ■电影笔记    谢飞的“成人礼”

　　《本命年》是谢飞电影序列中最引人瞩目的一部作品，从这部影片中所喷发出的那种年轻、激越甚而浑浊的力量感染了90年代无数形形色色的年轻人，艺术青年、愤青、问题青年、绝望者以及那些桀骜的第五代电影人。

　　1990年第40届柏林国际影展因《本命年》而授予谢飞“杰出贡献”银熊奖，那一年正是谢飞48岁本命年。然而，即使到今天在许多研究当代电影史的学者眼里，在谢飞电影作品光谱中，《本命年》仿佛是核裂变的强光，不和谐却无法回避，难以捉摸和理解。

　　长镜头跟拍、粗陋的场景、反唯美的光效、现场分镜头的场面调度手法、摒弃电影音乐的音效处理以及绝望的主题和那个戈达尔式的结尾，这难道出自一个以表达理想主义情怀著称的温情脉脉的第四代导演谢飞之手吗？为何自《本命年》之后，谢飞的作品又回归理想，“影如其人”呢。

　　沉静之河下也许汹涌着并不平静的暗流，谢飞本来就是一个在重重矛盾中苦苦徘徊的电影艺术家，理想主义与悲剧意识；家国情怀与关注人性；追求诗意与直面现实，种种种种，一直都交织在谢飞的内心与作品之中，同时也成为了他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本命年》正是向我们展现了谢飞内心的另一个世界，尽管只是惊鸿一瞥便消弭于无形。　

　　当然，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谢飞获得独立执导的机会时已是年届中年（第四代电影人无疑是被时代耽误的一代），然而，年轻时郁积的激情与力量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等待着释放与爆发，当然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一次性的。我情愿将《本命年》的创作看作是谢飞的一次“殷勤理旧狂”，这时的谢飞难道还是47岁的谢飞吗？非也，此乃27岁之谢飞。

　　所以，我冒昧地将《本命年》视作谢飞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的一次青春祭礼，同时也是他的成人礼。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田野》更符合他的青春记忆，但无论是艺术手段上，还是对青春生命的感悟上，到了《本命年》谢飞才真正卸去了包袱，所以也可以将《本命年》看作是《我们的田野》的“外篇”。

　　谢飞老师在圈内有一个“儒将”的雅号，台湾的著名影评人焦雄屏还专门撰写过《儒将谢飞》一文，这无疑体现了谢导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然而，我发觉对“儒将”二字的解读大家更多的还是注重于谢老师“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处事风格，这其实是有偏颇之嫌的，谢飞之“儒”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艺术理想中的家国情怀和艺术手法中的冲淡雍和，换言之也就是浓烈的儒家精神。

    □朱枫

编辑：尔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