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迷上了黑泽明的电影。我的第一部黑泽明片是《七武士》，在学校最好的戏院放映。满坑满谷地挤满了观众，连走道上都是人。咚咚咚的鼓声，开启了序幕，斜斜的汉字一排排随鼓声出现，一阵子之后，美国大孩子开始发出讪笑，他们一个字也不认识。可是，山贼的群马轰隆轰隆奔驰过山腰，戏院里忽然雅雀无声，空气中有一股聚精会神的气氛。

　　电影完了以后，我充满了感动的情绪，黑泽明的影像征服了我，也征服了那些浮躁的美国大学生。出场时，大家脸上好像都安静庄严起来，没有人再骂日本人说话的怪声怪调。那一回，我有深切的亚洲骄傲。后来，只要有黑泽明的老片，不管千里我都赶去。在那个没有录像和ＤＶＤ的年代，要看足黑泽明大师的作品还真不容易。

　　终于得见庐山真面目是在二十年后了。地点是戛纳，黑泽明监制的《梦》请众媒体吃午饭。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远远看着坐在主桌的大师，后来排队请他在《梦》的明信片签名，我在他面前虔诚而恭敬地鞠了一躬。

　　看《梦》时许多记者和影评人都睡着了。大家觉得节奏缓慢，内容有点说教，电影完时有人大声鼓掌，有人嘘。楼下支持的人与楼上反对的人竟然吵起来了。我的感觉是年事已高的大师，仍有许多没说出的话，仍然怀抱着崇高的理想主义，循循善诱地追求一个求环保求和平的乌托邦世界。只是他有点不耐烦一点一滴地编故事了。

　　在台湾，黑泽明似乎也被小津安二郎的光芒遮蔽了。然而黑泽明到底知道台湾电影表现不凡，我也因此得到一生最感荣耀的机会，被邀至他在东京世谷区的家中一瞻风采，那天出席的有侯孝贤、朱天文以及我们最喜欢的黑泽明身旁的副导野上照代。那天，亲眼看到大师，坐在他家客厅看到他的奥斯卡奖和金棕榈奖，我们都兴奋异常。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三四个小时，谈拍《七武士》时如何站在泥潭中数小时，以致脚趾冻烂，终身不能复原；他感叹电影品质的衰落，感叹日本商人的不识文化，并回忆他和小津，沟口在日本电影黄金时期的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大伙如何良性竞争，互相砥砺。他微笑地追忆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

　　他的主题没离开过电影。我很吃惊，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他哪里还有这么多热情，还有理想，还有愤怒？电影是他的生命，他燃烧着这样的生命，也照亮了多少世人的心灵！然而环境却不允许他发挥理想。１９７１年，开始再没有人投资他拍片，大导演在悲伤之余，就在世谷宅中，割腕二十一处企图自杀。被救回之后，他竟然能拍出《德梦乌扎拉》这样的另一部杰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他等人支持他的理想《乱》，三年拿不到投资，他就在家里一张一张画出几百幅彩色分镜头草图，构图高超，色彩饱满，和最后的银幕呈现一模一样。

　　日本人称他“电影天皇”，最初据说有讽意，指他在指挥现场的专制独裁。可是那日在他家中，我只看到一个句句珠玑的伟大艺术家，他打开了他的心灵，我一点也不惊奇，因为和他的作品竟能毫无轩轾。从内到外，他是不折不扣的巨人。　　　■焦雄屏（台湾电影制片人）　
 
编辑：尔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