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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合并
：无奈的大师们 |
| 1998-12-09 16:31:46 艺术世界 格非 |
南方网讯 罗兰·巴特在论及安东尼奥尼和费里尼的电影时，曾屡次提到“幸运”这个词。言下之意，既有艳羡，又有无奈。在他看来，费里尼的《8.1/2》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并成为二十世纪电影的经典之作几乎是一个奇迹。电影作为一个文化工业，在商业气氛日益浓重的今天，究竟还能给艺术家留下多少自由的空间？英格玛·伯格曼在拍完《芬尼与亚历山大》之后曾意味深长他说：电影正在远离艺术家和他们的梦想。他曾试图将史特林堡的戏剧搬上银幕——正如费里尼打算拍摄卡夫卡的《美国》一样，但遭到了失败。长达三个小时的《芬尼与亚历山大》在美国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角逐时，伯格曼在等待中已心力交瘁。作为二十世纪首屈一指的电影大师，他当然不会在意通过奥斯卡奖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他几乎获得过所有重要的电影奖。他真正关心的，是《芬尼》一片的投资能否收回。为此，他需要“奥斯卡”的推动。商业，市场，电影的物质、科技手段的膨胀，电视业的成熟给电影艺术家带来的压力是空前的，伯格曼当然也不会例外。巴特也许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事实。在临终前，他给安东尼奥尼写去一封长信，勉励这位声名显赫的意大利导演珍惜并利用这一“幸运”，未来的电影世界究竟会是怎样的状况，巴特同样有着深深的忧虑：“笼罩在艺术家身上的理想光环正在失去。”
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我应命为影视专业的学生开设《英格玛·伯格曼与欧洲电影》一课，被列入课程范围的导演除伯格曼外还有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费里尼，西班牙的布努艾尔等。看惯了好莱坞电影的学生似乎对欧洲电影没有什么概念，尤其是伯格曼的“哲学电影”，往往一堂课下来，学生们逃走近一半。而且期末考试论文的主题，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对这类导演的“深刻批判”。有一个学生在论文中这样写道：看这样晦涩的电影无异于活受罪，您究竟存什么理由将自己的趣味强加于我们身上？！类似的诘问直到现在还让我在走进教室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惶恐。
如今，费里尼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去世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伯格曼、布努艾尔似乎也已经告别了他们热爱的摄影机和电影梦幻。安东尼奥尼和黑泽明虽然仍在拍片，但《云上的日子》或者《八月狂想曲》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激情以及形式上的创造力。前年夏天，我在斯德哥尔摩开会期间，瑞典文学院的马悦然教授曾有意安排我与英格玛·伯格曼见面（马悦然教授与伯格曼先生一度是邻居）。后终因时间仓促未能如愿。伯格曼没有能够通过他的影片说出的话，大多写进了自传《魔灯》一书。这是一部交织着恐惧和梦想的历史记录。贯穿于整部作品的作者本人的形象似乎不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大师，而是一个卑微的受难者。
尽管对于这批大师的指责和批评时有所闻，尽管后继者在面对如何处理这笔丰厚的遗产时犹疑不决，但我们还是无法想象，没有了伯格曼，布努艾尔，费里尼与安东尼奥尼的20世纪电影将会怎样。如果没有了《野草莓》、《呼喊与细语》、《白日美人》、《自由的幽灵》、《扎布里斯基角》、《放大》、《甜蜜的生活》等一系列优秀电影，人类如何通过电影这样一种奇妙的艺术形式记录并表现存在的真实的电影史将会失去起码的尊严。
伯格曼在从影之初即表示要使电影远离物质、物理、科技的迷信，而找到一条直接进入人类心灵的道路，如今这一声音似乎已听不到什么回响。电影这一神话，正在演变为金钱的神话，梦幻也正在变成廉价的生理幻觉。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戈达尔已无可奈何地宣布皈依好莱坞，吕克·贝松的《第五元素》倒是圆了导演的一个梦：拍摄一部真正的好莱坞风格的影片。
当然，好莱坞对电影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功绩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优秀影片亦数目可数。毕竟，拍摄《侏罗纪公园》《大自鲨》的斯皮尔伯格也完成了其杰出的作品《辛德勒的名单》。我的意思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电影作为巨大的文化工业的风格“兼并”会给电影业带来怎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近年来，倒是一些地缘政治相对偏僻的地方，比如波黑、捷克、印度，诞生了一些艺术风格迥异，形式清新的作品。也许还可以加上中国，但最近我一连看了几部中国电影，实在是不忍心看完。（自《艺术世界》1998年第3期）
编辑：陈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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