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平 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
唐建平（左）与李大康
我不是天才，我只是幸运
――访第二届"声响亚洲"录音作品初评评委 著名作曲家唐建平
记者：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作曲博士，同时您也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委员会主任。有这么多光环笼罩，要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您还要抓教学，还要创作歌曲，作品还能在海内外频频获奖，请问您是如何兼顾这么多方面的？您是怎样看待您这些光环的？
唐建平：只有长时间不懈的努力才能兼顾。任何一个人把自己放在这样一种创作和工作状态当中，那么他的正常生活必定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时间少，那么我就得挤时间，这十几年来，我所有的寒暑假都用于创作，这样，我一年起码有两块完整的时间段出两部大一点的、重要的作品。如果寒假时间不足完成这部作品，那我会把整个主要构思先完成，然后再利用开学的时候挤出时间再逐步去完善，少点睡觉时间，甚至坐飞机、坐车的空档也在做，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寻找无限的可能。至于光环那些，我都不怎么在意，我特别低调，我看重的是不停地出作品，被大家喜欢，并不停地演出，我希望我的作品比我的人更受欢迎、更有名气。
记：一般我们都认为作曲家大多专于某个领域，专注古典的就只作古典的，专注流行曲的就只作流行曲，但是我们发觉您创作领域很宽，交响乐、协奏曲、舞剧、室内乐、中国民族器乐、艺术歌曲都有涉猎，听说您最近还在创作佛教音乐，而且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好评。这么多的曲种都存在很大的差别，您是怎么做到面面俱到的？您是否认为一个作曲家不应该只专注于某一领域，而是应该拓宽自己的创作领域？
唐建平：艺术创造美，这是一个基本前提。不管我创作什么类型的音乐，用音创造美都是一个不变的元素。不管什么类型的音乐，都是七个音符构成的，这就有了一个共通点。在我们中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中国文化本身历史久远，它的纵深幅度大，可以让你借鉴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次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这种文化氛围对比其它国家，我们是幸运的、远胜于他们的。这是第一，第二才谈到创作观念。作曲家学到的最重要的创作本事就是用声音组织起来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声音需要一个载体，如果我们没有中国文化这个载体、这个基础，声音无法组织或者没有依据，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东西，我今天可以用这些东西表达，明天可用另一些东西表达，可游动性比较大，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属于你的，你用起来不会觉得困难。在某个层面来说，一个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就是他怎么对待自己的一个过程，作曲家把他自己的个性、自己追求的一种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坐标，这样是很可贵的，他就往一个方向做，我不做别的，这是他的坐标，这样他做出来的有自己风格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绝对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在中国这种环境这种氛围下，它给予每个作曲家的需求和机会都是平等的，当一个作曲家投身到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有时候应该放弃小我，更多地去考虑中国文化、需求这个大我。在这两者之间，在我选择创作坐标当中，当我面对每次不同的创作任务的时候，我会把这些融合起来，尽量从专业、学术、音乐的需求、文化、品格当中寻求一个最好的结合点，以求使创作出来的音乐能够走出学术的视野，能够更为大众所接受。
记：中国的录音科技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比显得特别地薄弱，优秀的作曲家创作出优秀的曲子，但是没有好的录音器械和技术去录制，没有好的声响导演去配合，录出来的效果可能就达不到作曲家的要求。相对来说，国外可能没有这么好的作品，但是他们通过先进的器械和技术，以及好的声响导演去弥补了这一劣势。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唐建平：从古至今，任何作品就不是作曲家一写出来就成功的，它必须经过二度创作、三度创作甚至四度创作。作曲者把曲子写出来，演奏者把它演奏出来，传播很重要。演奏者演奏得再好，没有一个好的场地也不行，现代音乐厅造价这么贵就是这个原因。另外还涉及到录音师的录音水平，他的观念，他的敬业，还有录音设备、录音科技等因素。最后还要考虑如何去推销推广，这也属于一个创作阶段，你选哪一个作为卖点？选中大家喜欢的那个点，这个曲子就能成功。有一些很好的东西默默无闻，经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被人们发觉，其实这个东西也不错，但是它已经错过了该推广的时间。国外的近代文化、科技比我们领先一步，录音师由于起步早，整体水平较高、经验也丰富，而且他们的出版系统能够维持整个作品成型的正常运转。虽然近几年我们的录音技术、音像制品质量都在突飞猛进，但是整体上还有很多环节需要改进，比如乐队的演奏技巧、录音的投入等等。
记：有没有打算把您的作品拿到国外先进的录音棚里录制？
唐建平：无可否认，录音条件越好对我以及我的作品都是越有利的。近年来我确实觉得有一件事自己没有做，那就是宣传自己，除了本身低调之外，我平时已经很少能够挤出时间来了，如果还要各大媒体去跑去宣传，我实在找不出时间来，所以我只好牺牲掉这一方面，把时间都用来作曲，先把曲子留在稿子上，这是一种储备，我相信这些作品经得起时间考验，日后会有机会发光的。如果我现在满足于一个作品，凭一个作品到处去推销，那我下一个作品就写不了了。
记：您为深圳交响乐团创作了一个梵呗交响合唱《神州和乐》，在今年4月17号世界佛教论坛闭幕式上演出的时候获得了高度评价，并被称为是世界佛教论坛的一个最大的亮点。这个作品长达90分钟，采用真人梵呗合唱，童声、混声合唱，还有大型交响乐队以及佛教佛号等大法器。您是怎么把这么多因素融合成一部这么长的作品的？
唐建平：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首先，佛教音乐是指定主题，量身定做的一种音乐，我不是佛教徒，我对佛教的认识不深；其次是时间不充裕，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再者是它包容面很宽，里面合作的团体又不在同一个地区，合唱队在上海，乐队在深圳，僧人合唱在台湾，我当时还在美国纽约。在这种状况下去做这个东西就全靠平时的经验积累了，其实我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有那个文化意识了，注重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去积累，像初一、十五都会跑去庸和宫、白云观看他们的宗教活动、法事活动，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也曾经写了几部佛教音乐作品，给台湾写过两部佛教文禅的曲子；也曾经写了《风中少林》，这部舞剧在美国已经签约要演八百场，在欧洲也要演六十几场，这种一下子达到这个高度的佛教音乐在中国甚至世界上都是很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些积累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起码我在做这个《神州和乐》的时候就不用再去寺院做那些基本的考察工作。再加上我这几年都以做大型演出、大型协奏曲为主，像香港回归这类的表演，这些经验积累也使我创作起《神州和乐》来显得驾轻就熟了。
记：一般来说，花上几年时间写一个经典的作品出来还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您是那种既高产又出精品的作曲家，这个就很难了，好像您的脑子天生就是能够不断涌出好的创作灵感，请问您是怎么办到的。
唐建平：我曾经在一个采访中跟记者说：往往人们都会认为作曲是一种很神秘的事，是不可学的，但是我认为作曲是可学的，它是有教条的东西在里面的，我虽然没做过统计，但我认为如果你去领悟这些教条的东西，那么一百个人当中起码有五十个能做出好听的旋律来。另外是一个技术问题，只要把这个技术问题悟透了，这个过程需要老师指引，需要自己去积累储存。悟透这些道理和技术问题后，各人就可因自己不同的风格创作出很多不同的曲子来。过去有很多环节我们做不到，大家就觉得是自己没有才华，其实不是的，就跟一部电脑一样，软件都是可以装进去的，没装进去之前它也是什么都做不了，作曲也是这个道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不觉得困难了。我不是一个天才，我只是幸运，每次事情到我手上，在任何不利的情况下，我都会在最后眼看完成不了的情况下突然找到灵感把它完成。总的说来，我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我只是一个努力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我在创作当中，情商要大于智商。所以我觉得我的成功来自于我对音乐的感情，我能用我对音乐的理解去感染别人，而不是我的才华、技术比别人高。
记：有人说成功的艺术家，包括作曲家都需要有一种神经质，就是要有那种近乎疯狂的创作激情。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说法的？
唐建平：你觉得我神经质吗？我很正常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有神经质的艺术家容易被公众看到，所以公众就会误认为艺术家都会这样。其实不然，就像巴哈，活了九十岁，养了八九个儿子，写了那么多音乐，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很温文尔雅的人，他的音乐也是很温和的。我相信很多神经质的作曲家创作的音乐会有他们的特色，但是有些人假如把他的性格融入他的音乐，肯定也有很多人会因为如此而不喜欢这些音乐，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温和的音乐。所以人们这个说法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现实中的确是有部分人激情澎湃，写出激情澎湃的音乐，这样他就写不出温和的音乐出来，那他就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作曲家，如果他写得出温和的音乐，那么激情澎湃就仅仅是他表面的东西，所以这个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记：也有人说作曲家经常要在生活艰难、环境艰苦的前提下才能创作出不朽的名曲，比如《赛马曲》、《义勇军进行曲》这些。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都比较好了，国泰民安，在这样的条件下，您是否有信心能创作出像之前提到的那种旷世之作呢？
唐建平："不朽"这个词有个时间限制，我们无法证明现在不朽的作品在几百年后还朽不朽。目前确实存在有许多不朽的名曲，已经传唱了几百年，但不是所有的不朽名著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完成的，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这样环境下产生的好作品经过动荡时局的洗涤、印证，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一些。这些都是相对的，比如韦伯的音乐剧，也有传唱了几百年的佳作，但他的这些作品就不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创作出来的。但是有一点是绝对的：时代产生不朽的名著，和平时代也有适应和平时代要求的不朽作品产生。举个例子，现在你写一首类似《义勇军进行曲》的作品出来，它肯定不会成功，因为它不代表这个时代，相反的，现在一首《老鼠爱大米》就传唱到街知巷闻，这是一首什么歌啊？一首适应这个时代文化的歌！所以它成功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时代文化才是一首作品的成败因素。
记：您怎么看待网络创作？
唐建平：说实话，我不知道怎样去网络找这些歌，我只知道一首《老鼠爱大米》。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现象，我很愿意接受这些符合道德范围之内的新事物，这种东西都是时代产生的，哪怕它只是暂时的兴旺，或者说在历史中会被人们觉得这一段并不是很好的，但是你绕不过它，就好像你登月，你不是随随便便坐飞机就能上去的，你一定要经过很多你不想经过的阶段。网络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是这个时代文化中的一个分子，你只要按照自己的准则去理解它，去做你该做的事，那就行了。社会不会按你想像的那样去发展，它也是你无法想像的。
记：您曾受美国亚洲文化教育中心的邀请，赴美先后访问了美国哥伦比亚音乐学院、曼哈顿音乐学院、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朱丽亚音乐学院等多所院校，据您的交流所得，您认为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识深不深？他们是否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感兴趣？在促进东西音乐文化交流中，您有什么心得体会？您认为东西方存在什么样的差距？
唐建平：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强调东方、西方文化，这说明东方的觉醒，假如我们承认这个说法，那意味着我们曾经睡过，曾经迷糊过。我们东方文化有着古老的历史，向前延伸好几千年，假如说我们以清朝结束为一个节点，那之前的文化是属于一种古时期的文化，它没有进入到当代这种文明当中去，现在我们觉醒了，之前我们一直被外界称为沉睡的雄狮，说的就是我们一直沉睡在过去封建时期中，经过近代的民主革命，我们东方巨人觉醒了，文化也随之振作起来。现在世界文化是这样一种格局：过去的和现在的并存，历史的和当代的并存。过去的、历史的，早时期的文化只有我们东方有；文艺复兴、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产生的文化只有西方有。这样比较起来，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做到通古博今、多掌握历史才能做出不朽的音乐，西方人要做到这点，他就比较辛苦，他就要恶补东方几千年的文明历史；而我们东方人，从小就在东方文化的熏陶下长大，我们只要补习西方近代这些文明历史即可。这样说起来就很明白了，做为西方人，你要补习古代文明历史；做为东方人，你要追赶近代文明的步伐。我们东方文化很少拿到世界文化这个桌面上来，西方人对我们东方文明的了解太少了，有时我们一些团体到了欧洲，会发现他们根本对我们的文化一点都不了解，这是很悲哀的，说明我们的文化没有受到重视。但是现在西方人越来越关注了，很多西方人都在学习东方的文化。我们得承认我们在近代文明的发展中是处于落后位置的，我们也不能一味排斥西方文化。我认为在学术研究上，你可以有东方、西方疆域之分，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就不能有东、西方文化这种隔阂。西方音乐会上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他们都会认为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作品里面的文化元素是他们没有的、不知道的、用得很少的，他们会觉得这些东西真有意思。所以西方越来越多人对东方文化感兴趣，也越来越多西方人去研究东方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问我创作的窍门在哪，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思想解放出来，这点是很重要的，不要给自己画地为牢。中国古代文明确实是伟大的，是值得我一生去尊崇、去发扬的，但是绝对不是把它当成封固成博物馆，它是活的，需要空气、需要养分去培养的，全世界的文化都是值得它去吸收的，这样才能发展得更好。
记：您以后还会经常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吗？下次什么时候去？
唐建平：现在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并不是我看重的事，甚至我想减少出国的机会。因为现在对我来讲时间很重要，另外就是有很多问题可以在国内、在生活当中解决，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国外的学者来中国进行交流，再加上现在信息资讯特别发达，很多资料可以从互联网等途径轻松地得到。中国已越来越国际化，很多外国的新事物都出现在我们身边，对我来说，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坐下来踏踏实实做事情的时候。
记：您曾经参与中央一套播出的大型纪录片《故宫》的音乐制作，这个音乐的旋律非常明快，很能表现故宫的历史。这种纪录片的音乐制作和一般的音乐制作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果多个作曲家一起合作的话，大家意见不同的时候是怎样达成共识的？多人合作是否比一个创作要麻烦很多？
唐建平：也不会说很麻烦。《故宫》是我跟苏聪、张广天三个人一起创作的，张广天我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呢，就更别说彼此了解对方的音乐了。苏聪请我来做这个音乐，所以我们见过两次面，他只做一个一分钟的片头曲，这个片头曲很重要，对整个《故宫》音乐起着引导性的作用，他开了一个好头，剩下的主要都由我完成，最后由张广天看看什么地方不完整再补上一些元素，整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的。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我跟苏聪去见过这个片子的导演，当时片子还没有拍出来，只有文字脚本，也就是说我拿到的资料就是十二集的文字，当时苏聪把他作的片头曲给他们听了之后，我就回来做我做的那部分音乐了。做的时候我是根据那些文字再加上我脑海中从各方面渠道了解到的对故宫的印象去想像那些大殿辉煌、青铜瓷器的情景，总共做了四十分钟的音乐，然后交给导演去裁剪，根据片子的内容加到适当的情节去。我曾经要求导演把拍出来的片子先让我瞧瞧，好让我有个底，但是当时片子没有拍好，后来我只能要求把各分集的导演召集来听一下我先做的音乐，听听看合不合适，没想到他们听完之后很痛快地就把音乐带走了。
纪录片的音乐跟一般的音乐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新闻纪录片的音乐一般来说不要求你对位画面。如果是电影的话，你要根据拍好的电影情节，一秒一秒、一格一格去计算，音乐与画面要对位很准确。
记：身为一个作曲家，为了达到更好的音乐效果，需不需要去钻研许多乐器的应用？
唐建平：作曲家不同于文学家，文学家要用文字表达好一样东西，他必须去亲身体会它、研究它。但是作家曲不用，我们要表达一种东西，只要用音符去表达出一种情感就行了，音乐是抽象的，它在人们的脑海里没有文字那样的确定性。作曲家比文学家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记：您曾创作过一首民乐《后土》，它讲述了一个人与土地的关系，创作这种反映文化起源、风俗民情的作品，您需不需花很多时间到各地去采风、去了解民俗？
唐建平：这种了解的过程是一定需要的，但是不一定是单一模式的实地考察，我就很少去实地考察。《后土》这首民歌，确切来讲是送上门来的，是那些人来我们学校表演，我当时录下来的。在我们学校的演奏厅里，那些表演者的情感给我很大的冲击，我特别喜欢，单靠这个录音，我就能完成后谱。所以我觉得实地采风不是唯一的，我注重生活当中的积累，时时刻刻都要保持一种对周遭事物的领悟。
记者：在人们印象中您走的创作路程好像一直都很顺畅，请问您有没有经历过很惨重的失败经历？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内您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好的灵感去完成一个作品？
唐建平：当然有过，我在1991年之前几乎是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写出来的都不是我所想的那种感觉，或者说是在专业技术方面有很多东西应该解决的但是我没有悟透，甚至根本不懂。那时我可以说是在一个无名状态中去乱写，就是让人觉得这人没有才华，不会作曲。我从中央音乐学院硕士毕业之后，也就是87年到91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写，可是始终写不出什么东西来。经过那段时间的折腾，我总结出一套心得：作曲的人首先需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要患得患失；其次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断地磨练，那段时间我虽然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我有在不断地写东西，这就是一种积累，最后让我在91年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月内，在没有任何前期准备的情况下完成了一部90分钟的少数民族舞剧作品，包括全部录音，推出后特别引起震动，在只完成前半部分作曲的时候就已经很受演奏乐团好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突然间被人们认识的，还被人说是作曲的"快枪手"。
记：您是打击乐出身的，还创作了一首打击乐作品叫《圣火2008》，您是怎样把大而广的奥运精神融入到这个作品中的？这首作品会不会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演出？
唐建平：我创作有自己一个习惯，我不是从具体的事件入手，我也不想描述具体的事件，尽管它叫《圣火2008》，但是它不是描述奥运会当中如何点圣火、如何去竞赛，而是从精神去升华，去寻找感情的寄托点。《圣火2008》是一部形式上脱离中国文化的作品，我是从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这样一个角度切入的，是描述那种为人类幸福甘受大苦、奉献大爱的精神。这个作品开始是很惨烈的气氛，然后突然进入一种心灵痛苦挣扎矛盾的激化点，接着再到天使光明的号角在呼唤，并与邪恶的力量抗争，两者都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希望的火焰出现了，引导向最后的狂欢。它是从交响乐的哲理高度去构筑的。我在确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在08奥运上有所作为，我也相信我有这个能力，过去国家大型活动诸如香港回归等，我都有很多成功的作品参加，在这方面我有很大的优势。《圣火2008》我是从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更早地点燃人们进入奥运的激情。至于奥运会到时候会不会请我去做某些事情，我就不能确定了，如果请我去做，我一定会认真去做，如果没请我去做，我也不会去争，我觉得我可用不同的方法去点燃奥运的圣火。
记：目前来讲，您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下一部作品会在什么时候推出？
唐建平：目前为止我写过哪些作品我都记不清了，目前那些被传唱的经典作品当中你问我那个最好，我也说不清楚，每部作品都是我某一个时期的一个成绩，我不会因某部作品某个成绩而沾沾自喜，通过这十几年的创作和取得的成绩，我更加明确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希望我下一个十年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好成绩。目前我的两个打击乐协奏曲拿出去也绝对不会逊色于世界上那些最优秀的打击乐协奏曲。我在接下来的一两年肯定还会有几部作品推出，我现在手头上还有两个没有完成，其中一个已经拖了两年了，是一个为台湾那边写的宗教题材的清唱剧，叫做《路》，这部作品我总觉得我的构想不是特别合适，再加上有一些不期而遇的事情，所以一直拖到现在都没完成。还有一个就是为澳门中乐团写的《澳门诗篇》。假如进展顺利的话，今年就能把这两部作品写完。
编辑：尔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