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幸
录音与音响艺术是音乐表现的重要一环
――访首届文化节"中国十大录音师"上海三友音乐制作公司录音师 陆晓幸
记：请问您是怎样走上录音这条道路呢？
陆晓幸：我过去是在部队的歌舞团工作，当时在文革期间，我跟的老师是黎锦光，他是30、40年代的音乐家，是中国唱片界的老前辈，从事唱片录音工作五十余年，曾为周旋等制作许多唱片，当时我作曲、配器的技巧都是跟他学的。83年底，从部队回来以后，老师建议我从事录音这项工作，所以我进入中国唱片公司，开始做录音这行。
记：国内现在歌手普遍北漂，优秀音乐制作人也大多集中在北京，而广东仍然是唱片的销售中心，您认为上海音像行业的优势在哪里呢？
陆晓幸：上海的音像行业实际上文化底蕴很深，历史比较悠久，在30、40年代上海已成为亚洲乃至整个远东的音乐制作中心。一直到80年代，音乐制作的中心仍在上海，黎锦光等一批前辈的技术、艺术方面的功底都非常深厚，而且唱片业都非常正规，很传统，所以上海的录音师有一个特点就是技术比较好，对音乐的理解、制作都非常细腻，路很宽，对音乐的诠释比较准确，这是一个优势吧。出唱片并不是很快，也不像北京、广东那样热闹，但它是稳健发展的。
记：您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呢？
陆晓幸：我喜欢的音乐类型很多，我本人是学古典音乐的，在乐队演奏长笛也有十几年时间，但是我的才能不够，没有什么好作品值得留下，帮别人的配器到是特长，我解释别人的作品比写自己的作品好，所以二十几年前走上录音这条路。
记：您曾经为《卧虎藏龙》录制电影音乐从而获得格莱美奖项，请问您录制的时候是怎样去表达谭盾老师的创作呢？
陆晓幸：那是2001年世界最佳录音艺术与科技奖，亚洲人可能是第一次获此奖项。我能得那个奖项主要应归功于谭盾，那个事情对于我来讲只是一个机遇而已，在那里面我没起太大作用。实际上评判一个录音作品很难就音乐作品的录音质量来评比，因为评委是各方面人组成的，比方讲，作曲家去评价作品肯定是评价作曲方面的问题，歌唱家肯定偏重演员发声方法好不好，指挥家一定会关注音准节奏的问题。这么多年我录的作品大概有上千张，曾获得文化部奖，金唱片奖，中国十大录音师的称号等，但是首先被国际上所知道的就是《卧虎藏龙》，是谭盾给了我这个机遇。
记：您现在的名气这么大，会不会挑选歌手或者作品合作呢？
陆晓幸：不会刻意去挑选的。你遇到一个有潜力的歌手、好的作品会发挥得好一些，遇到一些不太理想的东西，我们也会尽可能地做好，但是投入创造性的发挥就比较难了。
记：广东乐坛出唱片都是走短平快路线，录制数量与质量矛盾越演越烈，您怎样看待这种"速食文化"呢？
陆晓幸：唱片都是给观众听的，必须要有销路，必须要有人买，如果你的东西搞得再好没有人买，没有人听，没有人知道也就没有任何作用。广东的市场造就这种速食文化，广东做得相当不错，录制的东西也不错，我并不认为只有慢工才能出好作品。
记：第一届声响亚洲文化节您凭借《地图》、《第十交响乐》获得中国十大录音师的美誉，而评委对《地图》的评价是"克服自然界中风声水声的干扰，难度非常高，请问当时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陆晓幸：当时是比较难的，因为交响乐总是在音乐厅演奏，音乐厅对于交响乐团来讲相当于乐器的一部分。比方讲一把小提琴，琴弦是一部分、琴箱也是一部分。交响乐也是一样，如果没有音乐厅，它的感觉就不一样。当时谭盾有一个心愿，就是当地采集素材，把素材还给当地人，我们会尽量帮他们实现这个心愿。当地的政府、人民反应都很热烈，完全像过节一样，演出的时候人山人海，有数万人之多，当地人可能没听过交响乐，演奏的外围气氛非常浓烈，上千的警察拦在江边上，恐防群众被挤落水。当时的条件都相当复杂。而且录制前后都下雨，本来那天下午都几乎准备拆舞台不演了，可是后来我们想既然都来了，整个舞台都装起来了，还是坚持到最后吧，于是我们就买了很多塑料袋，把所有的话筒都包装起来，结果在临演前几分钟雨就停下来了，天公作美。我们就马上把塑料袋全部拆掉，谭盾上台的时候其实还在拆的，刚刚录音的时候还能听到拆塑料袋的声音。当时录音的时候风险是很大的。（记：这是不是您最满意的作品呢？）我现在录了这么多东西，最满意的很难说，但是这部作品在国际上的反响相当强烈，中国文化部及联合国都发了贺信。
记：您是怎样看待音乐发烧友的？
陆晓幸：音乐发烧友往往不是很注重器材，他注重的是音乐的感受，追求最直接的感受到音乐的魅力，这是音乐发烧友。还有器材发烧友，他不太在乎音乐感受，而在乎对音响的评判，我这样想可能有点极端，当然这两种发烧友都很可爱。我自己也很喜欢器材，但对音乐更加热爱，作为我们录音师来讲，忌讳的事是想表现自己是多么优秀，手段多么高明。我们要尽可能的把环节变得通透，尽可能让听众感受到音乐本身的魅力，而忽略了录音技术的存在。
记：请问您怎样看待发烧天碟？
陆晓幸：所谓天碟就是只能天上有。其实天碟就是能够打动人心，如果只是声音好，不能打动人心，也不算是好的天碟。但是也有特殊的，就像是砸玻璃声的发烧片，能听到碎玻璃在地上弹了几下。天碟最好就是里面有人性化的东西，能感人就是最好。。
记：发烧友跟录音师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上海发烧友之间有没有交流呢？
陆晓幸：发烧友往往喜欢注重细节，发烧友是一种爱好，是一种精神享受，一种追求；而录音师是一种专业。上海发烧友没有广州那么多，那么热闹。上海搞展览会之类现在也不是很踊跃，只能说上海不缺乏听众就是了。
记：您觉得录音风格有没有地域性呢？
陆晓幸：可能有，跟当地文化，当地听众的爱好可能有关系，但是录音风格更多的是跟录音师个人的审美观念相关，录音作品一定会反映录音师的审美观念，一个作品录得好坏，技术是很重要的方面，但对音乐的理解更是必不可少。
记：您今年有没有选送作品参加声响亚洲的录音作品评选呢？
陆晓幸：今年没有，因为今年是做评委。本来上届也是要做评委的，但是做评委要花很多时间，要听辨录音、要参加很多会议，而且上次刚好在香港有巡演，没有时间去做评委的工作。今年做评委，自己选送作品去参评是不可以的。
记：请您谈谈现在上海的音响行业是怎样的？
陆晓幸：不光是上海，可能现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一种趋势，人们的娱乐越来越丰富，特别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20年前出一张唱片，销量一下子达到一百多两百万张，全国人民都在听这张唱片，这种状况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从爱迪生发明留声机开始，然后产生唱片，现在载体产生很大变化，所以唱片业应该是夕阳工业，但无论怎么改变，大众需要音乐是不会改变的。当然，各唱片公司也会相应调整他们的战略。
记：请问您对声响亚洲的声音记录行动有什么看法？
陆晓幸：声音记录一直是在向前发展，现在来说，可能传媒更重要。载体的变化，会影响到声音记录形式的变化。现在来讲，媒体的发展把全世界都拉得更近了，可能会把一些地方的个性、特点消除掉。把原生态的东西记录下来，一般不会就这样直接发表，大多作为大学里的研究，也作为资料的保存。我们现在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原生态这种文化遗产是要小心的保留下来。
记：请问您对声响亚洲文化节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期望？
陆晓幸：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从中国来说，这十几年的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很多东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声响亚洲这个活动能促进整个中国音响行业、录音师等共同发展，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事。当然希望我们中国的评比在国际上有权威，要成为国际上认可的评比有相当大的困难，但只要我们拿出实力来，总会有那么一天。
简历：
陆晓幸，生于1950年3月。1968年入伍，并师从黎锦光学习作曲，和声，配器；师从潭密子学习长笛演奏，在海军东海舰队文工团管弦乐队担任乐手兼作曲。1976年作为军队文艺工作者受到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4年退伍后，考入中国唱片公司担任录音师。20多年来录制唱片近千张，及数十部电影，电视剧，舞剧音乐，交响乐团现场扩声及录音等。曾荣获文化部录音制品一等奖，二等奖；广电局录音制品一等奖，二等奖；中唱金唱片奖；葛莱美2001年世界最佳录音艺术与科技奖；第一届亚洲录音艺术与科学文化节中国五大录音师奖；并担任中国轻音乐学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协会"学会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在多年的艺术探索中与许多著名音乐家，导演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录制唱片'长征'（丁善德），'吉祥九重天'（洛桑三旦），'第十交响乐'（朱践耳），'唐诗三首'（扬立青），'声音图画'（何训田），多媒体交响乐'地图'（潭盾），电影'卧虎藏龙'（李安／潭盾），'方舟'｛陈逸飞／叶小刚），电视剧'乾隆王朝'（张千一），芭蕾舞剧'大红灯笼'（张艺谋／陈其刚），'深圳故事'（叶小刚），胡彦斌专辑，电影"神话"(成龙／王宗贤），"理发师（陈逸飞／溪其明）"，"夜宴（冯小刚／潭盾）"，"东京审判'，歌剧"原野'，"秦始皇'，等都受到广泛好评。此外还担任过一些重要的录音棚音响工程设计与现场演出音响工程，也都获得出色的成功。
编辑：尔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