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军在首届文化节的论坛上发言
首届文化节中国十大录音师获得者――邵军（左）在颁奖台上领奖
――访北京文艺台台长、高级录音师 邵军
记者：您1976年到电台录音组工作，到今年正好30个年头，您把最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录音事业，兢兢业业地做幕后英雄，捧红了一批又一批的歌手。与台前歌手的风光相比，幕后的录音工作是艰苦的，您不后悔这样默默走来的30年吗？如果时光倒流30年，您还会选择走这条路吗？
邵军：我觉得会（选择），因为当时这个职业我是很热爱的，我参加这个工作时没有学过这个专业，先干起来才逐步去上学，这是一个艺术再创作的一个工作，很有意思，因为一些现场的演唱演奏，经过你的再创作把它变成一种能被别人听到的、一种有一定风格的，这里面都含有再创作的成分，我没有后悔选择这个职业。
记者：这30年来，无论您的身份怎么变，您还是对录音工作情有独钟，由此可以看出您非常喜欢录音这项工作，那么您当初为什么不一心一意朝录音师这个方向发展？而改行做行政工作呢？
邵军：那没办法，当时让我做行政工作的时候，我思想斗争了一年时间，其实也不是说完全脱离录音工作，只不过不是主要做录音这块。当时领导说你不做录音其实挺可惜的，你很有才华，能做得很有成就，但是其他的工作更需要你这种人材。冲领导这句话，我就做起了行政工作。
记者：这30年来，您觉得自己的录音技术在哪些方面取得进步呢？30年前您转业进入电台，为什么选择进入录音组？
邵军：其实当时选的时候并不是自己能做很大的主，但是分配干这个事的时候，我就挺热爱的。我一开始录音工作以后，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那段时间，正好是我国录音行业在一个进步的过程，从单声道到立体声，经过这段时间的实践，觉得眼界开阔了，声音变成立体声会那么好听，就特别有兴趣，做了大量的试验。我觉得我自己有两个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实况录制的，这和我工作有关，我的研究组就做实况录制研究，把各种各样的音乐会能够把它录得好，那也是挺不容易的，我们就发现在单声道的时候很难的事，变成立体声以后，就变得更加真实，更加好听。前两年参加十大录音师评比那个作品《罗马松树》也是一个实况录制，它常常比在录音室里录出来更生动，更有空间感，更真实，更有感染力。还有一个就是民族音乐录音，当时有几大块录音可以发展，可以钻研的，一是古典音乐，一是流行音乐，还有就是民族音乐的录音，我更倾向于民族音乐的录音。我觉得古典音乐的录音，在欧洲有那么好的乐队，那么好的音乐厅，客观条件具备了，才能出来好的音乐，这些在国内都比较欠缺，所以想做世界级的很难。流行音乐的问题也差不多，像美国英国发展得都很快，我们充其量就是模仿人家。只有民族音乐在由单声道到立体声的转变没有什么好方法，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录，很多人把古典音乐的方法搬过来，把流行音乐的方法搬过来，我觉得民族音乐应该有独特的方法。所以在这方面使用了很多的方法，在90年代初给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作了很多的唱片，这当中有大量的实践，比如说，民族音乐有比较大的缺陷，它不像大型管弦乐队的合音那么好，因为西洋的弦乐器，大小不一样，音区不一样，所以他的合音很和谐，民族音乐不一样，民族音乐的高胡、二胡个性很强，和声比较差，所以当时就发展一套同期多轨的方法，通过后期的加工调整，使得它的和声比原来的好听，可以做到比现场听起来更好。同期多轨这种方法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鼓魂》、《神驹》这种民族轻音乐，当时在台湾得到很高的评价，他们都认为跟传统的音乐不同。
记者：在第一届"声响亚洲"文化节录音师评比中，只有五人获得"十大录音师"奖，这五个人当中，就数邵老师您最特别，身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台台长，这些年更多的是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是却能在这种严格到宁缺毋滥的录音师评选中脱颖而出，有没有什么秘诀？还是您有异于常人的天赋？
邵军：我的特点就是我不喜欢做重复的劳动，喜欢做没做过的事，录音方面也是一样，从我录出来的作品反映的就是一种大气，我比较喜欢气势恢宏的作品。在录音当中，一些好的录音师的作品其实跟他们的性格有关，同一个录音不同人录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我本人喜欢追求整体感觉。我觉得这不是天赋，这是一种勤奋，我在做录音工作的时候特别勤奋。我觉得录音师的感觉是很重要的，人的美学这种感觉并不是课堂里可以学来，学这专业的人很多，能做得好这工作的并不多。艺术类的工作跟感觉有很大的关系。
记者：在您那个年代，录音课程很少，理论来说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比较少的，但是事实上目前优秀的录音师都是从您那个年代出来的，相反，现在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专业，却出不来优秀的人才，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邵军：第一，录音这个工作要有一定的经验，要实践到一定的年头，刚毕业的学生没办法学得那么全面，只有实践到一定程度，才能逐步完善感觉。第二，录音这个行业挺艰苦的，需要长时间的坚持，锲而不舍的才能完成。录音这种东西是不能急于求成的。
记者：您是凭着一首《罗马松树》得到"中国十大录音师"称号的，请问您当时是凭什么灵感去录制这首作品的？
邵军：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原先的乐团指挥因某种原因来不了，结果临时从俄罗斯聘请了拉扎列夫，一个中年指挥家，他跟这个乐队合作并不是很多，但是那次的演奏却特别有激情。当时北京的音乐爱好者们号称那是在音乐厅里最爆棚的一次演出。当时音乐厅的环境并不是很好，但却座无虚席，大家都很有激情。我正好在做这个录音，就直接记录下来了。而且，这个作品整体的风格和我本人的录音风格比较符合，都是比较大气，所以铸就了一个比较成功的作品。
记者：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是发烧友，他通过自己看书，有没有可能成为出色的录音师？需不需要专业的培训？
邵军：我觉得学习录音是两方面的，作为一个录音师，基本的素质有两方面的，一是艺术方面的，二是工程方面的，这两方面除了要看书学习之外，高人的执导也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录音工作不管用什么方式学，努力坚持很重要，但是只是靠自己业余时间去学是比较难的，不过也不排除有极少数人能自学成才。
记者：好的录音作品也需要在昂贵的高档音响设备上才能体现它的魅力，是否意味着一般老百姓就与顶级的视听享受无缘呢？如何才能让取得一个平衡点，让广大老百姓都可以轻松体验到那种享受，从而提高民众的音乐审美观？
邵军：一个好的录音作品在一般的录音设备上听也是很好的，但可能听得没那么突出，越好的音响设备越能体现这些细节，要不然也不会那么贵，声音是通过音响设备最终端的喇叭放出来的，最后终端不好就会影响质量。如果要说取一个平衡点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买不起整套好的音响设备，那就尽量买配备好喇叭的音箱。
记者：一些世界级录音大师的录音作品长久流传，经久不衰，比如60年代的录音大师路易斯·雷顿把弗雷德曼（Frick Friedman）演奏的小提琴收录了一张经典名作《流浪者之歌》，把小提琴的音质、质感及音色都完美地表现出来，此录音作品在业界内也被公认为演奏录音最经典的版本。为什么这些60年代的录音大师为何没被录音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淘汰，反而至今还能受到音响发烧友的追捧呢？
邵军：虽然在60年代技术条件是有限的，但是当时录音更追求真实、音乐感。在后来的发展中，录音技术水平提高了，恰恰在音质这个根源上跟不上。以前那些音乐作品虽然有点欠缺，但是音乐味、感染力是特别丰富的。
记者：您曾亲临第43届格莱美音乐颁奖礼现场，您觉得格莱美的获奖录音师与您之间有多大的距离？
邵军：我对国外的录音师不是很了解，他们的作品听得多，但是他们怎么培训的也不是很了解。录音师到一定时期就会注重风格，工作环境、生活的艺术氛围不同，各有各的长处，很难比较。（记：中国的录音师可不可能参加像格莱美那种录音作品评选？）格莱美是要在美国发行的唱片才能进行评选，但是现在国际间交流也多了，像是电影音乐等一些作品也进入了最后阶段评选的。
记者："声响亚洲"（广州）文化节也希望打造成具备格莱美那种影响力的活动，也希望在广州的活动能够辐射到亚洲，甚至到世界，现在肯定有一定的距离，您能给这个文化节一些寄语吗？
邵：我觉得坚持下去一定可以。中国是亚洲的文化中心，活动在国内搞好肯定会辐射出去的，最重要是坚持，坚持造就成功品牌，而这个品牌也是中国独有的。
记者：您觉得您现在的录音作品再过30年还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吗？
邵军：有些作品可能会。因为有些录音作品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它的机遇有时候不是很多，但是一旦发光，就会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坐标，被人们记住。还有一些优秀的演奏家逝世后，他的一些大型的作品也具有时代意义了。
记者：您打算在录音领域工作多久？
邵军：我现在算是业余的录音师，主要还是搞行政。想退休以后开一家唱片公司，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当然，这是理想。
编辑：尔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