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记者：发现您的成长之路一直都在改变自己，比如说您14岁跟随父亲学习小号的演奏，1981年成为北京交响乐团的一名小号演奏员，然后您兴趣又转变为歌曲写作，1984年写出第一首摇滚的歌曲，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尝试，比如录音？
崔健：一开始我做的工作是制作人的工作，我不认为自己是从事录音的，因为我觉得从录音专业知识上来说我差太多了，我比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但是制作人有一个特别好的先决条件就是它本身是个艺术，不用太多的技术，凭想象就可以了，它是用绘画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我是站在制作人的角度去要求录音，所以外行就是外行，它有艺术的成分在。千万不要说我试图尝试录音什么的，实际上我只有一个非常初级的录音概念，我只是喜欢做这个，我在这方面作了好多的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弥补的工作，而并不是真正想去从事录音工作。我以前喜欢玩电子游戏，有了电脑就再也不玩了，因为我觉得最好玩的游戏就是录音，因为它能够把我自己所有的任务用声音去完成，录音变成了一种跟我工作连接起来、挂钩起来的游戏，变成了一种工作与娱乐共存的游戏。
记者：第一次尝试录音是什么时候？可以说你迷上录音这个"游戏"吗？
崔健：在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有跟进录音过程。喜欢它主要是因为有特别浓厚的艺术成分在，就像绘画一样，真正专门声学艺术来说我便一无所知，而且我特别怕自己上瘾，如果掉进去我会很上瘾，因为我很喜欢这东西，我会努力克制它的诱惑。而且这事非常耗时间，所以还是以做音乐、写音乐为主
记者：您的录音棚是自己做的吗？大概花了多少钱，有多少设备？
崔健：对，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设备，10年前做的，现在准备做一个新的，但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耗精力的事，也劝大家别玩太深，我觉得音乐家还是专心做音乐，独立作音乐的人，耗时间太多，我这二十年做了五张专辑，别人都在批评我了，但一看到我的工作，可能不忍心批评我，因为我工作非常努力。
记者：您的《小城故事》获得了第一届声响亚洲文化节录音作品评选摇滚类的最佳作品大奖,当时您是凭什么样的感觉去录这个作品的？
崔健：我觉得能够获奖首先归功于作曲编曲上和歌词结构上做一些创新，首先是歌曲文学化，分成上中下三集，叙述性很强，跨越很大，时间也长，还有录这个曲子费了好大的劲，记得第一次录的贝斯全丢了，录制的电脑也坏了，折腾了一个月去救这些东西，找了电脑高手去救这些也没救出来，后来又重新录制了一遍。
记者：以你对录音的认识来说，怎样才能录制一张比较好的唱片？
崔健：我觉得还是5分设备、5分人耳朵，耳朵太重要了，音乐录音师太重要了，也有人说8分耳朵，2分设备。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好的录音师？
崔健：首先要对设备有足够的认识；其次要有跟作曲家交流的习惯；再者要具备对音乐有较深的理解能力来的。
录音师也叫音响导演，在国外的唱片公司叫录音监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唱片他能推翻，所有的演员和技术上的东西，它有权否定，然后他会提出很好的建议，他会要求一个大的管乐团重新摆位，一个好的录音师是有这个权力的，你可以很不高兴地指挥所有人。
记者：录音科学的不断发展,录音技术也不段地提升,音响器材也不断在更新,那在科学技术产品整体发展的大环境下,您是如何跟上这种更新浪潮？
崔健：我现在只是做一些我有兴趣的事，我觉得从作曲方式来说，我能够理解最新作曲的方式，因为他们已经换掉传统的作音乐的那种乐器，要掌握midi以后，就是一种换乐器，像这种方式我已经是比较熟悉，但我并不是非常愿意去发展，因为我还是非常愿意拿起吉他来跟别人一起排练，老老实实的录音演唱。
记者：声响亚洲有一个子项目叫"声音的文化纪录行动"它的目的就是保存一些原生态的影响或一些民间传唱,这些马上要失传的声源，有人觉得这个保护行动不符合市场需求，大众更希望接触流行音乐,你觉得有必要进行这项活动吗?
崔健：太有必要了，我自己本身特别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些事，想去山里头发掘真正原生态的声音，希望能有些原生态的东西带进我的作品去。过去的都是一些失真的记录，而这个活动是一种声音的纪录，更真实，为后人留下可听性的纪录。
记：请问您下一张唱片专辑中，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创新元素? 还会自己亲自操刀录制吗?
崔健：所谓创新也跟音乐有关系,从技术上说就是要完成音乐，实际我不想太固定下张专辑的风格，刚才提到出单曲和整个转辑的感觉不一样，我现在写的歌曲实际跟前面写的两张有区别，是不一样的。会参与到录制中去，但会把精力放在把关上，而不是去做当中的细节。
编辑：尔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