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度文学评论家　王尧

　　王尧，男，1960年4月生，江苏东台人，现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文革学、现当代散文等，主要学术论著有《“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文革文学”研究》(博士论文)、《询问美文》、《迟到的批判》、《中国当代散文史》等，主编“新人文对话录”(包括《韩少功王尧对话录》、《李锐王尧对话录》及《莫言王尧对话录》)、“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等多种丛书，另有散文随笔集《把吴钩看了》、《茶话连篇》等。

　　授奖词

　　王尧素以研究“文革文学”和散文史著名。他的学术视野开阔、广博，思想立论谨慎、严密。他通过梳理原始史料而建立起来的文学视角，为求证当代文学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他的分析，善于发现覆盖在研究对象身上的学术肌理；他的判断，常常带着可贵的学术反省和自我质疑。他不回避自己面临的思想疑难，不迷信单一的解决方案，而是冀望于对众多文学实践活动的有效清理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他注重理论的建构，也探索批评的实践，二○○三年度他主持的“小说家讲坛”，主编的“新人文对话录”，都是这一实践的重要体现。尤其是他和韩少功、李锐、莫言等人的一系列对话著作的出版，既重建了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理性、健康的对话关系，又为文学研究如何从纸上空谈回到具体的现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我们如果绕过它，那文学史研究就是残缺的

　　记者：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地去选择“文革文学”进行研究？

　　王尧：我期待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我反省过自己，觉得我这一代人以少年的眼光目睹了“文革”经历，我们所受的教育、成长背景都与“文革”有关。在我们身上残存了许多“文革”的负面因素，当我们自己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时，对自我有一些批判，这种自我批判毫无疑问是和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连在一起的。我想自己是作为一名学者也好，批评家也好，特别是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有历史责任来面对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我们无法绕开它，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探究的欲望。从专业上讲，我们如果绕过它，那文学史研究就是残缺的。

　　记者：在我的印象中，“文革文学”一直是地下的、隐秘的文学。

　　王尧：“文革文学”是多层次的。有一种是主流文学，像《金光大道》。还有些是相对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也是公开的，像电影《创业》；还有一些完全沦为政治工具的，像“阴谋文学”。你刚才讲到的地下文学，有地下诗歌和一些手抄本的小说，里面既有先锋的，也有亚文化的。先锋的如朦胧诗；纯粹的，像穆旦的诗，丰子恺的散文。另外也有一些属于亚文化的，手抄本，比如《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等。

　　记者：有一个观点就是，“文革”无文学，后来这种说法被打破，就是有一些地下文学存在。那时候的地下文学创作，你如何评价？

　　王尧：地下文学非常重要，当一个社会仅能容纳主流话语，而不能容许另外一个声音的时候，总有一些知识分子进行另外一种写作。所以我非常看重当时一些作家在那种专制的环境之下，对文学的敬畏，对人的尊严的捍卫。许多作品包括朦胧诗，都是一些很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潮流，在1978年以后从地下转为地上，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主潮。

　　记者：那么在“文革”文学的研究中，你有些什么心得？

　　王尧：在研究当中，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区别的。有一些作品究竟写于什么年代，我觉得这是需要考证的——有一些作品是不能确证为写于“文革”的，尽管后来作家在公开发表的时候，写上了“文革”的那段时间，它的真实性如何值得推敲。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作品不是写于“文革”的，你又要把他说成是“文革”时期的，这反映什么问题，这也是需要我们研究的。这就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讲的，关键不是看文献的真伪，而是看我们是如何组织这些文献的，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在对“文革”做选择性记忆的时候，需要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有意地遗忘一些事情，有意地虚构一些事情。

　　文学研究需要一个很好的话语交流的场所

　　记者：除了“文革文学”研究备受关注之外，你重新确立的批评家与作家对话关系的努力也受到广泛的赞扬。在很长的时期内，批评和创作始终属于隔膜的状态。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尝试呢？

　　王尧：我这几年暂时放弃了手上研究的一些课题，集中精力做“小说家讲坛”活动。这件事情是2001年暑假开始酝酿的。那年暑假我和莫言老师受林建法老师的邀请，到大连小住。当时我刚从台湾东吴大学任客座教授回来，对一些问题有新的思考。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访问了陈映真、余光中、黄春明三位作家，做了三个对话。在对话中，我感受到作家和批评家相互关系的另一面，对文学话语活动的场所有新的感受，当时我的想法还不清晰。在大连，我和林老师谈了自己的想法，说想做一个“小说家讲坛”，他说很好，我们就一起策划。这一活动包括邀请作家到苏州大学演讲，由我或者别的批评家和小说家做一次对谈。当时莫言老师是积极响应的，他和李锐老师是首批到苏州大学演讲的作家，是2001年的秋天。“小说家讲坛”非常成功，在这个策划过程中，我和林老师有一个想法，认为今天的文学教育是不太成功的，后来我在开幕词中表达了我和林老师的想法。

　　记者：按你的看法，你认为今天文学教育不成功的原因何在？

　　王尧：最近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没有文学，如何教育》，谈文学教育的一些问题。多年以来，学界、教育界、创作界，总是有一些隔膜，分工太细。我觉得莫言、李锐、韩少功这批作家，已经创造了可以称为经典的一些作品。他们到大学里来演讲，对大学的文学教育有很大的冲击力。我觉得文学研究需要一个很好的话语交流的场所，一个作家在一个大学演讲，他与读者、批评家、教授形成一个对话关系，这样一个对话关系在今天的知识生产当中，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随着“讲坛”这样往下办，就发现好多问题。作家在演讲当中，表达的对文学、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已经不是一篇演讲能够完成的了，而我和他们的对话当中涉及的问题，也不是我和几个作家能够讨论回答的了。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语境当中，许多问题需要相当的篇幅、相当的规模来做回应，文学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历史的问题，都需要作家和批评家以一种知识分子身份来做回应。这个时候，我和林老师就觉得需要有一套大型的对话录丛书，来系统表达一批作家和批评家对文学以及文学以外的其他问题的看法，所以当时我就和林老师，以及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陈长荣先生商定出这套新人文对话录丛书。许多作家、批评家朋友都欣然同意做这样的工作，而且他们都做得非常好，比如谢有顺和贾平凹、于坚的对话，可以说太出色了。

　　记者：对话对于你的研究、批评起到什么作用？

　　王尧：我自己获益很多。这次对话对我自己的知识背景、理论方法都有所补充和调整。从一般意义上讲，像莫言、韩少功、李锐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读书很多，而且不拘泥。他们的学养，他们发现问题、解释问题的能力，都和优秀的学者、批评家一样，甚至超出了他们。他们在对话中表达的思想、叙述的史实，不仅是认识他们，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的重要文献。在对话过程中，我与作家有了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既吃鸡蛋，又看母鸡，未尝不是件好事

　　记者：你做“小说家讲坛”，将作家请进课堂，这是最直接的交流，对文学爱好者、研究者，包括你的学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你能否介绍一下“小说家讲坛”目前的情况。

　　王尧：以前我印象中，好像是谁想见钱钟书先生，钱先生说，你吃了鸡蛋，又何必要看母鸡呢？其实有条件的话，既吃鸡蛋，又看母鸡，未尝不是件好事。有这样一批作家到讲坛上讲课，我想他演讲的方式、内容，都会对学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讲坛还要继续办下去，迄今已经上讲坛的有王蒙、莫言、韩少功、李锐、张炜、贾平凹、余华、叶兆言、尤凤伟、方方、阎连科等等，我们还要再邀请一部分作家来演讲。现在有一些变化，想把讲坛变成流动的讲坛，不一定都在苏州大学进行，只要看有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作家，都可以进行。但有一条我们是始终把握住的，就是讲坛是有高度的，门槛不会降低。

　　记者：刚提到文学教育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改进方式。

　　王尧：对，我当时最早的想法之一就是改进文学教育的方式。今天的文学教育也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产物，知识生产的一个方式。一旦将它制度化、体制化以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僵化的、仅仅是贩卖知识的场所，今天的文学教育有这样一个危机。有很多经典不能进入大学课堂，大学里弥漫了功利主义，人文教育淡化，人文的、审美的东西有所缺席。

　　记者：对当前的文学教育，你觉得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改进？

　　王尧：我觉得我们有好多问题可以思考。比如像文学史课，我们通常会讲一些大而无当的文学史，而缺乏对作家、诗人进行专门的讲述。这样得到的只是比较空洞的文学史的概念。如果传授的一种非人性、非审美的文学，我们只能得到空洞的结论。不好好读原典，不接触文本，这样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会阅读。而且，当下整个文化符号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的文字变成了视觉的东西，这种冲击很大。文学通常只能通过阅读，有时只能是意会而不可言传。

　　获奖作品简介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责任编辑陈长荣、朱坤泉。

　　《李锐王尧对话录》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责任编辑何桂林。

　　王尧近年来一直主持“小说家讲坛”，与当代十余位作家分别做了对话。在此基础上，2003年他推出了与韩少功、李锐、莫言这三位实力派作家的对话录，对这些作家的思想脉络、创作变化分别进行观察与探究，并对历史文化、人文传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三本对话录都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在《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一书中，韩少功与王尧在文革、启蒙、符号、语言、历史和文学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相当全面深入地表达了两人对社会、历史、语言、文学的看法。在另一部广受好评的《李锐王尧对话录》中，李锐与王尧从历史、文化传统、作家、作品、语言等各个方面展开广泛的交谈，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围绕汉语文化主体性的建立以及如何建立汉语写作的信心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些对话充分展现出了对话人之间思想辩论、交锋的过程，并使作家的思想充分得到显明。

编辑：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