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辽宁省高级法院原院长田凤岐因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330万余元，5月15日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而就在此前不久，3个省部级高官也因贪污受贿被判刑，分别是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潘广田、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和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笔者注意到，官方在披露丛福奎案和李嘉廷案消息时，都称“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只是由于这些人“认罪悔罪，赃款已全部追缴”，其中李嘉廷还检举他人犯罪线索，因此都保住了脑袋。

　　提到贪官，人们自然不会忘记被处死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544万的受贿额使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因腐败被处决的省部级高官；而提到被判死刑的贪官，很多人也许还会记得这些名字：四川省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受贿893万元)；柳州市公安局原局长于丁(25.1万元)；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

　　对比上述这些或命丧刑场或苟且偷生的腐败分子，笔者首先有和多数人一样的感慨——对以权谋私者充满了憎恶，同时，也为这些罪犯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而欣慰。但在感性之外，笔者又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在依法惩处贪官的时候，也应讲求法律上的平等和公平。以李嘉廷为例，他那1810万元的受贿数额不可谓不巨大，比起这个数额来，胡长清、戚火贵之流已经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说李嘉廷免死还有个理由，那么，丛福奎被法院认定的受贿数额是936万元，远远高于已经被处决的那些贪官，但也只是死缓。

　　我国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规定，对于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可以判死刑。就前述贪官的犯罪数额而言，不管是已经被处决的，还是保住了脑袋的，无一例外都可判死刑。因此，从法律和刑事政策上讲，那些被处决的人并不冤。但那些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甚至超出了已经被处决者的人，却没有被判死刑，就难免让人感到不解。

　　按照法律的公平原则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司法机关在审理和判决案件的时候，只问事实和有法律效力的规则，而不论被告人原来的身份；罪犯所获刑罚，应当和他本身的罪行相适应。就贪污贿赂案件具体而言，贪污贿赂的数额和作案手段是判罪的最重要依据，说白了，犯罪数额小的，就应该获轻判，犯罪数额大的，就应该获相对较重的刑罚。如果处死犯罪数额小的贪官而放过犯罪数额大的贪官，个中的不公平路人皆知。我是个坚决的死刑废除主义者，说出上述话，目的不是为了推动死刑在经济犯罪领域的更广泛适用，而是想从“举重以明轻”的角度说明一个道理：既然犯罪数额如此大的人都没有处死，那么，对于那些犯罪数额小的人，更不应该处死。

　　过去对胡长清们的处决，由于并未超出法律的现行规定，笔者无从指责。但由于现行的10万元数额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在李嘉廷、丛福奎案之后，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司法机关至少应当明确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死刑金额线。如果这个界限不明确或者过于弹性化，一方面会有层出不穷的实质不公平，另一方面，也不能通过对贪官的惩处而服众。这不仅是打击腐败的需要，更是法治秩序的要求。（编辑：离地七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