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徐冠巨：男，1961年7月出生，杭州人，浙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第八届工商联会长。2003年1月，他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立即引起媒体的极大关注，被学者称作“徐冠巨现象”。
［时间：3月9日地点：北京京伦饭店］
倾听民企的声音很重要
［场外：1月21日上午，浙江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当选的10位副主席中，最后一个报出了徐冠巨的名字。］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能当选？
徐冠巨（以下简称“徐”）：我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出于统战政策的考虑，也可以说是一种探索。
浙江有20多万家非公有制企业，占了全省的2／3左右，有的地区甚至占到了85％。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的国家要繁荣，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离不开这支力量。所以，倾听这个阶层的声音很重要。
记：有学者把你的当选称作“徐冠巨现象”。你认为什么是“徐冠巨现象”？
徐：那是学者的表述，我不好这么说。非公有制企业家参政议政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这次好像有一些突破。
记：那你认为你的当选传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信号？
徐：这体现了我们国家民主政治的推进，也体现了对民营经济的重视。
十六大扫除了许多思想上的障碍，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得到了承认。民营企业家更多地进入政治生活，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它也是我们党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表现。
记：你当选政协副主席后，能为民营企业做些什么事？
徐：有好的想法我可以向政府建议，发现问题也可以提出来。过去当政协委员，也能反映意见，但是进入到现在这个层次，沟通起来应该会更流畅。
为官与为商其实一样
［场外：浙江省党建研究会秘书长王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代言人全面进入国家的政权通道是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必然趋势。］记：当官以后感觉怎么样？
徐：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当官。
记：副部级还不算官？
徐：至少我从不把它当作一种权力。当然，它是一种光荣。不是当上政协副主席了光荣，而是得到了承认之后，一种被信任的光荣。
记：这是不是人们所指的商而优则仕？
徐：那是一种传统思维。当年办企业的时候，我没想过要当官；企业做起来了之后，我也没有想过要当官。
要说为什么到今天，我想是时代赋予的一种责任。
记：可以说，你现在获得了一种政治资源，你担不担心人家说你利用它为自己的企业谋利？
徐：能谋什么利？政协并不是一个权力机关。而且，身正不怕影斜。相信国家的法律、法规也会越来越健全。
记：从政和经商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徐：为人与为事，为官与为商，其实是一样的。
管理工作的精神是相通的，都要有热情，有责任感，还要讲方法论、讲态度。我的信条是，用心做事。
记：你要做政协的工作、工商联的工作，还要管理企业，怎么兼顾？
徐：一心要多用，这的确是个难题。同时扮演这么多角色，对经验、对精力都是一种考验。
办法只能是提高效率，合理安排好时间。有矛盾的地方可以磨合，共通的地方可以结合。
现在做政协副主席，要更多地为非公有制企业服务，这要求我必须更多地学习。我想我会竭力而为，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曾经打算关门不干
［场外：1986年10月，徐家用一口大缸、一口铁锅和几只水桶，再加上一位师傅做指导，开始投产液体肥皂。小作坊由此迅速做大，并成长为传化集团，去年销售收入已达9.7亿元。］记：你是怎么踏上民营企业这条路的？
徐：当时也是很无奈。25岁那年，我得了一种病，溶血性贫血，差不多被医院宣判了死刑。为了治病，家里四处借钱，欠了人家两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数目。
没有办法，我父亲徐传化只好再借了2000元，带着我们办厂。
第二年，债就全部还清了。
后来我父亲逐渐把工厂交给了我打理。说也奇怪，这么一忙，那病竟奇迹般地没有了。
记：刘永好曾经讲过，上世纪80年代末，民营企业的社会压力特别大，他们曾经去找政府，请求政府把希望集团收归国有。你遇到过这种困难的处境吗？
徐：那时候的确很难。非公有制企业给不给发展，当时争论很激烈。社会舆论压力也很大，我母亲担心得睡不着觉。
1989年的时候，我已经把企业的应收账款全部收了回来，准备关门不干了。
记：那后来为什么又坚持了下来？
徐：后来乡里知道了。乡党委、政府当时思想很解放，找到我们，鼓励我们继续把企业办好，还把我们评成了乡里的劳动模范。是乡党委和政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我到今天都很感激。
记：当时的企业是个什么状况？
徐：年产值有200万元，30万元左右的利润，还交了30多万元的税收，应该说对国家是有贡献的。
记：我看到的资料说，1998年传化集团就建立了党组织。
徐：不，1995年就建立了党支部，当时有十多位党员。1998年建立了党委，当时在浙江的民营企业里是第一家，胡锦涛同志当时都有过批示。
现在集团已经有130多位党员了。党组织没有影响企业的发展，反而对职工产生了更大的凝聚力。
记：现在社会上要求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呼声很大，你觉得有必要吗？
徐：这首先体现了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呼声说明我们的家庭有财产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穷二白，所以大家也更加关心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
目前，我们的经济运作中，有不少经济纠纷，很多都与财产的处置、分割有关。立法保护私有财产有利于推进法制化，使市场更加规范，社会更有秩序。
真要是有这样的法律出来，我相信，会激发人们更大的创造财富的热情。
财富即责任
［场外：徐家已成为当地首富，但家还是那个家，早年创业的十几间旧平房还在，做肥皂的旧塑料桶还历历在目。］记：你为什么不把你老家的旧房子翻修一新，“光宗耀祖”？
徐：对于财富，我想我们不是太在意。老家还保持着原样，我们还住在那里。我的母亲还在劳动，家里养着几百头猪。
留着厂里的老样子，我想对员工也是一种教育，让他们知道传化是怎么起步的，告诉他们传化的今天值得珍惜。
记：听说你有个观点，“财富即责任”，怎么理解？
徐：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钱，离不开财富，但到了一定数额之后，就成了一种责任。其实，家里有10万元存款，和家里有10亿存款，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财富多了，责任也重了。有了钱不能随便花，不然对家庭、对社会只会产生坏的影响和后果。你应该也听过这样的例子，有人买彩票中了500万，反而成了祸害，搞到家破人亡。
财富是怎么积聚的，又是怎么支配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在它固有的规则下，必然导致财富的集中，这是一种奋斗的过程。对于财富，我的观念是，赢要赢得心安理得，输要输得心服口服。
记：你所说的责任，除了包含自律的要求，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对社会的责任？
徐：也有这层意思。
记：那你是否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生活，对社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徐：应该更加关心社会的进步，更积极地建言献策。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肩负着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民营企业家应该为社会的繁荣贡献更多的力量。
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可以有许多方式，不一定要寻求进入政府或者权力机关。最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家要与社会发展的主流同步。（编辑：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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