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出席本次“两会”的多名人大代表注意到，十六大报告和朱镕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他们认为，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大决策创新。

    城乡统筹将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河北省衡水市市长冀纯堂代表认为，“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过去多从“三农”内部着眼，就“三农”谈“三农”，有一定局限性。目前农业和农村的确存在着市场不活跃、结构不合理、产业亟需升级换代等问题，但从深层看，“三农”之所以成为问题，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而实行城乡统筹，则跳出了传统思路，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考虑“三农”问题。

    黑龙江省计委主任唐修亭代表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任何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我国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对工农业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采取粮食统购统销等办法，从农民那里提取了大量的“剪刀差”，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这一战略是国家工业化初期的需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更好的选择。

    他认为，现在二元结构政策的局限性正日益显现。农村的发展无法享受与城市平等的待遇：受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还难以实现自由流动；进城务工的农民受到歧视性政策的束缚，在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缺乏必要的支持；农民的人均税负水平远高于城镇居民。目前的财政、金融、教育体制，都不利于农村的发展。而城乡统筹将改变这种局面。

    实行城乡统筹迫在眉睫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受到全社会关注。２００２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２４７６元，这一数字不到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７０３元的三分之一。

    唐修亭代表说，事实上，差距还体现在社会福利方面：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物价等各种补贴，以及医疗、失业、最低收入等各种社会保险，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即使已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城乡也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教育，全国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村中小学适龄的入学率大大低于城镇，农村学生的辍学率、流失率高于城市；国家财政拨款和教师工资城乡间也存在较大差别。

    海南省农业厅厅长林玉权代表认为，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如果二者长期分割，可能会导致互相牵制的恶性循环。目前内需不足，与农村居民购买力偏低有直接关系。我国农村实际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７０％，而金融资产不到３０％，社会购买力不到４０％。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在人均ＧＤＰ达到３０００美元以后才出现买方市场，而我国人均９００美元就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低水平过剩。

    唐修亭代表说，城乡分割还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有资料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为３７．７％，比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低约１０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低约２０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滞后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的主要障碍。

    城乡统筹该从哪里入手？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林玉权代表认为，城乡统筹应该以就业问题作为突破口，要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他说，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积极推进城镇化，增加就业机会，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减少农民。这就要对“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一视同仁，尽快解除在计划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方面的障碍。

    冀纯堂代表认为，应当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战略，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目前乡镇工业已在城市工业之外构筑起了“第二工业体系”，这两者各自在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运行，造成了行业和产品结构的重复建设。为此，要构筑从农村伸进城市的产业链，合理分工，统一设计。乡镇企业要继续主攻劳动密集型产业，突出地区资源优势、传统工艺优势和特定市场优势。

    唐修亭代表认为，要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尽管世贸组织规则不允许过多对本国经济进行补贴，但还有些余地。比如可以参照欧美国家实行休耕制度，当市场上粮食明显供过于求时，建议农民压缩种植面积，损失由政府直接补贴。这样既可减少粮食产量，促进粮价回升，又可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反过来刺激消费。

    按照唐修亭代表的理解，就像当初举全国之力推进工业化一样，中央提出城乡统筹战略的主旨也是举全国之力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达到８００至１０００美元时，便开始由工业“反哺”农业，而我国正处在这个阶段。（编辑：栾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