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两会”热热闹闹地召开着。会场外，在各大纸媒体（尤以南方的报业为最）的盛情邀请下，蔡定剑、季卫东、毛寿龙、贺卫方、杜纲建等知名学者就炙手可热的“宪政”话题畅所欲言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议政局面。这些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依托，以报纸为议政平台的知识分子，应该就是当下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或他们的雏形。
公共知识分子的集体亮相是个可喜的局面，毕竟我们“兼济天下”的士人传统中还有不少“独善其身”的内敛因素，在政治话题上的自说自话和密而不宣成了民间鼓励的明哲保身之策，抛头露面成了不识时务或沽名钓誉的代名词。而且在现今的高校学术成果评定机制中，学者们在纸质媒体上发表的言论是不算成果的。如果缺乏对我们社会我们时代的热情关注，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中忙里偷闲写专栏、接受采访，利益驱动并不明显。也许有人认为，报纸、电视能满足一些学者“混个脸儿（名字）熟”的功利诉求。但是随着网络的兴起，今天公共领域的意见市场日益丰富，受众的素养日益提高，如果侃侃而谈的学者是“没有金刚钻也揽瓷器活儿”，普通受众们照样不会买帐甚至会用换频道、买另外的报纸来表达他们对媒体缺乏深度、新意的抗议。退一步讲，只要言之成理，抛头露面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为了知名度也无可厚非。
也许还有人秉持绝对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参与公共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的讨论的。这其实是对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误解，介入并不就是丧失自己的岗位意识，只要时刻不忘自己的学术操守，时刻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
稍做统计，可以发现公共知识分子们的专业背景多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这样的显学为主。因为这些显学和正在发生的火热社会生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事显学的公共知识分子走上荧屏、报纸，具有正常智识的民众也可以检验他们的理论是紧扣“中国问题”还是大肆贩卖西方学术理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正是在“股市大辩论”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上实事求是地发言，才赢得了“知识分子良心”的美誉。与那些更需要学者安心书斋的基础学科相比，经济学、法学这样的显学有着截然不同的学科属性，所以从事显学的学者们在勇敢地走向媒体时不应有什么羞愧和犹豫的。
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接受着民众共时态的检验，还接受着历史风险的考验。仍以宪政为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先生就曾直言不讳：“中国历次宪政的失败不能完全由政治家负责，知识分子也应当承担责任，正是知识分子是把西方的宪政思想作为一种实用工具介绍到中国的，误读了宪政的本来思想，才使得我们在宪政制度的设计上走入了误区”。
从最消极的角度讲，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选择对平衡知识分子自身转型期心态也不无裨益。就拿《实话实说》策划人之一郑也夫教授说吧，他因为不满学校科研课题分配中游戏规则的不公，早几年就不参加课题申报了，他把自己的智慧贡献给了国家电视台的拳头栏目。《实话实说》的成功使他作为社会学家的个人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而且这种身体力行也为我们市民社会的发育贡献了力量。
在为当下公共知识分子喝彩的同时也不无遗憾，他们活跃的更多的是纸媒体。我坚信，随着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成熟，在未来将有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亮相荧屏谈论着包括国际政治在内的更多经济、政治等问题。 （编辑：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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