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数字的表达能使概念量化，往往比文字的表达更为具体而且清晰。看到这样一组数据，是反映我国古代若干历史时期民众人数与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的：
西汉为7945∶1；隋朝为3658∶1；唐朝为3927∶1；元朝为2613∶1；明洪武年间为2299∶1；清康熙年间为911∶1。这组数据中所谓的“民众”，指的主要是农民；所谓的“财政供养人员”，就是吃皇粮的官吏。
新任总理温家宝在答中外记者问时也说到一个数据：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若按12万算，那么，“民众人数”与“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是21∶1；按13万算，则是22.8∶1。
“人民网”3月16日一篇谈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的文章说：“时下公务员队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不是个体收入水平偏低，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平均每28个老百姓就要养活一个公务员。”这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数据，即供养比例的全国平均值为28∶1。
“民众人数”与“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多少才算恰当，这要从必要和可能两个方面去看。“必要”的依据，是政府的职能；“可能”的依据，则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设置一个“财政供养人员”的实际成本。据此而论，或许还不能轻言如今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已甚于古代的几十倍或几百倍。但问题在于上述“若干历史时期”，其实也是冗官冗员，官多为患。比例为3658∶1的隋朝，就有人针砭时政：“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寮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二……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隋书·杨尚希传》）以此观照现实，显然可见28∶1是一个什么概念。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对“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忧心忡忡，并把“精减机构”当作一场革命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八年抗战就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这场“革命”搞到现在，还是“平均每28个老百姓就要养活一个公务员”，尤其在农村，恰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已是“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机构改革如此之难，或与以下三个“太多”有关。
一是政府管得太多。这是老话，连古人都早已意识到了的，说是“其事愈繁而官益冗”（《新唐书·百官志一》）。现在提出要转换政府职能，要削减行政审批项目，都直接关系到机构改革，但这些事做起来不容易。
二是想当公务员的太多。公务员不仅能稳吃“皇粮”，旱涝保收，还能借用“皇权”，利用职务之便。凭着这两条，尽管工资水平不算太高，当公务员依然是人们就业的首选，而要叫吃“皇粮”的人从此不吃“皇粮”，却比什么都难。
三是明里暗里抵制机构改革的人太多。这个“太多”是前两个“太多”的必然结果，但这个“太多”也最为致命。或是改头换面地增设机构，以超职数提干来回避矛盾；或拿官位送人情，力求“皆大欢喜”，以博得下属的拥戴而为自己的仕途作铺垫，如此种种，大有人在。
温家宝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如果不精简机构，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这位新任总理已把减轻农民的负担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当然深知其中难处，当他发自肺腑地说“身上的担子有千钧重”时，或许就想过这一点。
对那些理该与中央政府同心为中央政府分忧，其实却在明明暗暗抵制机构改革的官员，我忍不住要问：谁为总理减轻负担？（编辑：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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