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个天大的“农”字，是中国这个有着9亿农民的特殊国度绕不开的难题。

    2004年新春伊始，中央颁发了以解决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为主的“一号文件”；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郑重宣布：“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此话一出，立即博得了亿万农民的热烈欢迎。

    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记者走进陕北部分率先减免农业税的市县村镇，看到不堪繁多费税的农民有望告别延续了上千年的“皇粮国税”，实现农业税收上的“零负担”，还有更多的农民对生活焦灼而热切的期望……  

    70岁老农

    身上7层衣都是别人送的

    三月。陕北。

    大地乍暖还寒。千沟万壑，逶迤起伏，如诗如画：阳光下，柳丝吐绿，麦田翠绿；山坡上，一树杏花。

    不时卷尘而过的拉煤汽车似乎在提醒我，陕北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并非一般人想像的贫瘠之地。通过几年来的资源开发，陕北的农民应该富裕起来了。但当记者走进安塞县真武洞镇李家沟村一些农民家里时，却发现贫穷依然像影子一样，农民挥之不去。

    记者是随机走进魏斌粮大爷家的。因为盛产石油，安塞县成为延安地区比较富裕的县，也与延安通了高速公路。但安塞县的富裕，似乎并未给离县城仅三四里路的许多农民家庭带来什么变化。

    魏斌粮，70多岁，白肚毛巾裹头，被风吹得红红的脸颊，一看就是典型的陕北农民。他那如黄土高坡般的满脸沟壑，是苦难生计留下的深刻印记。

    “大爷，您家几口人？一年能收入多少钱？”记者向正在自家院子里杀羊的魏大爷问道。

    “我家三口人，我，俺婆姨，还有一个儿子。一年根本没啥收入，我70多岁啦，还要下地。”

    “70多岁啦，还要下地？那您儿子一年给您多少钱？”

    “魏大爷的儿子是捡来的，只有十几岁，还要魏大爷养活哩！”见记者来访，围上来的邻居解释说。记者看到，魏大爷旁边的那位十多岁的少年羞涩而腼腆。

    “那你一年怎么生活？”

    “没办法，熬吧！你看，我身上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魏大爷解开上身一层一层衣襟说道：“没钱买衣服呀，冬天身上这六七层衣服都是好心人给的。看，脚上这双拖鞋也是别人送的。”记者看到，魏大爷身上的七层衣服大小不一，破旧不堪，五颜六色，那双红色的拖鞋竟然是女式的，而右脚上的鞋，还有个窟窿。同样的窟窿，还赫然出现在他儿子捡来的黑色皮鞋上，很扎眼。

    “你每年还给村上、乡上交税吗？一年缴多少农业税，或者其他费？”记者问。

    “交。‘皇粮国税’，哪敢不交？具体交了多少钱，我记不得了。俺家3口人，前年（2002年）交了68元，去年我家的地被征去建高速公路了，听说把税扣了，俺就没有交税钱。如果要交，我连吃饭买盐的钱都没有了！”

    “那你前年的68块钱，是咋交的？”

    “全是向邻家借的。你不交，乡上和村里人就不走。只好借钱交喽。”

    “你知道延安市今年减免了农业税，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吗？你不用再交税了，如果有人上你家收税，你可以不交了。”临走时，记者提醒魏大爷说。

    “是吗？不可能吧？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魏大爷说：“不过，乡上人家要来收，我还是不敢不交呀！”

    见记者了解农民负担问题，旁观的村民七嘴八舌说开了：“我家4口人，前年给村上交了300多元钱，分不清是啥名堂。加上什么教育集资，我家交了近400元。”“我家5口人，前年交了300多元钱，种地没利钱，还赔……”

    养两只小鸡

    还要交两元特产税

    这是记者在安塞县所见几乎赤贫的农民，对承受税负之重的真实问答。而记者听到的两个故事，更使人想起湖北省监利县一位有良知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2000年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上书中，对“三农”问题最朴素的表述与呐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故事一：数年前，一位从北京来陕北进行调查的官员，在一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不遮风雨的祖孙两口之家的税单中，忽然发现还有2元的特产税。经查问，地方干部指着土炕下的两只小鸡，意思是特产税源，即小鸡两只是也。

    故事二：一农村妇女好不容易将自家果园里的满树苹果，卖给上门收购者。一年的辛苦操劳变成手中一叠钞票，也变成她嘴角的微笑。当她正在盘算如何使用这笔钱时，乡上收农业特产税的来了，当场收税，她手中的钱体温犹存，就几乎被全部收去，手里仅仅剩下0.27元毛币。望着满园一空的果树，想起一年的辛劳和曾经答应孩子的许多承诺，望着颤抖的手指缝中紧攥着的那0.27元毛币，她禁不住想嚎啕大哭。

    但她没有，憋着，因为她不敢———乡上收税的干部还在邻居果园里收税……

    无论实际产量多少

    都须按定额交农业税

    在城市，像魏斌粮这样的穷人，是有资格领取最低生活补助金的，而在农村，他却要借钱交税；在城市，月收入不足800元的居民无需纳税，而在农村，养两只小鸡还要交两元特产税，那位女果农一年辛苦，满园鲜果税后收入竟然只有二角七分钱！

    这些，并非特例，而是广袤农村广大农民的普遍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发展相对停滞，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官方统计显示，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收入连续7年低速增长；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472元，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622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20年前的1.8∶1扩大到3.1∶1。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税制之异。

    税收本来的意义是“征有余以奉不足”，我国农业税的征收却反而“劫贫”。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农民交纳农业税，不像城市居民那样还有800元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采取的是无论农产品实际产量多少、成本多大，都必须按定额交纳农业税。由此不难看出，现行农业税的征收办法，在客观上已经形成对于农民的明显歧视。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总税率达8.4％。

    人们俗称的“皇粮国税”，古已有之，中国老百姓对其早有认同。直到今天，“交公粮”一词，仍是中国农民的口头禅。其实，公粮就是农业税。解放后，农业税曾长期征收实物（公粮），1985年改为缴纳现金，尝试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

    安塞县真武洞镇李家沟村的村民对记者说：“我们好几年都没有交粮了，人家只收钱，不收粮。”

    为什么？原来，在我国早期税费改革试点中，“征实”和“征币”几经变化，从中隐约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当粮食丰收，供大于求，市场粮价走低时，各地倾向于“征币”；反之，则倾向于“征实”。而无论是征粮还是征现金，农民总要多交出一块。“钱变粮，粮变钱，折来折去就是把农民坑了。”曾经亲历这段试点工作的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处长朱守银对媒体说。

    “其实，我们农民不怕交税，而是怕交村上、乡上那些永远搞不清的各种收费。”在陕北，记者听到许多农民这样说。还有农民们口口相传的谚语：“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统筹）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农业部对100个县的监测调查显示：2000年，农民上交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和摊派同比增长率竟达21％！

    两年探路

    农村推进“费改税”

    为了彻底减轻农民负担，陕西省从2002年开始了一场被称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又一次伟大的农村革命，即“费改税”。延安市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高生君先生介绍说：“延安市的13个县区（含宝塔区）全面推行费改税工作，迄今已经两年多，目前还在继续。

    如果没有‘费改税’，仅仅减免农业税和取消农业特产税，费还在，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陕西推行“费改税”，实际也是国家解决农村税费混乱问题的部署之一。从2000年起，我国推出税费改革试点，调整农业税政策。到2002年，试点范围继续扩大，涵盖了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陕西省于2002年在全省108个县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三个取消”，即取消乡统筹、取消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

    “一个逐步取消”，指从2002年开始，用3年时间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两个调整”，指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税率，农业税率由1958年确定的名义税率约15％和实质税率8.4％，统一降为7％。

    “一项改革”，指改变过去村提留的收取方式，取消基层农村的所有收费项目，而改为政府以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附加的形式收取，一般按正税的20％收取。

    高生君介绍说：“‘费改税’的最大好处，就是把那些伸向农民乱收费的手，挡回去了！”

    高生君举了一组数字：“改革前的1997年，延安市农民承担的乡村三提五统、农业两税、屠宰税等，税费总额为12449万元，人均82.22元；改革后的2002年，全市人均减负22.78元，减负比例为27.7％；农民平均劳务负担6.9个，比2001年改革前减少了15.8个。

    “农村‘费改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许多配套改革仍在推进。如积极调整中小学布局、开展乡镇撤并和村组撤并，以及乡村‘村账乡管’财务结算改革、财政转移等。总之，这项工作深得民心，不仅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解放了乡村干部，也改善了基层党群干群关系。”

    高生君说：过去，我们到基层去，群众见了都躲，担心不是收粮派款，就是抓计划生育。现在，群众见了干部热情了，不再冷脸了。冬季天下雪，我们到富县一个偏僻山村去，许多群众都争着拉我们到他们的热炕头去。那种热情，真让人感动！

    交了上千年

    “皇粮国税”就要废止了

    2004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

    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

    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的“一号文件”中，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这份被人们称为“高含金量”的文件，抓住了多年来农民收入最难提高的部分。这无疑是党中央、国务院送给9亿农民的一份温暖而厚重的新年大礼。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代表政府在全国人代会上郑重宣布“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时，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温家宝说，要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今年中央财政将拿出396亿元用于转移支付。

    春风化雨。3月的中国，从北京、湖南，苏州、杭州……从省内的延安市到榆林市的神木、府谷等县相继传出消息：祖祖辈辈交了上千年的“皇粮国税”，如今就要废止了！

    我省神木县政府决定免征3年的农业税及附加费，全县28.9万农业户口的负担将由人均23元减至零。神木县财政每年还要拿出5千多万元用来扶持农业产业的发展。

    府谷县宣布，从今年起，取消农业特产税，并在本届政府任期的4年内免征农业税，实现农民“零负担”，全县18万多农业人口每年因此将直接增收280多万元。

    而在西安，将对年收入不满865元的31万农村贫困群众全额免征农业税，免除税总额将达1225万元。3年内西安市将彻底取消农业税……

    为了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延安市决定从今年起全市免征农业税。仅此一项延安市可减轻农民负担9000万元，农民人均减负58元，为今年延安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150元的目标，先打了一炮。2月27日上午，在宝塔区姚店镇贺家沟村，农民贺世华高兴地算了一笔账，他一家四口，光免税一项可年增收入720元。

    一位农民激动地对记者说：“自古‘皇粮国税’免不了，今天竟给免了，还是共产党好！”

    “我们经常说要实践‘三个代表’，延安有151.6万农民，他们的利益就是我们延安地区最需要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延安市委书记王侠、市长张社年在今年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谈及减免农业税时，曾经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延安宁愿少上几个项目，少办几件其他事情，咬紧牙，也要把给农民减免农业税的事情办好！”

    “延安市一次减收9000多万元，是需要大魄力和大决心的。”延安市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高生君先生说：“对于150多万农民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据了解，被誉为“陕西第一县”的神木县，去年财政收入4亿多元，免去593万元农业税，并不困难。府谷县长白万荣对记者说：“府谷是个工业县，去年财政收入1.2亿元，减去280万元农业税，完全负担得起。”

    据统计，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财政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专门征收农业税，是因为当时农业税仍占国家税收很大比重。现在，农业税仅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4％。

    减免直至取消农业税

    燎原之势将燃遍全国

    减免农业税，从富裕地区开始，正以星火燎原之势燃遍全国。随着一步步彻底取消农业税，人们有理由相信，世代耕作的中国农民，在崇尚“以人为本”的当代中国，最终会告别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缴纳“皇粮国税”的时代。

    然而，改革多艰，前路并非一马平川。历史经验证明，仅有中央的好政策还不够，“歪嘴和尚念错经”的教训并非少见。有的地方可能会继续搞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或以财政欠佳为由而对给农民减免税推三阻四。

    其实，三农问题并非财政问题。有专家认为：“三农问题首先是个感情问题。很多事情所以做不好，不是行动不到位，而是感情不到位。”

    还有专家认为：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改革农村基层体制，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大问题。

    ……

    无论如何，中国农村的改革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正式公布而再次加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亿万农民热切盼望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春天，一定会加快步伐，早日到来！（编辑：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