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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迁户“扎堆儿离婚”　因为政策有漏洞？

　　近日来，崇文区永泰小区和安乐里小区附近的居民兴起了“离婚热”，最多的时候每天有100多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甚至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两口。但这些打离婚的夫妻们却是笑逐颜开。

　　法院对面卖起诉纸的小商店老板娘对记者讲出了原委：“拆迁的时候就能多领7万块钱。而且现在离婚特别方便，又不需要单位证明，只要带上相关的材料，交50块钱就行了。所以干吗不离呢，老百姓挣7万块钱多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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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靠假离婚争取利益凸显政策不公（邹云翔）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中人人都是一个市场理性人，都想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拆迁户认为国家的拆迁补偿不足以弥补其经济上的损失时，于是其就千方百计地弥补，于是就想到钻法律的空子，此时人们利用假离婚所获得的不过是更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案。

　　其实，在市场经济中既然要讲究等价交换，具体到拆迁的问题上也应该做到足额补偿，也就是按市场的价值给予房屋的赔偿，拆迁关系实际上是财产的关系，也就是契约关系，本与交易人的个体特征无关，将交易个体的特征过分地加入决策考虑的因素中，应该说有将人区别对待之嫌，有违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而拆迁中将有房户、无房户区别对待实际上并无道理。

　　因此，我想政府需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拆迁户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实现公共利益也要照顾个体的利益，这对于政府规划政策的顺利实施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一来搞些假离婚来为自己谋利益的现象就会自然消失。

　　一个理性行政行为不仅要考虑行政支出的最小，也要考虑群众所受的损失最小。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国家和个人也实行等额交换，使得拆迁活动理性化。使得人们的权利不必要通过非理性的离婚来争取。

    工人日报：“离婚热”与拆迁费的因果关系（董迎春）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也许，问题出在我们对现实的了解上，对人的把握上，对成本意识的短缺上。

　　有人说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对这句话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利益使人走在一起，也使人分道扬镳，它即使不是决定两个个体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其中的关节点。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我们做事就不能太过理想化，总是寄希望于对方谨守“规矩”、发扬风格。而实际上，利益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当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价值并正确地使用它时，它反而能消解矛盾、减少摩擦，避免不必要的社会代价，并因为冲突的减少而更能巩固我们的传统价值观。

　　因为利益是多元的，因为人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就要多些“机会成本”意识。我们现在经常说起的“双赢”格局，并不是指双方都没有损失，而是指通过一种合理的安排而使双方的损失都降至最低。人们时时面临权衡取舍，为了得到一种东西必须放弃另一种东西，不把这种“机会成本”考虑在内，就不可能作出最佳决策。

    中国青年报：法律不会总打瞌睡：且慢“离婚”（李克杰）

　　笔者要郑重提醒那些居民：且慢“离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为捞取拆迁费的离婚，毕竟是“假”离婚。假的真不了，毕竟总不能老是这样“离”下去，他们最终是要复婚的。既然离婚是假，那么得到拆迁费的方式就是骗。

　　姑且不从道德上进行谴责，因为道德有时候毕竟是软弱可欺的，本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从法律上讲，《刑法》上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司法实践中，7万元已经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了。因此，这些居民靠假离婚骗取财物，是一种违法行为，面临法律追诉的危险。

　　我国的《民法通则》也有相关规定。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均属无效。一旦复婚，就可能构成诈骗嫌疑，面临诈骗罪指控。

    中国青年报：拆迁成拆婚，且莫怪罪百姓（小石潭）

　　我认为不宜过分怪罪百姓，而应让决策部门承担首责。

　　在这里，百姓一共钻了三个空子：一、利用“夫妻双方如果离了婚，其中一方没有住处，就能从拆迁办领到一笔7万块钱的拆迁费”的规定，去搞假离婚；二、利用“离婚特别方便，交50块钱就行了”的政策，合法不合理地轻松“离”了婚；三、“为这样的离婚人口支付拆迁费用，有关部门上哪儿去查？查了也是事实”。

　　审视这三处投机，前两处是立法（规）不周的问题，还有执法不能的问题，而第三处则是前两个问题的延伸。所以，问题的根源就在立法（规）不周上。拆迁，拆的是房子，占的是地皮，只与房屋的产权有关，与婚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坐在家里就可以想像到：离婚了，房屋的产权移归一方，另一方就成了与此地此房无关的人，对方循情同意暂栖是他们个人的事，与拆迁办无关；即使法院判令暂住，也不能把他（她）当作固定住户对待，只能按照剩余居住时间补贴租房费用。这些暂住对象既无房可“拆”，又无户可“迁”，何来一笔7万元的拆迁费？

　　一个道德良好的社会，必是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反之亦然。法规是桶，道德是水，“水桶理论”同样适用于法律和道德，一旦某一块木板短缺，里面的水就会从这里漏掉。这是人的本能使然，而弥补它的方法惟有提高法规的“高度”这一条路。（编辑：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