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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依然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中徘徊。如果判断未来一段时期内增长可能走低，应该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历史地形成了与完善的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天然滞后。其间涉及的面非常广，包括要素市场的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制度、金融秩序等方面。

　　最新一轮的宏观调控继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关于经济未来走势的讨论又开始浮现。7月3日，20名经济学者联合研讨达成的一个“共同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速将减缓。

　　如何解读这一判断？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未来的判断须放置在一个动态的长期背景下来观察。

　　从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固然实现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增长过程并不平稳。1992年以来，宏观经济走势就出现了几次明显波动：在1997年以前，是所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在1998年至2002年，经济增长率在7%到8%之间徘徊，则被认为是经济“过冷”、通货紧缩；到了2003年，经济增长率9.1%，新的看法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过热。从这一经济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整体上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周期性波动一直是存在的，而且波动周期在逐渐收窄，这表明中国经济依然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中徘徊。如果判断未来一段时期内增长可能走低，应该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在最直接的经济逻辑上，经济增长是一个由要素投入推动和需求拉动的交互作用的过程。

　　从供给方面来分析，维系一个持续的增长需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累进的增加，如果要素投入难以维继，则持续的增长也必定难以维继。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和技术的进步。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资源供给不足现象，比如能源短缺、水资源短缺、土地短缺在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广泛存在，甚至以前被认为是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也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另外，如人们所熟知的，克鲁格曼曾经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有一个著名的预言，东亚经济是依靠资源投入推动的经济，技术进步对增长几乎没有贡献，这种经济毫无奇迹可言，注定的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经济与东亚经济在结构上类似，都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投入推动的经济，技术进步的含量很低。从供给方面来看，在走过了20多年的高资源消耗的发展之路之后，目前再继续维系高的资源投入强度已非常困难。

　　从需求方面来看，主要包括国内需求、国外需求、投资需求。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是越来越高，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是支撑增长的最关键引擎，但是从目前频频发生的与欧美地区的贸易战来看，海外市场能够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已然不大。而国内需求多年来一直持续不振，其重要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有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同时，由于需求不能同步增长，必然也对投资的增加形成抑制。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体制方面。经济过程都是在既定的制度之下展开的，一般而言，完善的竞争机制、对产权的良好保护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学界，一位杰出华人学者曾提出“制度的后发劣势”的洞见，即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进行技术模仿会比较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则会比较困难，因此后发国家往往倾向于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先发国家的制度，这样后发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由此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为什么现行制度有可能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阻碍。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历史地形成了与完善的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天然滞后。其间涉及的面非常广，包括要素市场的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制度、金融秩序等方面。

　　然而，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不良预期其实也并不是令人十分的悲观。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是，只要竞争充分、经济资源是永远也用不完的，且制度的改变就能带来技术的改变。所谓民工荒、能源荒、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来自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背后的实质都是竞争机制的不健全，市场主体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如果完善的市场机制所要求的法治秩序、竞争规则能够建立起来，克服了制度“后发劣势”的中国经济必定会赢来更长期更稳定的增长。（编辑：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