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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十一五”规划

  十六届五中全会8日召开。全会研究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未来20年的深刻变革:3亿农民非农化之路
2005-11-23 09:09:41 新华网  邱四维 信海光 李涛 李真 李媚玲 王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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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讯 今年九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国外城市化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对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城镇化,可以加强城乡联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最终达到城乡共同发展繁荣。提高城镇化水平,增强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整体实力,可以更好地配置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进一步发挥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未来20年,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3亿农民非农化、城镇化

  10月11日在京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规划,是“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和全社会致力奋斗的大事。

  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工与农、城和乡,这两大关系正在实现着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正在寻找破解“三农”难题的“金钥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25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就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表了讲话,提出了未来中国城镇化模式选择的原则和目标。从先前的“城市化”到现在的“城镇化”,一字之差,却包含了明确而重要的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使用“城镇化”这个术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要坚定城镇化的信心,把城镇化看作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0月24日人民日报消息:通过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就业,目前,山东省已有一半以上农村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约4.8亿人,而农林牧渔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只有1.7亿人,多余的劳动力只能转向非农产业或走出农村寻找就业机会。我国现有耕地19亿亩,人均耕地1.4亩,农业本身能否提供现有农业人口过上3000美元的日子?一亩地能否种出2万多人民币来?有效转移多余农村劳动力,恰是帮助留守农民提高土地收益,尽快实现小康生活目标。实际上,在全国660多个城市中,农民工已达1.2亿之多。据农业部分析预测,未来10年,中国农民还将以每年850万的速度向城镇转移,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3亿!毋庸置疑,“农民工”“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关键词”。

  我们注定要面对3亿农民城镇化的现实,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农民是否具备经济和知识能力来实现自身的城镇化?城镇是否有足够的吸纳新城镇移民就业的能力,而不致出现进城农民失地又失业的局面?……

  无论如何,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而稳定推进城镇化建设,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迄今来自中国政府的对农民工的最精确的定位。

  中国农民工:那6亿双脚无处停留?

  从以国贸为中心的CBD商圈出发,向北京西北行进不到30分钟的车程,你会看到一大片林立着室外电视天线的简易房掩映在高楼和车流之间。这里是老张的家。

  “CBD?啥CBD?”老张半张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

  12年前,意气风发的青年老张,与村里30多个年轻人包了一辆破旧的大客车,浩浩荡荡向北京进发。他还记得每个人脸上的灿烂,“那时候觉得天安门就是北京,到了北京就可以打工挣钱了,有了钱就能逛天安门,就能回家盖瓦房了。

  从老张在北京的简易房向北,300公里外,就是老张的老家。而这300公里,老张走了12年。

  12年后,这些不再年轻的老张们,聚集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片出租屋里。他们有了老婆、孩子,他们中有人甚至把年迈的双亲也接到了北京。他们分散在周边的工厂、菜市场、饭馆、修鞋摊、工地……他们中也会有人偶尔带着孩子去趟天安门,他们称为“带孩子进城”。

  “老家的房子早破败了,地也包给人家了。”老张的脸上充满困惑,“家是回不去了,可城里不知能待多久。”

  老张说这些话的时候,已是2005年,此时距离1984年中国政府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已经过去了20年。20年间,1.2亿个类似于老张的农民告别乡村涌入城镇,由此掀起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农化转移浪潮。20年间,这个被称为“农民工”的社会群体,如同他们“亦工亦农,非城非乡”的名字,一只脚迈入了城镇,而另一只脚还滞留在农村,在由农业社会驶往工业社会的中国城镇化道路上,无处停留。

  两个论调的神话

  “都进城打工了,谁来种地?”河北大艾村村支书任成支棱起脑袋,转而又耷拉下去,“不过,都不进城打工,哪来的现钱看病、上学?”

  现年40岁的任成内心充满矛盾。12年前,他是村里最穷的户,被迫去北京南口下窑烧砖,一个月180元钱;12年后,任成成为村里最富的户:有6头牛,27只羊,被乡干部树为留村创业的典范。而他的发家史是这样的:用当年打工攒的350元钱买了第一头牛,生公牛就卖,生母牛就留着,“所有的牛都是那头老牛的后代”。任成40岁的脸上挂着50岁的笑容,两鬓隐现着丝丝白发,大口吸着劣质的卷烟说:“咋说哩?你是个农民还有啥说的?没有发家的资本,越穷越贷不到款,只能用鸡生蛋蛋生鸡的笨办法。”

  进城?还是回乡?20年了,对于农民工的出路问题的争议从未停息过。农民的正业在农村,离开土地的农民就是不务正业,20年来,进城的农民一直背负着“背叛者”的压力……

  学界一直认为,农民之所以外出打工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推力与城市廉价劳动力需求的拉力,形成推拉合力使然。然而,根据笔者多年的农村调查发现,除了南方及山区的外出打工者存在地少人多的压力外,绝大多数农村平原地区非但不存在无地可种问题,反而出现大量有地不种的现象。大艾村共有121户,其中外出打工的有83户,而全村4900亩耕地中,有1600亩耕地因无人耕种而撂荒。

  “不是农民没地可种了,归根到底,是种地越来越不值钱了。”一个事实终于被社会承认。而伴随着第二代青年打工者的出现,外出打工又有了更深远的发展意义。

  19岁的张红跟在母亲后面锄着地里的杂草。她对母亲有意见,“她整天打麻将,不管我学习,要是我能升高中考大学,我就不用留在农村了。”初中毕业后,张红外出打工两年,但年前家里给她订亲后就不同意她出去了。“我倒想在家干点儿事,可在村里你想看书都找不到本书,作为年轻人,还谈什么发展,锄完地我就进城。”张红说。

  一项2004年对京、粤、青(岛)三地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大多数的农民工对目前从事的工作表示不满意,但只有7.4%的农民工愿意回家。而来自中国小城镇发展中心与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自1997年开始的为期4年的“中国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调查表明,外地就业困难、生育和抚养、结婚、年龄大和伤病是回流的主要原因,真正回乡投资创业的仅占2.5%,而只要机会成熟,一半以上的返乡者将选择继续外出。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则显示,2002年我国农民进城务工1亿人,总收入为5278亿元,其中寄带回家的约3274亿元;农民外出务工年人均增收43.5元,占当年农民增收总量的42%,外出务工已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中国只需要2亿左右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过去把农民全部捆在土地上,搞了几十年,中国农业还是没有过关,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没有明显改善。而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走出耕地的圈子,粮食产量反而突破了5亿吨大关。70%的农民为30%的市民生产农产品的格局不打破,中国的农民就无法走上富裕之路。”原农业部副部长刘坚说。

  “老张们”在两个论调的争论中,毫不动摇地向城镇进发的步伐使中国劳动力市场始终充满“无限供给”的生机。然而,2004年初,一个词取代当年熙熙攘攘的“民工潮”出现在中国各大媒体上——“民工荒”。

  “缺工,缺工,缺工……”珠三角告急,闽东南告急,浙东南告急……中国东南沿海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纷纷告急,仅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地,民工缺口的保守估计就达200万人。

  “民工荒”带来的无言警示表明:中国农民工正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成为改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动力。

  城乡之间的博弈

  南中国,是创造了中国改革奇迹的地方,也是中国农民工最密集的地方。

  他们从四面八方、角角落落汇集到这里,汇集在一座座机器轰鸣的工厂、一间间鸽子窝式的集体宿舍,在车间——宿舍的两点一线间,在“压链、啤机、插件、喷油、开料、车衣……”等等无数陌生而又熟悉的工位上,重复着他们生命中一个个贵重如金而又单薄似水的24小时,任自己的花样年华在一条条流水线上随风逝去……他们已然成为工业化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与其他生产资料唯一的区别在于,机器是铁制的,而他们是肉做的。

  据调查,外出打工者处在16~25岁的占到总体人数约70%以上,初中文化程度者占到了85%左右。这一群体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青春年华,而外出打工后,他们失去了亲人的呵护,中断了必需的教育,身处异乡,他们不但渴求亲情、爱情、友情,更需要的是师长对他们人生道路的引导。可现实是,枯燥的工厂生活中,除了只关心利益的厂方人员,他们身边所能接触到的就是和他们一样需要帮助的打工兄弟姐妹。

  如果说打工生活给农民工们带来的情感和心灵上的伤害是潜在的、久远的,那么,打工生活给他们带来的身体上的、生理上的伤害却是直接的、令人触目惊心的。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具吸引力的是廉价的劳动力,而构成廉价的要素却包含低廉并经常被克扣拖欠的工资,超长而没有合理回报的加班,恶劣的居住饮食条件,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作环境……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为了索要农民工的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说,因为雇佣农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

  多年来,我们看到了城镇社会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乡村社会抽取生产资料,从而完成了保证中国工业化加速的原始积累,却很少有人正视来自城镇化的更隐性的事实:当年富力强的农村青壮年带着不同的光荣与梦想,走进城镇的时候,他们被作为可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置于“优胜劣汰”的市场资源配置体系中。现行的农民工制度保证了城镇接受着“优质资源”,却把付出血汗不再有“劳动价值”的伤残病弱者剔出城镇。同时也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抛给了乡村。

  在中国,在1.2亿的流动人口中,遭受伤害的人可能只是沧海一粟,同样,在生存压力和强大的经济资本体制里面,他们也仍只能称为沧海一粟!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最终汇成“中国之痛”。

  变革时代的挑战

  当改革开放使长期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藩篱出现一丝裂缝的时候,被积压已久的农民像决口的洪水一样汹涌澎湃,冲向各大城镇。

  而城镇显然没有作好准备。由民工潮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似乎成为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世纪难题。

  然而在许多城镇居民眼中,农民工恰恰是维持当地居民生活“稳定”的重要因素。京南城乡结合部某村在招租该村闲置的小学校舍时,一个打工子弟学校与一家企业同时竞租,后者出资更有诱惑力,但村委会还是将学校租给了办学者。道理很简单,“有了打工学校,就会吸引外地人到我们村来,而外地人稳定了,村民就有房租了。”果然,一年后,该村外地人数由30来户增加到300多户,村里的闲房被租赁一空,此举被当地人称为“双赢”。

  “农村人口进城需要解决吃、穿、住、用、行、教育、娱乐、医疗等问题。今后几十年数亿农民进城,将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说。

  更大的“双赢”已经被社会所接受:农民工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差距,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人口流动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均出现的必然现象。农民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面上是人口流动造成的,实际上,它是我们的现有社会体制滞后于全新的经济体制的结果。

  问题是,中国应该怎么办?

  据农业部分析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农民还将以每年850万的速度向城市转移……

  而被人们忽视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次“民工潮”中的青年务工者逐渐成家生子,与此同时,“夫妻同行式”这种家庭式迁移呈上升趋势。在他们身上,城乡差异而造成的制度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就业、劳动保障层面,而是涉及到公共卫生、劳动权益、社区关系、居住权、子女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治理挑战。

  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方针十分明确,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庞大的农民工政策改革历程,从《工伤保险条例》《劳动监察条例》的出台,到减免借读费鼓励公立学校接受流动儿童,无不表明中国政府的勇气与决心。

  政策与执行的反差之间,反映出的问题已不仅仅是政策改革,而是在变革的过程中,采用何种具体的服务创新手段,促使变革真正满足基层人群的需求……

  技术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观念的转变却是基本的前提。毫无疑问,只有城镇将农民工视为“自己的人”,农民工才会真正视城市为“俺们的城”。

  促进城乡化健康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又仅仅是农民工进城问题。须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定地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中国需要渐进的变革,更需要适应现实的变革技术;中国需要具有先锋精神的批判家,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实践家——这是21世纪中国人必须直面的责任挑战。

  一个养猪农民的城镇化进程

  “十一”刚过,31岁的河北沧州献县养猪农民王新岗就开始期盼下个月早点到来了,因为他MBA(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研修班课程的第二期就安排在11月里。王新岗是作为中国农业大学从各地农村中选拔出的农牧业骨干来接受培训的,他读的是中国农业大学首届农牧企业家MBA高级研修班。他讲义上的第一章是:《中国三农问题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农业》。

  北京对他来讲并不陌生。15年前,刚刚初中毕业的王新岗从老家来到北京通县的一个养鸡场打工,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块钱,那个时候他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做养殖恐怕没什么前途了。

  在京打工十年发现知识价值

  1991年,刚来北京打工的王新岗,除了每天喂喂鸡,几乎没有什么事可做。但后来,他被安排做其他的工作,这时候,年轻的王新岗遇到了一个问题:他发现自己学的知识太少了,领导安排的一些工作,自己根本就完成不了,有的甚至都理解不了,比如“如何协调大家一起来做事”等等。

  于是他去报了一个成人教育的培训班,学的是企业管理。1995年,王新岗担任了养殖厂的厂长,每个月的薪水是1000元,一年后,王新岗获得了成人教育的中专学历。更重要的是,王新岗发现自己管理起20多人的小厂子已经很得心应手了。

  “我通过学习中专的课程知道了该如何协调员工之间的利益以及如何根据员工不同的情况、意见需要来调整决策。”他说。从那时开始,农民王新岗意识到了知识的价值。

  加盟北农大

  王新岗觉得自己真正的人生转折点是在2002年,因为就在那一年,他看到了北农大集团招募饲料经销商的广告。

  他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到了公司,当年4月,王新岗正式成为北农大的一名经销商。由公司出技术,与王新岗一起合作,在河北献县当地办厂。他说,要办养殖厂,信息和技术是非常关键的两条。

  王新岗觉得这份新工作很有干头。理由有两个,一是在收入上,大家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二是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这个小小的厂带动了当地一大批养殖户的致富。

  今年8月份,王新岗得到北农大集团的通知,说在9月初将有一个免费的MBA培训班,为期一年,共六次课,每次四天。但如果决定参加,就必须交5000元押金,目的只是保证学员按时上课和最终结业。

  王新岗说,他毫不犹豫就把这钱交上去了。“我觉得我肯定能按时上课,就等着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多学点东西呢。”他笑道。

  想做“最值得尊敬的企业家”

  在王新岗的课堂笔记上,有一行字被他打了个着重号:人生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要能改变周围人的命运。他说,这是这次培训中让他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农民要有社会责任感,通过自身从无知到有知的转变,带动周围农民的提升。”

  尤其是听到有位授课的教授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带动其他农民富起来,那你们都是中国最值得尊敬的企业家”时,王新岗说,他觉得自豪极了。

  第一堂课讲的是“升起的民族”,晚上,大家一起去看了《太行山上》。“这是开学的爱国主义教育,”王新岗说,“用教授的话来说,那就是‘农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农民也要有民族意识,为国家分忧。”

  由于课程排得很紧,王新岗和同学们每天晚上也要上课。但回到宿舍,累了一天的王新岗,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跟另外三位同学聊天。

  大家最大的感受是:兴奋和感激。从来没上过大学的农民能来北京读MBA,这份兴奋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天的课让王新岗觉得很有收获,上午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竞争优势提升与名牌战略”,下午是“学习企业家与企业家学习”。

  “我的收获是,作为一个农村的小养殖厂厂主,也要站在企业家的高度来看问题和定策略。”他说。

  四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在第一期课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学员被要求填一张意见调查表,王新岗郑重地在“授课内容方面的意见”栏填上了“希望能开设更多领域的内容”,而在“授课地点”那一栏,他很认真地想了半天,然后小心地写道:“如果将来有机会,真希望能去我们河北农村正式租个场地,把这个课堂搬到那儿去,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听。”

  “其实现在很多农民对知识是渴求的,”他说:“如果真能把这个课堂搬到我们那儿,就算交点钱,他们也是很乐意的。”

  打造中国农村经理人要就地取材

  中国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付文阁说,这次培训主要解决农民个人成长与农业发展中的问题。中国农大的三农服务办公室、经济管理学院对这次培训期望甚高,不但配选了包括两院院士和“三农”问题专家在内的优秀教师进行授课,还针对农牧企业者在实践中的问题精心设计了课程。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很多教师都觉得农村缺资金、缺信息,但更缺的是人才,尤其是农业中的高级管理人才。”付文阁说,“但这种管理人才要是靠培养大学生回农村就业,再带动周围的农民致富,不仅流失率很高,而且所用的时间周期也太长,不如就地取材,从正在农牧业中从事工作的人中选拔出骨干,对他们进行培养,显然,后者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付文阁说,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高级教育来看,农业管理是很重要的一块,比如美国就有很多农场主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但在中国,农业MBA还是很新鲜的,农业管理人才的培养也刚刚起步。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提高对农牧经济的管理水平是非常必要的,每年农民因为信息的缺乏,对宏观经济缺乏了解所造成的亏损也很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扎根在农村,所以会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能带动整个农村跳出缺乏信息和管理的生产模式。

  没有城镇化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现代化

  城镇化滞后意味着什么

  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看,工业化不应与城镇化相脱节。城镇化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发展过程,它体现了社会的全面变化和发展。没有城镇化,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现代化。

  忽视了城镇化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正是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要背负着更大包袱的原因所在。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还只有40.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比中低收入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低六个百分点。

  城镇化滞后意味着农村发展落后,城乡发展不协调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就业和收入问题。在长期城乡二元体制下,大量农村人口得不到转移,造成农村人多地少,农业产业化滞后,从而影响到农民的富裕。只有减少农民,减少农村人口,才能富裕农民和农村。那么减少农民和农村人口的途径在哪里呢?那就是城镇化。如果我们不推进城镇化,不将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那么仅凭占GDP14.5%的农业产值是没有办法让占人口60%左右的农村人口富裕起来的,因此农村也就得不到发展,更谈不上农村现代化了。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只有去年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倾斜,农民收入才出现多年未见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难以持久,现在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正如学者孙立平指出,“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以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实现这种转变,也不会继续保持一个农村为主的社会,将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一个城乡断裂的社会,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城镇化滞后意味着城镇进一步发展要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

  限制城镇化的做法,实际上也给城镇带来巨大的压力。城镇越来越现代化,但是农村在衰退,那么更多的农村人口会进城务工经商,但是城镇社会又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在城镇社会的边缘生存着,对城镇社会的秩序产生很大的冲击。就拿深圳来说,它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代表,但是,现在深圳籍户口的人只有160多万,而外来人口高达900多万,是户籍人口的近6倍,因此对900多万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特别是他们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反过来会冲击户籍人口的权益。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占据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外来人口中,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而且他们往往也是生活在城镇的最底层。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权益受损已经成为城镇社会最主要的侵权现象,而农村流动人口中的犯罪问题也已经成为城镇社会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农村流动人口当作城镇市民,从政策和制度上给予公平的对待,这样他们才能把城镇当作自己的家,才能融入到城镇中去,才能真正缓解城镇社会的压力。

  城镇化滞后意味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陷入了内需不足的困境

  推进城镇化,增加城镇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低估,也是解决我国内需不足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

  据对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将新增1400亿元,最终将带来3360亿元的GDP;城镇人口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加1.5个百分点。有人预测表明,在未来10年城镇化加速条件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0个百分点。

  城镇化需要政府的积极行动

  政府的作为对城镇化十分重要。首先,政府的作为不是去阻挡城镇化,而是为城镇化的发展确保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比如公平的、没有制度性障碍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像现在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还没有获得同等的就业竞争条件。其次,政府还有一个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市场化竞争是不会照顾弱者的,在市场化带动下的城镇化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竞争的失败者和竞争中的弱者,他们会碰到一些困难;与此同时,现代城镇充满着风险,这些风险不是一个人所能克服的,这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政府一方面要确保城镇化过程中人们的基本生存,另一方面帮助人们提高生存和竞争能力。所以,在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通过建立一定的社会保障体制、廉租房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构建政府资助、民间协助、专业机构兴办的各种技能培训体系,来消解城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这里,公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尤其重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早期相比,政府完全可以有更多的经验和教训作借鉴,完全可以更主动地去应对和更好地去促进城镇化,更有效地去消除城镇化中出现的贫民窟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等。

  当前,我国政府在城镇化上已经具备积极行动的条件和能力,也有这样的需要了。当然这种积极行动不等于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城镇化,而应在尊重市场化规律的基础上让那些进入城镇的农村流动人口享受平等的制度和政策权利,与此同时为他们提供提高其融入城镇社会的各种能力的条件和机会。政府要改变完全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想法。

  首先,应从制度上逐步落实公民的基本权益,消除城乡不平等的政策性歧视。一是构建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享受与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二是从制度上落实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就业权利,建立统一的、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三是强化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制度。

  其次,应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技能培训体系。这个体系主要为这样一些低技能、经济条件差的公民提供培训服务。

  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必须积极行动,创建更灵活、有效、公平、合理的制度,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当然,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需要作出艰巨的努力,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但这并不等于消极作为和等待。党和政府已将城镇化建设纳入“十一五”规划,广大青年农民也应作好准备,城镇化是大势所趋,只有积极行动,才可大有作为。(编辑:许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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