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十个月的无悔追踪，数十次的深入调查。记者十个月来与被拆迁的农民一起经历着精神的折磨，一边是农民的持续上访，一边是记者的奔走呼吁，然而事件仍然迟迟没有任何可以得到公正合法的解决的迹象。那么，面对一个确凿无疑、影响极坏的违法暴力拆迁事件，让人不禁要问：当地政府为何表现得如此冷漠？2003年8月9日，遵义市开发区（现改为遵义市汇川区）在汇川大道建设工程中，在没有完善征地拆迁手续的情况下，进入当地沿红村强行拆迁，与当地农民发生了流血冲突。在记者随后的调查中，还发现了遵义市开发区的工程建设资本金严重不足、挪用土地补偿费、拖欠拆迁过渡费、补偿标准混乱等问题。面对记者的追踪调查中，当地政府的有关领导从最初的紧张，到后来推诿，直至今天的无所谓，记者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无视那数百户流离失所的拆迁农民的呼喊？

　　2004年5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拆迁上访为何越演越烈》为题进行报道，开发区有关领导在与记者的通话中称：“以后我不接待你了。”随后，《中华工商时报》记者以《民心工程伤民心》为题报道，这位领导同样说：“以后我不再接待他了。”这就是这位分管领导留给记者的最后的话。

　　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记者写出的情况汇报做出重要批示；24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再次做出批示，体现了中央领导对农民问题的密切关注和对被拆迁农民生活的高度关心。两个星期后，记者再次前往遵义市，然而事件仍然没有任何解决的迹象。

　　“你来了，记者同志，你们来了这么多次，也报道了，可是没有人来解决，我们天天盼啊盼等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农民们流着泪围着记者的车辆诉说着……天下着细雨，记者的心仿佛被农民的泪水湿透……

　　自从去年8月9日的暴力拆迁后，农民们一直住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被人戏称为“风来风扫地，月来月点灯。”有小部份农民因为长期等不到一个解决的结果，又搬回了已经被挖掘机破坏的住房里临时住着。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开发区没有手续，就可以把他们的家园在一夜之间夷为废墟？现在的他们日复一日集体在路边坐着，守望着有人能来听听他们的心里话，有人能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开发区的领导再也没有露过面，偶尔来一两个政府工作人员，也是说些无关紧要的事。

　　从拆迁现场回来，记者找到了遵义市委秘书长余遵义，交谈中记者一度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把十个月的调查结论向余秘书长通报后，记者表示：“十个月来，对这起违法拆迁事件，记者一直没有看到遵义市委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但余秘书长没有做任何正面的回答。

　　记者又拨通了遵义市副市长叶涛的电话，对于拆迁事件，他作为市里的分管领导应该是很清楚的，但他以目前他已经分管其它工作，已经对这一事件没有发言权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问话。

　　仍然是这样的结局，这已经是记者若干次的面临的无奈。在这一起拆迁事件中，媒体的力量一度被农民视为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但媒体此时也是如此的无力。媒体唯一能再做的就是继续的关注和报道，这是媒体的职责，也是媒体的尊严所在。然而遵义市开发区领导也留给了记者一句话：“我原本可以不理你们的报道……”

　　到底是什么力量可以如此无视农民的疾苦？（编辑：许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