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受教育程度是人们获得初次就业职业地位的最主要因素，而“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则对本人现职的获得有着显著影响，好职业的父亲更有可能帮助子女调换到好的工作。

　　报告称，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干部子女首次就业时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75倍。

　　分时段考察，在1949年至1956年这个时段，如果“14岁时父亲的身份”是“干部”，那么，自己的第一次就业就成为干部的概率非常大，为“14岁时父亲身份”不是干部的那些人的2.65倍。

　　报告称，1978年后，一方面，国家干部录用过程中对“学历”的强调使干部直接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得以降低，另一方面，业主阶层的兴起，也分流了干部子女的就业选择。

　　身为干部的那些人与他们的子女都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获得文凭，才能够获得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入场券”；才能够顺利升迁。于是，扩张了大学教育和党校教育的市场，各种名目的本科班和研究生班办了起来。

　　统计数据表明，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仍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从总模型可以看出，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相对少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多进少出的阶层。最初职业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绝大多数目前的职业仍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另外一部分流入了经理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流向掌握经济资源的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比例略有上升。下海经商的干部往往是那些没有实权的或没有太多提拔可能性的干部。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渠道是局限于固定路径的。

　　各阶层子女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机会不同，父亲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个人中约有7个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大约各有3人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自雇劳动者和小业主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大约有两人进入这一阶层；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农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进入这一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渠道在经济改革前后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在经济改革之前，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农民都有一定比例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尤其是农民，约超过十分之一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最初职业是农业劳动者。但改革之后，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农民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的几率明显下降，尤其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基本上没有机会进入这一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机会增加

　　私营企业主在保留其私营企业主身份的同时，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和路径，主要就是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中成为政协委员的机会又大于成为人大代表的机会。

　　从全国私营企业3个年度的抽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私营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例趋于上升；他们担任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层级也呈攀升趋势。由此可见，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活动在增加，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的能力也在增强。

　　在许多地方的农村，私营企业主参与竞选的积极性正在增强。2003年，江苏省射阳县出台地方政策，规定竞选“村官”者须满足家庭年收入10万元的资格要求。按照这一要求，射阳县258个村中有250个村的村委会主任由这些“富人”充任。（据《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吴湘韩整理　编辑：许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