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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进入中国20年 我们需要“新洋务战略”
2005-09-08 14:38:01 南方周末  邓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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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讯 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到新中国三次大规模的对外开放,历代中国人一直在探寻一条在开放中自强的道路。在全球化的今天,即在一个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对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全球整合能力的世界中,我们这一代人的开放强国之路或许需要新思维。

  惠普、英特尔、飞利浦,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跨国公司都在2005年迎来了进入中国20周年的庆典。“我们是一家中国公司”,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了他们中不少人的口头禅。但在20年前,仅仅是西装与领带,就让他们在这个国家显得突兀。

  准确的说,在中国呆了20年的跨国公司并不多,即使上述几家公司,也是1992年后真正开始了他们的中国之旅。但我们仍然愿意使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20年”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相信勾勒一个完整的轨迹能带给您更多的东西。

  20多年前,可口可乐是一种必须凭外汇券购买的稀罕货,但今天在大城市的街头,你不会对一名往嘴里灌可乐的民工有任何异样感觉。这期间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政策发生过怎样的变化,跨国公司如何影响这种变化并被这种变化所影响,20年后的今天,从政府到企业,我们如何面对这样一幅由跨国公司唱主角的经济全球化图景?

  20年是一代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跨国公司塑造了一个崭新的白领中产阶层,这个阶层据说已有两千万人之巨,这批人脱胎于传统中国社会,又打上了跨国公司的烙印,虽然外表无异,但思维和行为方式已经像是一个混血儿。

  2004年,联想、科龙、万科等代表性的中国本土企业迎来了20岁的生日,一年后,他们的师傅兼对手兼伙伴也迎来了20年的庆典,两厢对照,我们能从中悟到些什么?

  三次开放VS现代化工业基础

  1978年12月13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绝迹了30年的可口可乐和中粮总公司达成协议:重返中国。

  3天后,中美宣布建交。又过了两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

  “之前中国老是在说‘砸碎一个旧秩序,建立一个新秩序’,老是在挑战秩序。而1978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从挑战到遵循,在遵循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中获得我们最大的利益。”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对记者说。

  不难想见,从挑战到遵循的转变并非坦途。

  对那些敢为天下先的跨国公司来说,进入这个当时衣服几乎只有蓝、绿两种颜色的国家所给予的奖赏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然而面临的也有难以想象的制度和政策风险。

  “当年进入中国是很曲折困难的。”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回忆说,“当时光批工厂的文件就要层层审批,甚至至少要两个副总理批过才可以。”

  可口可乐的第一个合资项目从签备忘录到最后签合同,和中国政府谈了3年。

  合资谈判谈得更长的则是德国大众和上海汽车集团,从1978年一直谈到1984年。

  “谈判是极端困难的。”当时任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技术经济研究室主任的应爱斌回忆道,“与其说是和外商讨价还价,倒不如说更多地在与各种政府部门讨价还价。”

  当时国家计委认为汽车是“油老虎”,浪费太大,要“限控封”,即限制生产,控制发展,封车禁油。而汽车人则通过多种渠道游说决策部门,试图调整政策。应爱斌和时任中汽工业销售公司轿车处长的苗圩、后来担任过上海大众总裁的方鸿一等几次上书计委,认为宁可石油不出口,也不能逆时代潮流。

  另一个先行者惠普的到来则是中美领导人直接推动的结果。1979年邓小平接见了来访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希望他介绍一些美国比较好的高科技公司来中国开展合作。基辛格就介绍了惠普。

  按照当时的政策,不成立合资企业就进不了市场。在成立办事处几年后,惠普终于在1985年成立了中美第一家高科技合资公司。没多久,在台湾惠普做管理工作的孙振耀就被公司派往大陆。

  “当时惠普跟国企没有区别,比如员工的薪酬有封顶,配房、配车,有班车,过年过节送鱼、送肉等。”孙振耀回忆道,“当时公司派我到中国大陆,我的工作职责还要负责分车、分房等,当时还纳闷,怎么还要管这些事情?”孙现在是惠普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更让孙振耀难忘的是,当时中国计算机怎样销售和采购都是政府的事情,企业销售计算机还需要批文。“那时中国惠普的业务开拓主要是配合国家的计划。”孙说。

  今年,包括惠普、IBM、INTEL、飞利普等一批跨国公司以各种方式庆祝他们进入中国20周年。这些跨国公司先行者们不仅见证,而且参与了新中国这20多年来的开放、引资和高增长的历史。

  学者温铁军最近撰文提醒说,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中国经济较快增长是最近20年的事,而且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引进外资,其成绩宏大已经是国内外公认的。但竖看50年,我们这种农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国家“追随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前后搞了3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

  第一次就是1950年代中苏蜜月期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资金26亿美元,建成了156个大项目,在连灯油都要靠进口的国家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

  第二次大规模引资发生在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的成套设备,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大规模引进使中国农业由于1972-1974年化肥产量翻番而产量增加,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的确良”和洗衣粉。

  如果再把洋务运动形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苗头也算上,“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基础从迈出第一步开始就是和外资分不开的。”人大黄卫平教授总结说,“但是真正把开放提高到‘国策’高度的就是1978年后的这一次。”

  在争论中前进

  事实上,在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这片土地上,要把对外开放提到“国策”这一高度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中颇多反复。

  1982年初,原先只能用外汇券购买、3块钱一瓶的可口可乐开始在北京的各大商场促销,5毛钱一瓶,且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据考证,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这次促销活动引起了很大震动,北京的一些报刊杂志立刻发表文章,抨击“可口可乐侵入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可口可乐的内销之路被迫终止。

  就在象征着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在北京遭遇内销屏障的时候,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的“经济特区”实验已在有保留意见中进行了两年。当时特区的任务之一就是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候,特区主要“特”在实行市场调节。

  不管怎样,高层继续开放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198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成为开放引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恰好就在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复关(关贸总协定,WTO前身)谈判。

  《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出口型和先进技术型的外企来华投资。当时国有企业普遍缴纳33%的所得税,而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10%-15%的所得税。

  “现在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基本上都来源于这个规定,而且相比后来出台的一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的优惠可能是最实的。”商务部研究员马宇说。

  马宇因此愿意把1986年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看成是中国开放中的两个重要里程碑。

  1986年以前外资是试探性的投资。1986年出台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之后,外商投资的生产性项目及产品出口企业大幅增加。1986-1991年,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90亿美元,是前6年的3倍多。

  也就在这时,一场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辩论也隆重登场。

  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概括了这种“左”的积习。

  “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的历史意义愈发凸显。

  88岁的邓小平在视察时提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开始一场新的革命”,即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

  “市场经济”这几个字一公布的时候,当时中国复关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长舒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为用什么样的词汇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的经济制度而犯愁了。“我们用6年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他感慨地说。

  党史专家潘相陈在《最高决策》一书中说,邓小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是自毛泽东去世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思想的桎梏解开后,1992年当年,全国新批合同外资金额超过前13年的总和,1993年实际吸收外资比1992年增长1.5倍。

  而且1990年代的开放以浦东开发为标志,开放领域扩大到了包括银行、保险、外贸等服务业。

  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在黄卫平教授看来,入世是从过去的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谈变为制度层面的稳定。“入世不是契机,而是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意味着中国全面承诺要遵守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他说。

  开放的成本

  在对外开放高歌猛进而对内开放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对外贸——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外需——的依赖越来越重。入世后3年,中国的外贸总额翻了一番,外贸依存度(外贸总额/GDP)在去年达到了70%的新高。

  去年中国已经晋升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但现实是,中国从世界进口原材料,拿到中国加工后再出口;原材料不断涨价,可我们出口产品的价格却涨得很少。

  “我们是在以中国人的勤劳消化着原材料的涨价。”黄卫平说。而这种以环境、资源和中国人的福利为代价的外贸井喷现象在过去的两年里已经引起了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重视。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不是需要调整?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是不是应该取消?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得都难以处理的时候,一直沿用1980年代的一个指标“出口创汇”是不是应该修正?

  按黄卫平的说法,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即外资到底是外人还是自己人,是敌还是友?“是敌人,咱把他轰走;是友人,咱放在一边;是自己人,就发展。现在需要对外资有基本的判断和定位。”他说。

  在他看来,目前代价沉重的外贸之路尽管残酷,但在中国企业还不具备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以及就业的压力下,这也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

  与黄卫平的乐观不同,研究农村问题出身的人大教授温铁军分析了新中国前两次大规模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收益和成本。他认为收益就是建立了工业基础,最大的成本就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矛盾。

  “新洋务战略”

  1985年,初到北京的IBM召开代理商大会,当时柳传志坐在最后一排,怀揣着刚下海时的紧张。20年后,他领导的联想集团收购了IBM的全球PC业务。

  就在TCL、华为、联想等中国公司开始“走出去”的时候,在华的跨国公司正在上演着“合资变独资”的大戏。

  曾在爱立信负责过战略制定的张醒生认为,这是一种必然,而且这种现象还将持续下去。因为中国政府原来希望以市场换技术,所以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就是和中国企业合资。

  事实上这并不代表最佳的资源配置,而是一个迎合了社会和政治需求的产物。那么,当政策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指婚或者是拉郎配的婚姻就越来越失去了意义。

  “本来我自己可以做赚一块钱,我干吗非得跟别人一块,把49%让别人赚走了,或者是51%送给别人呢?”张醒生反问。

  不仅仅是跨国公司纷纷“合变独”,而且,从1997年以来,新建的独资企业就一直多于合资企业,投资金额也超过了后者。

  独资运动在黄卫平看来,更是一个进步标志,这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了巨大的改善,游戏规则跟世界的接轨到达的一个新的高度。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环境,跨国公司才敢独资”。

  其实,在这场跨国公司发动的资源整合运动的背后,是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大众汽车全球最大的市场,诺基亚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今年一季度更是跃升为第一市场,INTEL、朗讯、三星、LG、松下、飞利浦、柯达胶卷的第二大市场,西门子的第三市场。

  中国市场在跨国公司眼里“不再只是一个现金流市场,而是一个增长市场。因此,中国也被纳入跨国公司的战略体系。”锡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裁姜汝祥对记者说。

  “经济全球化,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黄卫平说,“大型跨国公司就是能整合价值链、供应链,让全世界的资源为我所用。”

  正是观察到了全球化的种种新发展,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近来一直在呼吁“新洋务战略”。该战略的核心就是跳出核心技术的视角,放眼全球,让全世界资源为我所用,同时修炼和打造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

  他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不是企业对企业的竞争,而是链条(产业链和供应链)对链条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已经让位于掌握能创造自主核心技术的人才和创新环境,而这些人才不一定都要搬回中国。

  “全世界的资源都可以在全世界发源地为我所用,要做到在中国企业的控制之下,但不一定身在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项兵强调说。

  而黄卫平教授则表示,中国还没到那个火候。根据洛桑管理学院对60个国家的评估,中国企业家具有的国际化视角和中国的财经教育都是垫底。

  “这都需要个过程,慢慢来。”他说。(编辑:许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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