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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届五中全会8日召开。全会研究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盘点2005中国教育:副部长怒斥省级衙门开先例
2006-01-04 09:16:53 中国青年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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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点睛】贺卫方罢招,陈丹青请辞,张副部长一怒震天下,2005年度教育新闻,以此三则较为抢眼,前两则经纸媒报道,引发网络热议,后一则先见之网络,后引至报端,舆论一面倒。

  这种文章对作者来说,首先是个讽刺。作者不反对文化研究,却从来反对“文化热”,反对“文化决定论”,尤其反对以文化解释中国、以文化强盛中国所谓“文化中国说”,可称“三反分子”。不幸为情面裹挟,每到年底就被拉到这种版面来“交卷”,而且恰好评论的就是这个“文化中国”!聊以自嘲同时又能破题的说法,大概是这样:编辑居心不良,看中“三反”立场,认为由这样的人来评论文化,既惩罚了他本人,也败败“文化中国”之“虚火”,一箭双雕,恶作剧也。

  这样一来,我这里涉及的“文化”,就不是某些文人包罗万象的“深刻原因”了,恰是需要其他原因来解释的次生现象,而且杂乱无章。虽如此,也得依官方管理“文化”分四个大“口”的习惯,“科、教、文、卫”―――还有一个“体”,一口一口地理出顺序。最后这个“体”,因篇幅不够,只剩下三言两语打发,何足道哉?

  一、“格致翰林”如此,“人文翰林”如彼

  科学界第一新闻,应该是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在上海一次会议上建议,改革现行的院士制度。其他院士也纷纷对院士制度发难,批判现行制度仿行官本位,腐败丛生,水准下降,由此发生“院士制存废”争议。争议言犹在耳,出乎众人意料,人民日报12月23日报道:中国社科院将产生首批学部委员,社会科学也将设“院士”,今后每两年增选一次!

  院士制来自欧洲法国。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于光绪四年(1879年)6月在巴黎会见法国科学院院长斐索等人,无以名之,遂在日记中称“格致翰林”,这就是“格致翰林”的由来。可见这一称呼,是按照科举制“套级”套过来的,一开始就散发着中国特有的官本位气息。

  1946年中央研究院商议组成人员名衔,曾有“会员”、“院员”、“学侣”、“院侣”、“院士”多种选项。查竺可桢日记,当时有历史学家傅斯年提议,中国文化传统中,以“士”为雅为尊,不妨称“院士”,众人欣然接受。至此,这一外来学衔多少洗褪一点“官本位”遗传。

  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议决学部委员制向苏联科学院院士制取齐。胡乔木担忧此举强化学部委员制而搁置“院士”制,遂于5月19日给中科院领导方毅、李昌写信:“希望学部会议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院士制度是世界通行几百年的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用学部委员代替。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如科学院否决了,社会科学院即不便单独推行,这实是国家一级的问题,务恳考虑。”这是要在“格致翰林”之旁,仿行“人文翰林”的由来。发信次年,胡乔木当选政治局委员,隔一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拟行院士制。1993年10月,国务院正式行文,在全国建立院士制度。从上述人民日报报道可见,胡乔木当年为社科、人文界预留“人文翰林”的想法,事隔14年,今日终于实现。

  这14年是科学界“院士制”从无到有的14年,也是从有口皆碑到众人诟病的14年。科学界相比社科人文界,历来风气较好,遴选标准也相对客观,即使避免不了行政权力干涉,但也有限。即使如此,院士制到了第12年即迅速败坏,败坏到了连院士自己都无法忍受的地步,好端端的“院士”,成了“怨士”!在此情况下,将院士制匆匆推及社科人文界,后者遴选标准游移不定,学科配置又散布于行政权力附近,一旦开选,将会出现多少“可惊可异之怪现状”?社科、人文是“五路大军”:高校、党校、军校、社科院、政府研究部门,泥沙俱下,鸡犬之声相闻,不可谓不壮观。

  我这里且不说那些亦官亦文的“双肩挑”者,只说这个“鸡”。“鸡”者,“矮脚鸡”也,缘自善良人士曰:“此举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大发展,结束后者低人一等的矮脚鸡状态”。诚然,“矮脚鸡”们在研究能力与人格尊严上并不低人一等,个别接近自然科学特征的学科,并不是不能赶上国际同行。但就整体言,“矮脚鸡”之所以“矮”,是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现在当然好,既有“格致翰林”又有“人文翰林”,“文化中国”,品种齐全,猗欤盛哉!是更深刻地戕害“中国文化”,还是“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大发展”?不消再等“12年”,自会大白于天下。

  二、贺卫方罢招,陈丹青请辞,张副部长一怒震天下

  2005年度教育新闻,以此三则较为抢眼,前两则经纸媒报道,引发网络热议,后一则先见之网络,后引至报端,舆论一面倒。

  贺、陈二氏招针对的是公共课考试以及保荐直升制,直指高教领域两个核心制度环节,前者助长僵化,误人子弟;后者助长腐化,害人子弟。清华领导较为乖巧,以沉默应对。北大法学院负责人出来回应,却是个“淡化”,暗示罢招之举,是因为贺氏本人学科点“冷门”,招不到研究生所致。

  该负责人本身是2004年“甘朱事件”当事者,当初自我辩护曾抬出制度原因,赢得很多人包括作者同情。不料今天指责他人,却化为个人因素,放过制度原因。这就是“文化中国”特色之一:每当有制度问题出现,要么是向上走,上升为形而上泛论,将问题“文化”化;要么是向下走,下坠为形而下个人影射,将问题“庸俗”化。最难坚持的是贴着问题讨论,紧盯着制度本身。贺、陈二氏白生气一场,后来是不了了之,果然再无下文。虽如此,此事也有积极意义。高教大跃进,普降甘霖,降下暴风骤雨般科研经费,先是人抢钱,后是钱抢人,很多人担心知识分子开始第二次握手,握的是金钱之手;在此形势下,居然冒出个罢招者贺卫方、辞职者陈丹青,虽是个别人,却让人看到了希望:金钱虽普降,淹死很多人,不是所有人。

  退休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5次发怒,勇气来自“反正我也要退了”。2005年6月2日,张保庆答网友问,说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是他发飙前奏。

  8月29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张保庆放出从政生涯最后也是最猛烈的一炮,他点名斥责天津、海南等八省政府不落实助学贷款,引起了公众巨大反响。这可能是1949年以来“条”上的部级干部第一次公开怒斥“块”上的省级衙门,不仅可为研究教育史的朋友录为珍贵史料,也可为研究中国改革的政治学朋友注意。

  此后,张副部长意犹未尽,又即兴点评中国教育的乱收费问题:“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而高校乱收费主要责任在高校本身,是高校的领导在变相乱收费。”

  9月7日下午,他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国家助学贷款实施情况及有关政策解读”与网友在线交流。张副部长披露:“这项政策是1999年开始试点,2000年开始展开,到现在接近6年了。六年来,国家助学贷款速度是慢的,六年来,我们总共累计贷出了123亿,有154万大学生受益。去年新机制政策调整之后,尽管我不满意,但是应该说到去年国家助学贷款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因为去年8月到现在,一年多一点,应该说贷出了52亿元,有15万元大学生受益。去年一年贷出了52亿元,过去多年累计下来是123亿元。”这个“123亿元”,很好记,对比中国一年公车消费总额“3000亿元”,则更好记。临行,他以具体数例驳斥阻滞“助学贷款”的借口“大学生还偿贷款诚信不够”,并对自己管辖下的高校开炮:“高校不承担助学贷款风险是行为不端!”2005年9月秋季开学,他的退休时间到了。现在,中国的许多贫困学生依然在为上大学发愁:“张爷爷退了,我们怎么办?”

  教育成为中国的“国难”,已经说了多年,再说下去,当成“国哀”,说者自会觉得无趣。我这里只能就助学贷款专项问题,补充一个“陈爷爷”的故事。

  作者在国外访问时,专业之外好读闲书,忽一日捧读陈立夫回忆录,眼前一亮。陈立夫说他为官一生,最为得意的“创新”就是这个“助学贷款”:抗战后期,他曾经担任过一届教育部长,当时,在四川后方读书的大学生多半交不起学费,嗷嗷待哺。他心生一计,以助学贷款的名义从重庆政府“骗”出一笔专款,资助这些穷学生完成学业,明知道这批贷款很多年后收不回,却有意为之。部长考虑是,这批专款肯定会有更大的报偿,其中一定会飞出一两个金凤凰。果然,50年代后期,接受这批贷款的大学生中出现了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

  这个“陈爷爷故事”,我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反驳杨振宁说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很成功,在文章中引用过,希望他不要忘记当年是怎样读出大学的。某报全文照登,惟独删去了这个“故事”。今再次引用,希望《冰点》编辑不再删略,也算我为张副部长送行?

  三、儒学乎,儒教乎?

  我曾将2004年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年”,不幸一语成谶,“儒学”某一支今年开出“天价”,要把“儒学”发展为“儒教”,再将儒教发展为“国教”。相关事件大致有:

  ―――先一年,有王蒙等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内容平淡无奇,只是地点选得好,引人侧视;

  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国学院院长纪宝成因使用“脊续”一词,引发该词是否错别字争论;有儒生突破孔夫子“人不知,己不愠”,以后用现代术语夹古汉语开骂批评者:“情商智商低下”,“已经患了精神上的失忆症(薛涌)或‘分裂症’(袁伟时)。前者惟西洋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为一黄皮肤白内心的‘香蕉人’;后者不知所言,却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为一无种无姓无国家无民族的‘太空人’。薛、袁二氏,没心没脑,误国误民,乃国之大奸,国人鸣鼓而攻之,斯其可也!”

  大儒郑家栋因多次带妇女出境,涉嫌偷渡,有司羁押。案发后又起争论,有认为郑案乃个人触犯刑法,此事与儒学无关;有认为儒学并不是与伦理行为无涉的其他学科,恰好是伦理学,郑案对儒学伦理信誉大不利,犹如教会、教士之丑闻;

  祭孔越演越烈,山东地方政府出面,施施然有古服、古礼;各地起而仿效,祭舜、祭尧、祭炎帝,随祭者众,颇有人气;

  商界成立“中国国学俱乐部”,北大开办“”乾元国学教室“,俗称老板班,年收费2.4万元。有好事者曰:儒学坐上”商务舱“;

  国情专家康晓光发文,认民主、自由、宪政皆西来污染,当务之急不是民主与法治,也不是政体改革,而是寻得圣贤,仿行“仁政”;

  紧锣密鼓处,终于有大儒破壁而出,倡言新税种:全国收儒学遗产税,辅以强力措施种种,立儒学为“儒教”,立“儒教”为“国教”!至此,有“教义”、“教班”、“教学点”,还有“案例教学”,新“教主”也呼之欲出,“国教”近在眼前矣!

  ―――以上“乙酉国学纪盛”,挂一漏万,仅供一哂?

  当然不能以偏概全,儒学中人并非都这样。“学”不分东西,“儒”不分大小,但学无害。此外,对“五四”以来知识界缠绕文化争论,将制度问题改换为文化问题,屡兴大“热”,大“热”不止,颇感不耐,即使为胡适之发起,在下亦啧有烦言。昔有荆轲刺孔子,今有孔子刺荆轲,假荆轲,伪孔子也,俱为平面往复,当可一视同“仁”。如有秦王立其侧,可作第三者笑,这一笑,却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儒学”可敬的,“儒教”可忧的,倘有“国教”者,不管是谁的,都要反对的!

  文化贵在民间,民间会堂多矣,不必居高而临下;如有意识形态真空,肉食者自会谋之;倘要忧天下,可行“素食主义”,不沾荤与腥,方为庶人敬。今若身居“国会山”,旁依众大款,起孔孟于九泉,能不涕零乎?

  国教者,祸国之教也。放弃国教,或能长治久安,仿行国教,必起无数争乱。英国革命起因之一,即为双方争国教,争出个内战连连,血流飘杵。革命结束,立刻制定《宽容法》,禁止议会立法令臣民信仰统一。1787年美国费城宪法,是与1791年第一修正案“捆绑式公投”:国会无权立法干预公民信仰自由。自此,英国有400年太平,美国有200年平静。揆诸中土,也是如此:四海定于一“统”日,正是孔孟蒙难时。诸公身经“文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儒学箴言,断不敢遗忘乎?

  但凡文化遗产,有“传”亦有“统”。有“传”者无“统”,有“统”者无“传”,重“传”者不重“统”,重“统”者不重“传”,“传”乎?“统”乎?传“统”乎?能不慎乎?

  四、高耀洁与批判知识分子“入世”

  汉语的麻烦就在主谓不清。这个小标题后半截很容易被释读为“批判”那些赞成“入世”的知识分子;恰相反,是“批判型”知识分子也在闹“入世”,由此与卫生界德高望重的退休老人―――中国抗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闹出一段别扭。本年度卫生新闻很多,坊间有说:“食物基本有毒,医生基本无用”。55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也开出了。但有“文化含量”者,笔者孤陋寡闻,只找到这么一件,或可细说。

  事发于高耀洁发表声明,已获“全球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却又拒绝提名。传媒报道甚多,海外媒体如香港及加拿大也有反映。但站在客观、中性立场上全面报道还是见之于《?蛲?东方周刊》(11月10日),现据此摘要如下:

  缘起:发起方“联会”,总部设瑞士。该“联会”主旨是要为“诺贝尔和平奖评审会”上报三位提名人。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为“联会”中国及蒙古地区统筹人。韩少功等知名作家均应邀担任评委,《读书》杂志10月份做了一个专题。8月2日,高耀洁收到刘健芝等来信,祝贺她入选“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通知她12月份在昆明召开一次108位获提名妇女的交流会,因经费不足,询问她是否有能力并乐意赞助一些经济紧张的妇女出席会议。

  “一项评选活动为什么要向被提名者要钱?”高耀洁立起疑窦。自投身抗艾以来,老人始终为两个方面困扰:地方官府打压,民间骗子包围。遂写信给“联会”大陆地区联络人韩晓宁,一开始还是“婉拒”: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退出。韩晓宁回复说,名单已经上报瑞士“联会”,不可退。见“退出权”被剥夺,老人不得不将此事公诸于网络,争议遂起。

  疑点:韩晓宁的单位身份涉嫌造假;被提名者真实身份也受质疑;参与评选工作的“志愿者”成为“入选者”;列名评委者并未参加评选,只是在寄来的名单上画圈;最后是经费花销可疑,却不向质询者公布账目,等等。

  批评:媒体曝光后,《东方早报》发表王晓渔署名评论,指出这一活动是由南北两家批判型知识分子杂志做舆论推动,这就是“批判知识分子”这一称呼之由来:

  2004年第4期《天涯》杂志刊登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专题”,2005年10月号《读书》杂志不仅推出刘健芝、戴锦华、陈顺馨的三篇文章,“编辑手记”还对此做出高度评价:当争评活动将千千万万普通女性的故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了这个世界里的真正的和平力量吗?这的确是“寻常中闪耀的和平的希望”―――也是我们这个世界里惟一真实的希望!惟一、真实、希望,这三个词语把“争评活动”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仿佛其他知识分子的工作都是“无用功”,只有他(她)们的这个活动才有价值。

  《天涯》前社长韩少功、《读书》主编汪晖均为大陆地区的“举荐与顾问委员会”成员(AdvisoryCommitteeForRecommendations)。获得提名的名单,还包括前《读书》总编辑董秀玉。或许会有人认为,董秀玉获得提名,《读书》杂志应该回避,不再介入这项活动。我对此不愿深究,所谓“举贤不避亲”,一向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仅此可能还构不成“闹剧”一说。让人不解的是,王安忆女士早在7月份便在报纸上明确否认获得提名的消息,称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通知。10月10日,在新语丝网站,也刊出高耀洁教授再次声明退出所谓“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录音整理稿,称这种活动基本是“一场骗局或闹剧”。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该活动的大陆地区联络人居然告诉高耀洁名单已经向全球公布,提名无法退出。时至今日,在该活动的主页(www.1000peacewomen.org)上,王安忆和高耀洁的名字也赫然在目。

  即使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权拒绝领奖。但是,一个由批判知识分子负责组织的活动,居然无视被提名者的意愿,强行“绑架”她们参与这个活动,不知道《读书》编辑在什么意义上认为这是“以介入的方式、以自身的政治去推动对于什么是和平的全新的理解”。

  回应:针对上述程序性质疑,《读书》主编汪晖发表《现实的幻想与幻想的现实》一文:

  你到底要什么?什么才是你的“现实”?从文章的逻辑来看,他能够回答的大概除了最为现实的“秩序”,就是维护这个“秩序”的“程序”!

  这样的指控本不值得回应,但这个争评活动的意义却值得澄清。在我看来,这个活动的真正意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得奖”,而是呈现与这个秩序及其程序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故事;这些文章从一开始就不是要表彰什么伟大人物,而是为了让那些一心要维护这些创造伟大人物的秩序的人不舒服;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去维护这个现实及其秩序,而是要让这个最为现实的秩序及其程序暴露出它的虚幻性。

  然而,在围绕这个活动的争论之中,惟独听不到的是对诺贝尔和平奖及其结果的讨论和质疑。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我们没有听到这些论者的评论,大约很安心。在那一期的编辑手记中,我说过我从根本上怀疑这个奖的意义―――这并不是对所有候选人的怀疑,而是对和平奖所代表的‘和平’概念的怀疑(以下是对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获奖的质疑,因篇幅较长,此处从略)。

  在对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的理解上,我和那些指控“批判的知识分子”为“超级幻想”的人的确站在两个世界里。这次评奖活动及其引发的争议正好构成了一个事件:如果这个事件能够让那些长久以来被压抑的人、声音、故事在这个片刻展现出来,我们就能够看到那些扰嚷之声所要维护的秩序是多么的不真实―――那不是肥沃的泥土,而是长不出和平之树的灰尘。

  尾声:汪文发表后,有读者继续质疑,并联想到2001年“长江读书奖”几乎是同样的人发生同样的程序性问题,“历史何其相似”?也有两边劝和,但也指出汪文不该回避程序问题,转移视线。“长久以来被压抑的人”高耀洁女士,顽强发出她的“声音”:

  我只希望组织者能够正面地、直接地对下列疑问做出回应:一、公布活动期间所有收支账目,如果属于公益活动,这是活动的义务之一;二、公布投票过程,究竟哪些评委参与了投票,哪些以书面形式提交,哪些根本没有参与;三、公布评选过程中两名因被多次提名而退出评委成为入选者的姓名。

  我希望汪晖、刘健芝等人不要再高谈该活动的伟大意义,因为对此我并无异议。但是,假借公益活动的崇高名义,却干着追名逐利的勾当,这样的例子现在又何止一二?

  此后静场,高耀洁教授再也没有得到回音,12月原定在昆明举行的会议大概已经开过。上述“灰尘”说,大概是“尘埃落定”了。

  “中国文化”本来是左倾政治的受害者,由此才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归,并出现“文化中国”说以图矫正,只可惜以“偏”纠“偏”,还是一个“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左倾历程中,大多数时候是西方的老师误导中国的学生,但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几篇“枳”胜于“橘”的杰作。上述汪晖一文,当属杰作之一,可令西祖瞠目于后。高耀洁质疑的那些程序性疑点,汪晖并不是责任人,很可能事先并不知晓。尽管高调评价说得过早,后来发现并不是“惟一”、“真实”的“希望”,也不是没有改错的余地。如要继续保持原身段,可以有一个自我批评;倘若改行低姿态,保持沉默也可以。错就错在旧错之上,再置以一个新错:强词夺理,以“伟大意义”转移人们对“程序疑点”的视线。幸亏高耀洁不是“人文翰林”,逻辑训练还没有忘,故不纠缠“伟大意义”。

  左倾思维的通病,是将“意图伦理”置于“责任伦理”之上,以“伟大意义”辩护“程序可疑”,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是这样犯下的。

  五、其他

  2005年度文化事件还很多,举不胜举。剩下不多的篇幅里,只能以一句话评论,匆匆带过。这里必须声明,有些一句话评论是我说的,有些不是我说的:

  巴金逝世:朝野同悲,一方看重的是善良,一方看重的是软弱。

  李敖从台湾来大陆演讲:以斗士始,以丑角终。

  超女获奖:十指打败了三指,一指打败了十指。(“十指”、“三指”、“一指”,分别指按键盘、握笔以及手机发短信)

  崔永元的忧郁症:是央视病,不是小崔病。

  南方报业集团声明辟谣:本公司无新闻。

  中国电影百年庆典(1905~2005):电影越来越多,观众越来越少。

  全运会丑闻过多,可多说一句:

  1,“一个月前我就知道了这枚金牌不是我的了!”(艺术体操比赛,中国头号女选手钟玲在个人全能比赛中仅获铜牌,愤而宣布退役)

  2,“各位观众,江苏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裁判!”(全运会垒球比赛,现场解说员因欣喜过度,脱口而出,中华体育史上最为黑色的“脱口秀”即此诞生)

(编辑: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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