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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调查显示，过去10年在广东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广东农民工工资10年才增涨了60多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工资是下降的，还不如10年前。

    这个调查结果最直接反映的是：为广东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却没有能够合理地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果实。而民工工资的长期畸形偏低，不仅会伤害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也会对地方经济长远发展造成影响。仅从广东地区民工进行选择性转移而导致的“民工荒”现象来看，民工工资长期过低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农民工工资十年不升反降的原因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一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在民工待遇问题上，缺少一个正确的认识，进而导致相关的刚性约束机制缺失；二是因为劳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必要的禁忌，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还缺少与资方谈判博弈的能力。

    从现状来看，政府部门认识的局限，既表现在一些政策学者大力鼓吹“低成本战略论”，把员工低工资当作地方发展的优势因素，也表现在少数官员未能认识到掠夺性、消耗性使用民工终究是有尽头的，不能长期不把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来对待。

    持提高工人工资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者，不是个别人，而且此类论调一向颇有市场。在纯粹的学理层面，工人工资过高，是会影响到企业乃至地方的竞争能力———但是，目前的现实是，民工工资还远未到一个合理的程度，更别谈过高了。而以这样的论调为指导思想，或导致公平缺失，或随着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渐渐培育成熟，工人选择用脚投票，离开此地。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的歧视态度，直接导致了制度的不尽完善，同时，也纵容了不少企业以短视的态度对待劳动者的工资问题。

    从政府的角度求解问题，自然须从改变认识着手，并采取刚性的约束机制。比如，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就还有文章可做。最低工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不仅影响着工人的选择，也制约着企业的决策。有学者在作调查后指出，广东地区多数企业往往将最低标准作为发放工资的标准。如此事实正说明，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水平的努力，还应当继续———且其视角不能仅从企业利益出发。

    民工工资的长期走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工人实质上的谈判能力薄弱。正如郑功成代表所指出的，尽管政府、劳方、资方的三方协商机制在我国形式上已经建立起来，但实际所起的作用不大。郑代表是知名的社会学者，他很清楚地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在目前劳资两方力量严重不对等的前提下，工会应当为工人工资的合理增长作出贡献。劳与资之间利益的博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也是正常的现象。对于待遇不合理的民工来说，也许在当下需要加强的不仅是博弈的手段，还有进行集体博弈的组织形式。（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