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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周刊刊载文章称，尽管“幸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政府必须并且有能力从影响人们幸福的外部因素入手，提升人们的幸福度。

　　文章说，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质疑字典的权威性，尤其当他们与中国一同变迁的时候。比如“幸福”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还配了这样一个例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越来越幸福。” 

　　文章指出，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却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说，“不过，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们身体的健康、工作的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

　　文章说，接受采访的两会代表委员一致认为，未来五年，有助于中国人提高幸福感的外界因素将会增加，但中国城乡居民未来对幸福的感受会如何，代表和委员们既有乐观的预期，也有谨慎的判断。

　　文章称，乐观的预期来自中央和地方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以及“十一五”规划对于“民生”的关注；谨慎的判断则既出自对于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理性考量，也出自“幸福”本身的难以把握。

　　“幸福本身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说，“它往往会和社会的预期不符。”

　　文章说，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地方政府随之将幸福指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体现了当前执政理念的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孙清云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发展经济是增强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才是目的。追求人民的幸福快乐，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身为西安市市长的孙清云知道“幸福指数”这个新鲜名词才一年，就把它变成了整个西安的热门话题，今年初西安市“两会”期间，孙清云在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这还缘于2004年的一次“中国六城市幸福感测试”，测试的结果说，全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

　　“因为经济落后，我们原来都有点自卑，没想到西安百姓的幸福指数竟然排在上海前面。”这使孙清云及许多西安人深受鼓舞，也促使他们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老百姓的“幸福感”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孙清云说，过去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通常是政府在自言自语，按政府的想法做事，现在要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看老百姓是不是“称心如意”。让老百姓称心如意，就得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们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们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在他看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一个GDP指标还远远不够，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可以弥补不足，用以标示社会的全面进步。

　　文章指出，有西安这样“前卫”做法的政府已经不止一家。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也透露，今年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此前还有杭州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力争成为幸福程度高、生活品质优的“和谐杭州”；更早还有2005年4月，深圳市将“关爱指数、幸福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廉洁指数”等指标列入到该市的“城市文明指数”中。

　　“这是一种进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正在把原来追求的‘GDP至上论’转向更多元的评价标准。”

　　孙清云坦言，西安市目前还未制订出一整套衡量“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但“它的意义在于发展方向的转变”，孙清云说，“我们探索的方向是努力成为真正的平民政府，将工作做得更深，更细，细到老百姓的心里。”没人能改变他人的内心，但至少能为他人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是西安提出“幸福指数”的出发点，也是“十一五“规划突出民生主题的出发点。这是一个转折。（编辑 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