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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讯 7月24日上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l5次集体学习，选择了一个足够拨动各方神经的主题：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主持这次学习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将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称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强调“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
“富国”与“强兵”，100多年来，便是令中华民族魂牵梦绕的主题。人们还记得：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出现了这样的表述：“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这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更是明确而强烈地发出了信号。人们还记得，20年前，邓小平作出了一个直抵今天的预言：“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
2003年，中国GDP达到116694亿元，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外汇储备达到4033亿美元。20年前的预言，已是今日的现实。
不同寻常的“学习会”
这次集体学习的主讲者之一是66岁的现役中将郭桂蓉。郭是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军事装备建设的宏观决策、论证与管理。郭是军内著名的通信与电子系统专家，曾在前苏联学习，在雷达系统、信号处理及目标识别、模糊信息处理等领域成果丰厚。
另一主讲者，64岁的国防科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栾恩杰研究员，两个多月前刚刚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他曾任“神舟”五号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
外界注意到，胡锦涛在这次集体学习讲话时，谈到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一连用了四个“和平”，表现出强烈的期许。同时，他也强调“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胡锦涛这样阐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关系：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他表示，要“形成全党全国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
就在集体学习的当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颁布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装备保障条令》。这是解放军第一部适应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合同作战、全面规范合成军队战斗装备保障行动的军事法规。
与本次集体学习可以互见的是：2003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主题为“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提出借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经验，抓住机遇，在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2004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10次集体学习，关注“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强调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分析形势，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牢牢把握中国发展的主动权。
“能战方能言和”
中国国防预算总额首度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成为今年年初备受关注的新闻。在3月间的“两会”上，财政部长金人庆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预算报告时说，2004年中国拟增加国防支出218.3亿元，比上年增长11.6%。
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国防预算总额比前一年增加9.6%，而2001年和2002年则各比前一年增加17.7%和17.6%。
但是，这种“温和增长”却引发了海外强烈反应。消息公布的24小时内，美联、路透、法新三大通讯社播发的相关稿件就超过百条，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媒体甚至指此举“给地区安全与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中国的国防预算占GDP的比重不到2%，低于全球平均值2.5%.相对于美国4887亿美元、日本422亿美元国防预算，差距相当明显。
国防大学的国防经济专家全林远，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防建设投入变化曲线描述为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型”。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国防投入比例较高，随着1978年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军事建设服从经济发展思路敲定，80年代开始大幅下降。90年代初中期，江泽民开始强调兼顾富国与强兵，国防投入逐步回升，最近几年提出军队要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投入上升幅度明显。
“20年前中央决定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是出于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但同时，投入的减少也的确制约了国防特别是国防科研的发展。”全林远说认为，这种大起大落的投入变动曲线，效益并不高。
显然，相对于复杂形势对国防建设的需求而言，中国国防的安全供给能力已显得不太适应。近年来，改“忍耐”为“补偿'的呼声持续高涨，人们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搭乘经济建设的快车，实现军队的跨越式发展。
中央的判断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非拉国家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
全林远认为，目前我军在整体上仍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发展阶段，如果不积极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机遇和挑战，就会给国家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甚至可能导致比当年义和团用大刀长矛应对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还要惨烈的悲剧”。
这位曾赴美国、日本研究国防经济的专家进一步分析说，提升国防建设投人的着眼点并不仅仅是军事能力本身，而是旨在保障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和社会全面发展。
他说，今天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充分利用全球化配置的资源，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而这就给作为经济建设保障力量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举能源问题为例，去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已达9000多万吨，其中65%来自中东，运输需要经过世界两大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军事力量能否在这些战略要冲有效保障石油运输畅通，对于国家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军事专家罗援说，和平崛起意味着不以战争为手段来攫取财富，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有遏制战争的能力，遏制战争比打贏战争需要有更强的战略能力，因此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古语云，“能战方能言和”，专家们认为，只有充分做好战争准备，才有可能延缓或避免战争，从而争取更长的和平建设的时间。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教研室副教授郭建军称，高新武器从研制、生产、试验、装备部队到形成战斗力一般需要10一15年的时间，周期很长。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满足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尽早、尽快足额投人，确保急需的高新武器和“撒手锏”装备的研制、生产加快进行，并逐步装备部队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战斗力，以强大的国防实力和战略威慑力震慑敌手。
历史的轨迹
富国强兵战略的背后，是执政者看待世界的眼光。
全林远教授说，富国与强兵两者之间的“协调”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依赖于对国家安全形势和未来演化趋势的准确判断。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央的判断是“要打大仗”，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建设“大三线”、“小三线”，国家处于临战状态，国防投入比重过高，影响了经济发展。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方针确立的依据在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判断。
邓小平认为，“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当时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较大，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相对较小，又正值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必须把宝贵的资源集中用于经济建设，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今天的世界与20年前截然不同。”专家分析认为，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的地缘战略环境仍相当复杂，不安全、不确定因素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中国的安全形势、制约因素、环境条件等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的风险度显著上升。
台湾问题日益严峻紧迫，已成为对中国国家安全最严重、最现实的威胁。
美国作为世界上的惟一超级大国，其称霸野心的恶性膨胀有增无减，它凭借经济、科技、军事优势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严重干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近年来，尤其令人关注的是，美国已开始逐漸将其军事战略重心从欧洲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了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
朝鲜半岛核危机、南海主权争端、恐怖主义势力抬头等等，都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同时，国内的改革开始攻坚战，各种不稳定因素处于高发期，任何一个方面的动作都牵涉广泛，富国与强兵如何协调，难度很大。
“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美国、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在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方面都比较成功，对我们触动非常大。”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崔胜利说。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新军事变革，也给中国调整军事发展战略带来极大压力。
在美国对伊拉克和南联盟的打击中，两国电力系统、燃料系统、交通系统、重要工业系统等关系国计民生和战争潜力的重要经济目标遭受打击，几十年经济建设的主要成果毁于一旦，国家经济严重倒退。
“这些以高技术信息化军队的优势战胜机械化、半机械化对手的战例，给我国军队极大的刺激。”崔胜利说，“不过压力大，启发也大。”
不会卷入军备竞赛
对于此次集体学习强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海外有分析提出疑虑：美中两国是否会展开新一轮军备竞赛？此间多位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有前苏联的惨痛教训，中国不会卷入军备竞赛陷阱，“协调发展”将体现更多新思路。
美苏进行军备竞赛时，前苏联当时的经济实力已接近美国的70%，而今天中国的经济力量虽然增长迅猛，但总量仍然差距巨大。2004年的军事预算，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1／20.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认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对国家综合国力的认识更加接近客观实际，修正了过去“综合国力就是经济实力”的观念，认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是互动的。
“以前总认为有了钱就有了枪，现在则是有了钱还不行，还需要枪来保护和增值手上的钱。这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经济军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富国、强兵的确存在矛盾对立的一面，在资源量一定的条件下，国防投人会挤占经济建设的投入；但二者在资源上并不仅仅是单一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有互为依托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国防建设能促进经济建设。
全林远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尽量减少和降低两者对立矛盾的方面，促进和强化两者之间统一、互为依托的方面。
他认为，中国应树立大国防观，加强国防，不仅要把眼光盯在军事方面，也要重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冷战后，综合国力中经济、科技因素上升，军事力量因素下降，经济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核心，正日益成为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威慑力量。
他说，“只要把国防投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且充分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国防建设就会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牵引和推动作用。”
由于国防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危存亡，因此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率先产生和应用于军事领域，而后向民用领域转移，刺激高科技产业群的出现，推动民用高新技术的升级换代。美国在二战后的发展即是极好例子。
中国的国防建设也是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从“两弹一星”到“神舟”五号，军事科技对于民用科技的带动效益相当显著。
专家指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策略调整，不是简单的增量投入，而是强调投入的效益。国防投入要保持适度规模，防止大起大落。经验证明，和平时期占GDP的3%一5%是合适的比例。
附：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策略的路径
解放战争刚刚结束时，解放军官兵曾大量复员，随着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防投入达到一个高峰。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1958年中共八大召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对于战略环境的判断发生改变，加之随后而来的60年代初的3年困难，国防投入大幅度下降。
自1965年起，随着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中苏交恶，国家进入临战状态，认为有大仗要打，国防投入持续上升，成为首要任务，这对于国民经济影响很大，事后邓小平的判断是“对于战争危险的估计过于严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4年开始百万大裁军，邓小平确定了“军队要忍耐”、“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国防投入大幅下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台湾问題的日益突出，江泽民提出“兼顾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
21世纪初，中央提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机械化和信息化成为国防建设的两大历史性任务。
2002年，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确立为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编辑：许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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