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大腹便便的孕妇在丈夫陪同下，招摇地来到街道办计生人员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存折本摔到办公桌上。“这里有20万元，随便你们怎么扣，我需要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

　　广州市计生人员向记者描述前不久发生的这一情景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有钱人竟然如此嚣张，这种做法简直是向计划生育国策示威！”

　　近年来，少数高收入阶层原本非常隐匿的超生行为，逐渐公开起来。社会各界纷纷质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难道用金钱就能买到“超生通行证”？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杨魁孚指出，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要给予足够重视，他还把这个问题以提案的形式提出，让相关部门牵头，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共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

　　广州市人口与计生局助理巡视员段建华说，富人超生现象在广州并不是很普遍，但也的确有极个别暴发户挣了钱后，认为家产、家业、家财只传男不传女，也有的人生了儿子还要生女儿，要的是“品种齐全”，他们的做法都违反了国家计生政策。

　　广州市番禺区祈福新村是一个大型住宅小区，经常有年轻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出来玩耍。一位30多岁的女士对记者说，为了多生一胎，她缴纳了12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这个概念，是在2002年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出现的。“不符合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但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并未成为阻挡“大款”超生的门槛。

　　据段建华介绍，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措施。条例明确了超生一个与超生两个不一样，高收入者又不一样，只要认定是高收入者，处罚是很严格的。但是怎么认定，目前还有很大的难度。

　　中山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若建说，只要缴纳得起社会抚养费，计生部门就很难控制超生行为，这是法律留下的空白。

　　今年3月，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网上作客。有网民问：“富人、名人有没有生育特权？”他回答说：“没有。”

　　张维庆说，现在确实有个别领导干部、富人、名人违反法律法规生育，他们同样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党纪处理，没有什么特权可讲。“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管理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到位，加上其他错综复杂的原因，所以，使老百姓感觉到他们有特权，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在未被废除之前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用钱和用权都不能为所欲为。

　　郑梓桢说，“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内容。富人超生说明，中国的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和规范，还有改动的空间，要进行深入研究加以修订，使富人的违法空间变得狭窄，才符合社会公平。（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