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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票贩:女票贩不在警察抓捕之列 内部贫富悬殊

2006-01-16 09:25:50 京华时报网络版 记者石毅 田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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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观察]春运忙回家 和谐靠大家

“高级”票贩子旺季时日收入1000-3000元

  昨天(15日),《北京蓝皮书》在北京社科院发布。其中一篇《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下称《调查》)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票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从哪里来?怎样“工作”?为什么他们屡被打击却依然猖獗?

  从去年“五一”期间开始,北京社科院三名助理研究员历时半年,为320名票贩子建立了档案,获取了该群体的第一手资料。

  北京票贩子群体调查:万名票贩盘踞火车站

  两车站有票贩子上万人

  调查者之一张西说,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北京站的票贩子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是票贩们财富积累最多的时候,后来因为西站的扩建、火车提速车次增加、票贩队伍壮大和铁路改革等原因,现在,票贩们普遍觉得“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调查者估算,目前在北京站和北京西站两大火车站约有票贩上万人。在他们中,30-40岁年龄组人数比例最高,约占40%,其次是20-30岁年龄组,约占36%,再其次是40-50岁年龄组。10-20岁年龄组和50岁以上年龄组所占比例很小。根据调查者掌握的资料,票贩子当中最大的77岁,最小的仅有14岁。

  四类人构成票贩子群体

  在此次被调查的320人中,涉及的地域是22个省市。票贩们的原籍所在地虽然分散,但总体上有规律可循:东北三省约占总倒票人员的1/3,河南排序第二,河北排位第三,安徽排位第四,排序第五的是内蒙古。

  《调查》将票贩子按身份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在原籍失地的农民;第二类是下岗或失业的职工;第三类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满释放的社会黑户;第四类是其他闲杂人员。《调查》认为,这些人汇集到北京两大火车站,事实上已经成为北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潜在风险。

  “无根孩子”问题凸显

  在调查者留有档案的320名票贩子中,男性占79.7%,女性占20.3%.但调查者认为,女性远不止这个数字。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参与倒票的女性比例与男性大体持平,甚至比男性比例略高一些。《调查》认为,“女性票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为她们永远处于或怀孕或哺乳或带孩子的状态,而按国务院颁布的处罚条例,警察并不能抓捕她们。因此,我们在调查中接触到的女票贩们很多,但铁路警方所掌握的女票贩子档案资料却比较少。”

  《调查》认为,这种情况的恶果已经凸显,一批超生孩子、黑户孩子、私生孩子落地了,在“无根”环境中成长的“无根孩子”问题正凸显出来。“所有挣到钱的票贩子,都在花钱为子女买北京的城镇户口。因此,政府在拟定城市规划时,有必要把他们纳入到整个城市管理中去统筹考虑,以协调整个社会的发展。”

  票贩子内部贫富分化剧烈

  根据大量的访谈案例,调查者认为,票贩子群体自身就是一个“小社会”,他们之间以经济实力为根本依据,自成经济分层,这个“小社会”里贫富分化差距逐渐拉大。

  一个“高级”票贩子的月收入与一个“低级”票贩子相比,低的时候是三到五倍,高的时候是五到十倍。一些“高级”的票贩子,在旺季时(如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每天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也在100-1000元之间,而一些“低级”票贩子,旺季时每天收入在200-6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在30-100元之间。

  被处理多次已成常态

  调查者发现,许多票贩子都受到过铁路警方打击处理,因倒票被处理十次甚至几十次已成常态。但处理完毕后,他们依然故我。《调查》中说:“票贩子没有亲朋好友的监督,没有单位的约束,压迫他的只有生存负担,违法之后的心理负担并不沉重。当经历了第一次被抓之后,第二次以及第N次羞愧感已渐渐淡化。”

  在半年的调查中,调查者还走访了十几名铁路职工、铁路警察。“部分铁路基层警察认为,国家对特殊地区的特殊人群应该制定特殊的法律法规。比如北京的特殊地区是天安门、火车站、飞机场等场所。在这些特殊地区出现的特殊治安问题应加大处罚力度,才能有效遏制犯罪势头。否则,警察与票贩子之间容易形成抓了放、放了抓的徒劳局面。”

  1月12日,《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执行者——北京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张西等三人接受记者采访,对票贩子群体作了进一步的剖析,并讲述他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的票贩子的故事。

  记者目击:票贩子在退票口现场交易

  同一天,记者赶赴北京站,目击票贩子与旅客之间的交易。

  “鱼皮子”:为争利益扎死同行

  “鱼皮子”,35岁,最早在南站倒票,后来转到西站。2005年,又转到北京站,仍以倒票为主。

  同是票贩子的“驴打滚”平时在北京站倒票,晚上在广场坑害旅客,什么都干。后来,两人因利益之争而发生矛盾,“鱼皮子”从停车场追到红绿灯栏杆处,将“驴打滚”扎了四刀,致后者死亡。随后,“鱼皮子”逃隐。

  张西说,诸如此类的争斗,在票贩子之间经常发生。他们所了解的,还有票贩子“黑土豆”的弟弟在江擦胡同扎死同伙“臭虫”、西站“麻杆儿”家族和“锅底儿”家族群殴、“麻杆儿”家族和“小细腰”家族群殴的事情等。

  女票贩子:以怀孕“保护”自己

  张西说,他们接触的一个女票贩子,总是处在怀孕期,为了躲避抓捕,她总是在怀孕两三个月后又打掉孩子,自己在家休养几天就又出来干,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曾经怀孕过几次。

  还有的女票贩子一被警方抓进去,立刻声称家里有孩子,女票贩们的丈夫听到消息后,多半会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么让警察帮着看孩子,要么迫使警察放人。

  张西曾亲眼见过一个小男孩,母亲被警察抓了以后,父亲把他送到派出所,他对警察是又踢又闹,还威胁说,警察不放了他的妈妈,他就吃住在派出所了。

  “念珠”:女儿生日收到礼金8万

  “念珠”,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北京站,曾以在铁路上偷窃为生,后“转行”倒票,曾经“风光一时”,成为票贩子团伙“西北帮”的“老大”。

  张西第一次见到“念珠”时,他手上戴着一串念珠。“念珠”说,那是一名和尚跟他买票时,他不忍心要高价,和尚送了他一串念珠,说他“有善心”。

  “念珠”最风光的时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他是票贩子团伙“老大”,那时每天只需躺在家里数钱。

  “念珠”曾经给女儿举办7岁的生日宴会,在一家豪华饭店里订了包间,很多票贩子都慕名前去送礼,那阵势就像火车票贩子们的一次大聚会。最后,光是礼金“念珠”就收到8万余元,还有些“同行”送戒指、项链。

  赚了钱后,“念珠”染上了毒瘾。后来被抓去坐牢,到2004年被放出来时,票贩子已经换了一拨又一拨,火车站也“变了天地”。他决定重操旧业,从一个小票贩子做起。

  张西说:“票贩子们通常没有长远的打算,有的人想干几年,赚了钱就改行,毕竟倒票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有的人除了倒票不会干别的。”

  张西说,有一些收入丰厚的票贩子,大多在城里买了一套甚至多套楼房,让家人或亲戚居住,而自己为了倒票方便,仍然在车站附近租房。而那些倒票所赚只购维持生计的人,大多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是郊区的平房里,房租每月100-300元。

  “二人转”:吸毒致穷后倒票

  “二人转”,40多岁,她经常蹲在北京站前的邮局旁抽烟等待“客户”。

  “这女人说话很大声,一见我就以姐妹相称。”调查者之一张西说,她遇见“二人转”时是在去年五一前。听说她来买去往青岛的火车票,“二人转”立即站了起来。谈好价钱后,等人送票过来时,“二人转”怕张西等急了,赶紧说:“我给你唱二人转吧。”说着就唱了起来,还说:“咱这叫服务意识。”

  不一会儿,一辆轿车开过来,车里的人给“二人转”送来一叠火车票。“二人转”对张西说,开车那人原来也是北京站的票贩子,后来赚了钱,开了个饭店。她还说,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也赚过100多万元,后来都用来吸毒了。张西说,“二人转”的事情很多票贩子都知道。

  “二人转”告诉张西,她第一个丈夫被判刑后,她到北京开始倒票。嫁给第二个丈夫后,生了个儿子,后来,因为她吸毒,丈夫跟她离了婚。再后来,嫁给第三个丈夫,生了个女儿后,丈夫却跟别的女人跑了。“二人转”跟张西炫耀说,她的儿子长得很帅,也在北京站倒票。

  此后,张西还跟“二人转”有过多次接触,发现她整天在火车站“飘”,生活极不稳定。

  “小欧巴”:票贩子中的私生子

  调查中,张西遇到最小的一名票贩子只有14岁,他的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北京站倒票,他出生在北京站。而类似的情况很多,一个绰号叫“小欧巴”的,今年已经20多岁,他自己也说不清父母是谁,是个私生子,以倒票为生,开一辆时尚的大摩托。

  因为有钱,据说“小欧巴”还找了个女大学生当媳妇。暑运期间,警察又被“小欧巴”骗了一次。那次,警察把正在倒票的“小欧巴”抓了起来,要拘留其15天,他苦苦哀求警察,说媳妇怀孕8个月,家里没人照顾。警察信以为真,把他放了。后来证实,“小欧巴”说的是假话,但已找不到他。

  记者目击:票贩子在退票口现场交易

  1月12日,记者来到北京站前,观察票贩子们的“工作”。

  当天中午,记者刚从北京站地铁口出来,立即有几名男子围了上来,喊着:“火车票要不要?”

  记者假称到哈尔滨,跟其中一名票贩子谈价钱。他说,到哈尔滨的卧铺要加价200元。记者问,能不能少一点?对方很肯定地说,不能少。

  记者说:“我先到售票厅看看再说吧!”这名票贩子说:“你到里面肯定买不着票,等你要了回来再找我。”记者问及他的联系方式,这名票贩子断然拒绝了,他很警惕地说:“我哪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稍后,他又对记者说:“你就到这儿(地铁口)来,准能找着我。”

  记者在售票厅里转了一圈,发现如这名票贩子所说,已经难以买到次日去往哈尔滨的卧铺票了。

  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站退票口。此时,退票的旅客在退票口排成了两条长队,在队伍的两边总有一些不带行李的人不停地走动着,盯着每一位旅客手里的火车票,并不时上前与旅客谈价钱,谈妥后立即掏钱买下,再就地转手卖掉。

  在这些人中,一名手持拐杖的老人特别引人注目。他手里拿着两张“北京-哈尔滨”的火车票,在退票口来回转悠着。

  一名旅客过来,看完“拐杖老人”手中的票后,双方开始谈价钱。随后,男旅客从钱包里掏出了钱。两人为几块钱零钱是否给争了起来,最后,购票的男旅客把钱补齐后,拿着票离开了。

  卖掉两张票后,“拐杖老人”转身离开。记者试图跟随“拐杖老人”,看看他的取票地点究竟在哪里。但他显然非常警惕,突然快步走了起来,在人群中左转右转之后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拐杖老人”再次出现在退票口。与刚才一样,他手里仍然拿着两张“北京-哈尔滨”的票,票面朝着旁边不断穿行的旅客。

  半小时后,“拐杖老人”的这两张火车票又出手了。

  ■票贩子的“工作”方式

  历时半年的调查中,调查者逐渐掌握票贩子的“工作”方式,他们将票贩子的不同类型以及在票贩子中经常使用的一些“行话”归纳如下:

  倒票类型

  兼职型:淡季时倒演唱会票、电影票、球赛门票等,旺季回到车站倒火车票。

  专职型:除了倒火车票,别的不干,也干不了。

  单干型:自己买票,自己倒票。挣不了大钱,但有机会就向旅客疯狂要高价。

  团伙型:几个人结伙一块干,有拿票的,有侃客的,有出票的,有收钱的,有望风的。

  固定关系型:这部分人利用已有的拿票“人脉”,给需求量大的旅行社和公司跑票。比如一个公司有300人出行,每张加收30元,就能净赚9000元。

  家族型:以家族为单位,亲戚聚在一起倒票,时间在3年以上,以倒票为主要谋生手段,从中获利的数额远远高于从事其他服务业或商业的收入。

  单位型:在一些招待所门前公然挂着“代订火车票”,每张加价30元等。

  售票点型:有些非法的售票点出售火车票时加价20至100元不等。这种售票点,找一个外地人集中的地方,或者有个门脸立个牌子几个人就可以干了,一个登记的,雇俩跑票的,就开张了。

  倒票“行话”

  老炮:泛指在火车站倒票10年以上的老票贩子。

  拿票:旅客拿不到的票,他能拿到。越是紧俏线路,越能拿票。比如一张沈阳北,原价246元,拿票的人对扒皮的说,350元可以归票。扒皮的就知道加价的底线是104元。他们扒皮时,就会喊400元,扒皮的挣多出来的50元差价。

  扒皮:自己没票,但基本知道拿票者出高价到多少钱,他跟旅客砍的价钱要比票贩子出的高,高出的部分是他挣的,一般价格在10至200元不等。

  叫票:叫票者手里没票,在广场上叫喊出售火车票。有三种可能:有可能自己的票藏在某处;有可能藏在同伙手里;也有可能根本没有,先找到客,根据客人需要,再找“拿票”去要。

  侃客:自己没票,专门跟踪那些看上去想买票的旅客。一张票原价200元,如果300元能归票,侃客的人多半会砍到350元,如果侃客成功,他可以挣高出的50元钱。

  扎蛤蟆:自己没票,告诉旅客说,自己能买着票,别人买不到。拿着旅客的钱为其代买火车票,以收取好处费。这群人多与售票员关系较熟,掌握一定信息,知道哪个窗口有票。

  低接平出:接旅客的退票,一般在退票口。旅客退票给车站,车站要收取20%的费用,退回票价的80%。他就以略高于80%的价格收购,比如90%,然后平价或高价卖出,吃其中的差价。

  跑票:未经铁路系统允许私自开设的野点的务工人员。他们是专门为打电话订票的旅客或公司送票、时常穿梭在火车站—黑订票点—旅客之间的人。他们的工资是计票工资,一张票挣5-10元,老板挣10元左右。

  骗票:有两种情况:买一张短途票,2元钱到丰台,夹在时刻表里,在候车室找各种机会跟有票的旅客闲聊,套老乡或同一趟车为由,拿时刻表给旅客查到站,在查的过程中,迅速将车票调换,找借口离开,到退票口退票;也有的是收取旅客或别的票贩子的钱,称自己能拿到票,结果拿到钱后没人影了。

  吃夜活:夜里10点以后,利用半夜到达车,中转旅客买票,坑害旅客。

  打早:指那些凌晨四五点到火车站,什么都干,比如扎蛤蟆、扛包。

  票贩子群体调查之幕后故事:调查员火车站“卧底”

  票贩子往往混迹于火车站熙攘的人群中。

  调查开始之前,张西等三名调查员没有任何有关票贩子的资料和线索。为展开调查,调查员扮作火车站小件寄存处的临时工,观察票贩子的活动;为结识和深入了解票贩子们的生活,不断请一些票贩子吃饭,花费累计万元……利用“卧底”、直接调查等方式,历时6个月,他们完成了《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

  到“小件寄存处”打工

  涂骏第一次去北京站调查的时候,没有一个票贩子“搭理”他。那是去年7月份,他在火车站转悠了5天。

  “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你聊。”涂骏说。票贩子们的警惕性很高,很难接近。

  很快,涂骏注意到,北京站西边的一个小件寄存处,是票贩子经常过往的地方。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剃了寸头,来到小件寄存处,以大学生的身份当临时工,观察票贩子们的活动。

  通过这个窗口,涂骏开始熟悉票贩子们的模样和活动。“票贩子跟周围店铺的人都很熟悉。有时他们会到寄存处倒水喝,还会来换零钱卖票。”

  一段时间后,涂骏掌握了票贩子的相对普遍特征:身上没有包;因为整年在广场上风吹日晒,皮肤很黑;晃来晃去;妇女特别多;跟周围的店铺都很熟悉。

  涂骏说,票贩子们都很敏感。“本来你想去调查票贩子,票贩子反倒会调查你是什么人。”他在寄存处呆了几天,便有票贩子开始注意他,打听他是哪里来的,是什么人。寄存处的人告诉票贩子说,涂骏是打工的大学生。

  初步掌握票贩子的特征之后,涂骏逐步深入接触票贩子。他住进了寄存处旁边的地下旅馆,经常有票贩子在里面休息,一天20元。

  在旅馆里,涂骏旁听票贩子们的对话,观察他们的日常活动,试着跟他们交流。

  涂骏说,敏感的问题是绝对不能问的,譬如“票从哪儿出来的?”这样的问题,问了他们也不会说。

  花钱请票贩子吃饭

  三名调查者都有化装暗访的经历。张西有时扮成游客,有时扮成教师,通过见面、搭讪,一步步与票贩子结交。

  张西说,为了调查,她请票贩子到餐厅包间里吃饭,一些票贩子“受宠若惊”,会愿意说很多话。张西说,票贩子被警察“捕捉”,不被看得起,他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是她跟他们交朋友还请他们吃饭,他们觉得受到了尊重。

  张西说,半年下来她请票贩子吃饭就花了一万多元。

  调查中,张西也会直接告诉一些票贩子她是做研究的,“只要他们明白你不会伤害他们,他们还是愿意与你交流的”。

  时间长了,张西再去火车站,一些票贩子会说:“张西,你又来做研究了。”

  上火车征求旅客意见

  除了对票贩子的暗访和直接访谈,调查小组还直接上火车对旅客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旅客对票贩子的看法和建议。

  当他们在车厢里散发问卷时,有的旅客会很反感,认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票贩子不还是存在吗”,拒绝填写问卷。这种情况下,研究员就只好找别的旅客。

  大多数被调查的旅客表现出对票贩子的深恶痛绝,有的人甚至在问卷上写下“枪毙”,并连写几个叹号。

  调查中,也有旅客对打击和遏制票贩子提建议,譬如有旅客建议火车票学习飞机票,实行实名制,凭身份证购票和上车。

  通过3次上火车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员收集了很多旅客的对票贩子的看法和建议。

  调查员的“卧底”日记(节选)

  下午,我(调查员涂骏)跟着L(票贩子)回到北京站。

  L带我去广场石墩子那里,他去拿票,我四周观察。这是票贩子的聚集地。我看到票贩子相互之间说话,打听对方有没有去哪里哪里的票。

  一会儿,一个女票贩子坐到我旁边,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她。过了一分钟,她问我:你是L亲戚啊?我说:我是L朋友。她就走了。

  我看到有票贩子拉着旅客讨价还价。一个南京来的阿姨不断催票贩子:“你快点给我弄到票啊?我急着回去。”女票贩子磨磨蹭蹭。

  那个阿姨和我聊起来,说自己买的是普快,想退掉,再从票贩子那里买硬卧或软卧。阿姨抱怨说人民权利没有保障,为什么售票处买不到票,票贩子手里却有票。她说她也不想助长不良风气,但买不到票又没有办法。

  我就跑去问L有没有到南京的卧铺票,L说有。我忽然想到,L曾告诉我,不要抢别人的生意。我就问L这算不算抢?我说我看那个女票贩子半天也没拿来票。

  L笑了笑,就过去,喊:谁要南京的票?那个阿姨说要。L就去十几米外另一个票贩子那里拿……(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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