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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同性恋群体亚文化透视:中国同性恋群体正走出冬季

2003-11-20 02:32:37 东方早报 胡敏 陈辉楠 周文天 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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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讯 没有人知道,在公开以同性恋者的身份,为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讲授《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这门选修课之前,智同(化名)拿出了多大的勇气和决心。

  之前,他对自己的这一身份守口如瓶。“我害怕给人用像看怪物一样的目光来看,尤其痛恨猎奇的目光。”他说。

  但智同还是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

  11月7日晚,复旦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教室里,座无虚席。智同首次以一个同性恋者的身份,走上了讲台。面对台下众多疑虑和挑剔的眼光,他坦诚地说道:“对于医学院的学生们来说,解剖实践是很重要的。作为一名同性恋者,我愿意做你们的一个活标本。”

  令智同动容的是,话音刚落,台下学生即用他们的掌声,传达了对他的勇气、责任心的理解和赞赏。

  智同只是千千万万同性恋者中的一员。除了性取向不同,他们与绝大多数异性恋者并无二致。

  长期以来,同性恋者一直游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被由偏见和习俗伦理组成的坚冰重重围困。但当坚冰渐渐消融,同性恋者也便渐渐走出冬季。

  复旦的苦心

  《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是复旦大学本学期为研究生新设的一门课程。这在中国高校中,史无前例。而这门课,据传也成为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向校党委书记征询报批意见的课。

  最先构思在大学里开设这门研究课程的,是“2003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杜聪。

  “我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亲身感受到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来自于误解和无知,而目前还没有哪家大学以同性恋本身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今年春天,我遇到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高燕宁老师,和他提起此事,他也非常感兴趣。”杜聪说。

  研究生院对此态度谨慎,并专门向各方征求意见。校内也颇有争议。适时,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邱晓露副教授对其他老师说:“同性恋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我们开设这门课,不是从猎奇的角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帮助同学们去正视它。应该开。”最终,赞成的意见成了主流力量。

  周磊明是当时选修这门课的唯一一名学生。但经过众人口传和网络,10月22日晚当李银河教授为学生授课时,旁听者却挤满了整个教室。晚上6时开始的讲座,下午4时就已有学生去抢座位。

  促成此事的高燕宁教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他所做的工作:“我只是在传统公共卫生的墙上凿了一个洞,让社会科学之光射进来。”

  学生们的反应使高燕宁深信,他的努力并未白费。

  一位叫张洁的学生课后给智同写信说:“通过和您的交流,使我对gay(指男同性恋者)人群的认识又进了一层。同性恋者是弱势人群,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理解和关注。我非常愿意为你们做一些事情。”

  而用复旦学生周晓伟的话来说,这种力量必会象“波浪一样延伸开去”。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和宽容。”杜聪不无欣慰。

  面具背后的弱势群体

  尽管在复旦大学表态愿作“活标本”,但智同也并非没有顾虑。

  主持人在作介绍时特意强调不要拍照:“这可能会给智同先生带来生存危机”。

  智同的尴尬,几乎也是所有同性恋者遇到的难题。

  谁也不知道上海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我们是人群中的少数,但只要我们每个人举起手,那将是一片森林!”一位同性恋者这样描述他们的存在。

  据科学调查,同性恋者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3-5%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左右的同性恋者。

  但由于社会上的误解和固有的偏见,这片“森林”,仍然深深地躲在各自的面具之下。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步步小心,生怕暴露了身份。

  “圈里很多同性恋者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被迫结婚了,这对对方是不公平的,同性恋者自己也很痛苦。”一位同性恋者说。

  敲诈同性恋者事件也时有发生。

  10月底,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了一项专门敲诈同性恋的案件:3名无业男子摸准了同性恋者害怕曝光的心理,通过互联网诱出同性恋者,再行抢劫或敲诈。两年中,被抢劫、敲诈者多达69人,涉案金额超过27万元。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张北川教授四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跟踪调查,得出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罚款等),31%的同性恋者受到来自同性恋者的伤害。

  最令同性恋者感到无奈和无助的是,由于AIDS在同性恋者中不断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同性恋者与AIDS划上了等号。

  AIDS阴影

  AIDS令人闻之色变。

  在同性恋者眼里,AIDS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出击的敌人。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性取向不同与AIDS完全没有直接关系,但同性恋者如今已然成为感染AIDS的高危人群。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导中心副主任医师童传良介绍说,同性性活动大多因为一些客观原因采取地下的方式,而且同性伴侣关系的不稳定也导致同性恋者性伙伴更换频繁,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正是这一原因,增加了AIDS在这一群体中流行的可能性。

  据了解,截至2001年底,加拿大共发现18026宗AIDS,其中77.9%的男性患者都是同性恋者;在美国,73%的AIDS病人是同性或双性恋的男性。

  而在中国,根据张北川针对男性同性恋者的调查,2000年和2001年,分别有27和29个省(市、自治区)有男同性恋者感染AIDS病毒,感染率分别为4.9%和5.5%.

  卫生界和学界自不会置身事外,坐视AIDS的肆虐。1997年,“北京同志热线”成立,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完全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干预小组,涉及心理健康和AIDS防治等方面。青岛、哈尔滨、大连、西安等城市,也纷纷设立了同性恋热线。

  今年4月26日,上海第一条同性恋热线——“上海市同心热线”正式开通。在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导中心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墙上,志愿者们张贴了同心热线的宗旨,其中写着:“在同性恋群体中宣传和普及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知识”。

  20岁的同性恋者rager承担着一项繁重的工作,即到同性恋群体聚集的地方做性安全的宣传工作,派发安全套、性安全知识手册等。

  不过,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对“同性恋跟AIDS是近邻”的说法进行了辟谣:“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发病率高的结论,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有关机构调查的结果。在中国,还没有详细资料证明这个说法。”

  正面亮相的同性恋者

  29岁的上海律师周丹,被圈内人称为英雄——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真实姓名公开亮相的同性恋者。

  有同性恋者不无悲观地说,第一个站出来的一定会成为牺牲品。因为谁也不知道公开亮相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周丹用“一场家庭大地震”来形容家人偶然发现他身份后的反应。在多次沟通后,周丹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但他仍然倍感内疚。“即便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他们也担心邻居和同事的朋友会对他们造成压力。”周丹说。

  让周丹高兴的是,当他向同事公开身份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惊讶和不理解。

  “如果没有同性恋者站出来,告诉大家我们就在你身边,那么大家对同性恋者也无从了解。”他说。

  与周丹抱着同样心理的,不乏其人。

  杜聪是首位获“2003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同性恋者。“个人性取向没有成为我得奖的障碍,证明我们这个社会对同性恋者越来越宽容了。”杜聪说。

  青岛医科大学教授秦士德,是另一位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知名人士。

  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以专业人士身份和志愿者身份参与了工作。“上海市同心热线”的50多名志愿者,大多是同性恋者。每天晚上,他们会准时守候在电话机旁,为更多苦恼中的同性恋者答疑解惑——在面对同性恋群体和同伴教育方面,他们往往具有异性恋者和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个志愿者说,一个因为父母逼婚而想自杀的同性恋者,就是因为打进同心热线得到宽慰,才在最后打消了自杀念头,并决定去做父母工作,让他们接受事实。

  但据周丹介绍,事实上,目前为同性恋者做事的,更多的还是来自异性恋者的努力。

  媒体关于同性恋的正面声音也越来越多:今年8月,性取向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国首部女同性爱电影《今年夏天》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李银河在新浪网等处鼓励同性恋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童传良希望社会给予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一样的平等权益,“我们应该理解同性恋这种情感和生活方式,消除偏见,给予他们尊重。”

  “不再简单地把同性恋看作一种病态心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李银河说。

  “左撇子”之梦

  在大多数人用右手的社会里,左撇子是少数派。过去,人们曾经认为左撇子有悖常理,应该加以惩罚和矫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对左撇子的偏见逐步消除,左撇子们取得了与绝大多数习惯用右手的人一样的平等权利。

  曾经在左撇子身上出现的经历,如今,也同样发生在同性恋者身上。

  他们所希望的,同样也是这个平等的权利。

  周丹说,丹麦、荷兰等北欧国家对同性恋者非常宽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台了《同性恋伴侣法》,这相当于《婚姻法》。

  而在中国,这一历程显然更费时日。1997年,中国新《刑法》施行,删除了过去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标志。

  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但这比美国晚了19年,比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

  虽有许多同性恋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争取自己权益,但只占3-5%的同性恋群体发出的呼声依然微弱。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同性伴侣在福利待遇、遗产继承与子女监护方面,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李银河说,她曾多次向人大代表提出允许同性恋者可以结婚的议案,均未得到应有的响应。而同性恋不许结婚的判定,却借着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制定得到强调。

  但李银河并不气馁。她曾在一次民间研讨会上生动地比喻: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假如我们希望开一扇窗,用常规的做法也许根本没人理你,但假如我们嚷嚷要掀翻屋顶,有关方面就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开窗要求。法律和权益也是这样,需要努力争取,并讲究策略。

  虽然很难断言同性结婚在中国何时能够合法,但中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将是必然的、是大势所趋,张北川如是认为。(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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