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记者：作为巴金的侄子，你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李致：他是1923年离开四川的，我是1929年出生的，所以我出生以后的10多年里都没有见过他。他1941年第一次回成都，1942年第二次回成都，当时我还在上小学，跟他的接触不是很多，玩去了。当时他带我的几个姐姐去看电影，我不喜欢看电影，他就给钱让我去买邮票，我是集邮爱好者。他19 42年来成都长一点，我跟他睡一个大床，当时我是小学最后一个学期了。那时他很有名气，很多青年人请他题字留念，小孩子也非常喜欢，我也搞了一个纪念册，要他题字，我还以为他不一定帮我题，没想到他坐下来大笔一挥，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要做好人。这四句话当时我不太懂得它的深刻含义，不过在字面上我还是知道一点的。真正懂的时候是长大以后，碰到很多曲折和灾难的时候，比如“文化大革命”，我当时在团中央工作，被关进牛棚，整天写交代啊，请罪啊。那个时候才发现，巴老的很多话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他说的，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的问题，都要说真话。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记者：你是怎么评价巴金的作品的？

　　李致：对我来讲，我一般称他为作家，他是上世纪20年代提笔的，他的著作和他的翻译作品可能在1000万字左右吧。现在出版了他的全集，也出版他的译文集。但巴金他影响最大的呢，还是前期和后期的作品，所谓前期就是“激流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影响了整整三代人。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谈，在接见非党作家的时候，会见了巴老，他说，我们延安有一个调查，很多有志青年因为读了你的《家》才投身革命的。这就说明他的作品还是有客观的促进意义的。我说的后期是指“文革”后的新时期。“文革”是一场大的灾难，巴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摧残，后来痛定思痛，开始反思。

　　《随想录》是他后期的一个顶峰，很多学者都把他称为“二十世纪的世纪良知”。

　　记者：你是怎么看待巴金与鲁迅的关系的？

　　李致：鲁迅把巴老当成战友，是支持巴老的。徐懋庸曾经讲，鲁迅你怎么跟巴金这种红颜之流交往呢？鲁迅说，巴金是屈指可数的、有热情的、思想进步的作家之一。这是鲁迅对巴金的一个很大的肯定。在鲁迅的书信集里面，大概说过这样一些话：巴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编辑。你知道的，鲁迅去世后，巴老还抬过他的棺材，照片上都有的。我觉得，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

　　巴金在失去自由的时候，自己都在家里翻译《往事与随想》，“文革”期间我悄悄去看他，我说你翻译这些书谁跟你出啊。他说，没事，我把它抄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图书馆，谁需要了就拿来看。在最困难的时候，巴老都坚持自己的理想。翻译《往事与随想》，这也是鲁迅的一个遗愿。

（编辑：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