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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念之争和利益之辩夹缝中生存 艾滋孤儿如何安置?

2004-08-10 14:32:34 南方都市报 袁小兵

高耀洁提起她所资助的艾滋孤儿,一脸的喜色

  ●观念之争:家庭寄养和政府集中供养,哪个更有道理?

  ●利益之辩:民间托管机构在侵吞捐款吗?

  南方网讯 河南有多少艾滋孤儿?今年二月份该省的官方数字是2026人。

  中国有多少艾滋孤儿?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大约有4万-5万名艾滋孤儿,预计到2010年,将增加为15万人,若艾滋病蔓延未获有效控制,该数字则会升高至25万人。

  防艾人士呼吁,现在防艾工作的当务之急是艾滋孤儿安置,此事处理不好,是社会动乱之源,会埋下民族的灾难。

  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13岁的高丽娅和12岁的高亚洲几经悲喜。

  去年底,寄养在伯父家的姐弟俩,被重庆商人黄伟接去一起生活,并打算在那里上学。但仅过40天,他们就黯然回乡。重庆江北区教委副主任何成银说,孩子准备就读重庆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不少家长打电话过来,说如果把姐弟俩安在自己孩子所在的学校,他们就转学走人。

  “媒体帮了倒忙。”何成银坚持认为。

  两个孩子是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集北村人,因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疯狂的卖血活动,这个村被列为河南省38个艾滋病高发村之一,而他们的父母也因艾滋病去世。联合国艾滋病计划署把这样的儿童称为“艾滋病造成的孤儿”,简称“艾滋孤儿”。

  姐弟俩回来后傻眼了:乡民政所取消了原来一直有的资助,黄伟寄了几个月的生活费后也杳无音信,手机打不通,打通了也无人接。他们陷入了困境。

  直到今年6月初中央电视台对此事报道后,两个孩子才收到重庆方面迟来的资助款。

  7月19日,记者从邵店乡“阳光家园”(当地福利院的名称)负责人任清华处得知,从7月起,黄伟已经正式停止了对高丽娅姐弟俩的资助。

  对其中变故的原因,任清华表示“不好说”。

  幸好,当地政府开始资助姐弟俩,每人每月160元,“比黄伟给的还多60元”。本来,根据当初协议,黄伟应该承担两个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在姐弟俩的悲喜转换中,媒体充当了重要而微妙的支配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角色甚至对整个河南省艾滋孤儿的安置施加影响,而根据记者在河南的调查,这背后隐藏和凸显的各种观念纷争与利益纠集,构成了艾滋孤儿安置中复杂而真实的多层面。

  民间防艾第一人的忧虑

  高耀洁认为,艾滋孤儿过着贫困、歧视和羞辱的生活,他们甚至仇恨社会,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安置,这一群体将变成社会动乱之源

  在邵店乡和上蔡县,像高家姐弟这样的艾滋孤儿分别有200多名和700多名,而整个河南省艾滋孤儿的数量,在今年二月份河南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副省长王菊梅说是2026人。但不少人士认为,真实数字远不止于此。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大约有4万—5万名艾滋孤儿,预计到2010年,将增加为15万人,若艾滋病蔓延未获有效控制,该数字则会升高至25万人。

  “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更对艾滋孤儿的定义作了拓宽:不仅是上述的双孤(父母双亡),还包括单孤(父母一方死亡)、准孤(父母因艾滋病即将不久于人世)。

  一直以来,最让这位老人揪心的,是艾滋孤儿的生存、教育和心理“三大危机”,她因此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现在防艾工作的当务之急,关键是孤儿,中心是孤儿。孤儿第一,其他问题次之!否则,会埋下民族的灾难。

  踏访过百余个河南村庄、接触过千余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高耀洁,发现艾滋病人家庭贫病交加,导致人们“自私、短视、亲情疏离”,孤儿们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下,很多人吃不饱饭,没有书读,过着贫困、歧视和羞辱的生活,从而逐渐“心理扭曲、变态”,甚至仇恨社会。

  高耀洁向外界提及最多的一个例子是:在河南某艾滋村,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对她说:“我长大了要杀了他哩……”问要杀的“他”是谁,男孩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

  高耀洁担心,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教育扭转,将来会变成社会动乱之源。

  事实上,随着艾滋孤儿的长大,这些问题已经露出水面。记者前不久在上蔡县文楼村,听说村里一个大男孩因绑架被判刑。原来他几次外出打工,招工方听说是文楼来的,坚决不要。为了生存,他和几个伙伴最后不惜以身试法。这些孩子都是艾滋孤儿。

  从1999年接触第一个艾滋患者起,高耀洁就颠着缠过的小脚,为艾滋孤儿奔走呼号,希图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老人主张对艾滋孤儿分散抚养,其中包括领养和助养两种。“孤儿有了父母,有人疼爱,生活有着落,教育有保障,也免受社会歧视,和正常儿童在一起,能慢慢消除他们的心理阴影,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去年12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单独召见高耀洁,高耀洁提出对待艾滋孤儿,应当学习60年代初周恩来安置上海等地三千孤儿进入内蒙古大草原分散抚养的经验。今年2月24日,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又约见高耀洁。高耀洁的观点打动了他。在他随后走访上蔡县艾滋病患者家庭时,新华社的报道说:李克强叮嘱身边的县乡干部和驻村队员,这些孩子不仅需要社会关爱,也需家庭温暖。要鼓励一些家庭收养这些孤儿。政府要出面组织,保证这些家庭可靠,确保孩子们身心健康。

  3月2日,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在上蔡考察时,笑着向在场的当地干部说:“我建议你们驻马店的处级、局级、科级干部都积极收养艾滋孤儿,谁表现得好,提拔时可以优先考虑!”

  这个艾滋病高发大省显然对艾滋孤儿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今年2月份,250名省、市、县、乡四级干部进驻38个艾滋病高发村后,这些村庄的双孤不仅学费全免,每月还能得到政府160元的生活费资助。

  4月30日,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帮扶办、省妇联、省民政厅联合下文,制定艾滋孤儿收养、寄养工作新机制,并对收养过程中妇联和民政两部门的职责作了明细分工。

  在去年年底,河南安置艾滋孤儿的措施还局限在兴建孤儿院上,有舆论认为是高耀洁以自己的坚忍改变了官方决策层的观念。但高耀洁本人仍不敢太乐观,长期深入艾滋病患者家庭,她深知艾滋孤儿抚养安置的复杂。

  艾滋孤儿为何走不出河南?

  民间倡导的省外家庭式寄养,可以使孩子脱离艾滋病阴影,但事实上走出河南的艾滋孤儿很少。是政府不愿他们到外省“乱说”所致吗?

  “发给艾滋孤儿的钱,他们自己不一定拿得到。”高耀洁说。

  从1999年到2002年上半年,高资助164个艾滋孤儿上学,花了8万多元。但后来,她发现,这些孩子大部分没有上学,即使上了学,也是断断续续。——资助的钱被他们的亲戚拿去用了。

  寄养在亲戚家是河南艾滋孤儿安置中的主要形式。但艾滋病带来的家族性贫穷,大大冲淡了亲戚间固有的亲情。他们不愿让孤儿上学,有的还讹取好心人捐给孩子的钱财,逼迫孩子以交学费为名向人讨钱,甚至逼迫孩子早早外出打工、干重体力活,有的孩子因此流浪、偷盗,谎话连篇……

  最近,河南要求建立定期探视制度,县以下妇联组织至少每3个月看望一次被寄养孤儿,确保“三免一健康”(免费吃穿住、免费看病、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保证孤儿身心健康)目标的实现。

  但由于有了“前车之鉴”,高耀洁担心政府每月的160元生活资助费不会全部用到孩子身上。另外,这些孩子仍然生活在原有的生活圈子里,艾滋病的阴影挥之不去。

  还有一个事实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目前只有省直干部进驻的38个艾滋病高发村的孩子能领到这160元钱,其他村庄的艾滋孤儿,绝大多数还在为生存和上学发愁,而且很多已经辍学了。

  “让孩子们走出河南。”——打前年起,高耀洁就极力推荐艾滋孤儿分散抚养的方法,她称之为“解救”。“一,河南是孩子的伤心之地,离开为好;二,可以免受不善良亲戚的骚扰。”

  这项主张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是其中一个。杨长期研究福利制度和慈善事业,他曾在央视演播室里说过,河南的艾滋孤儿走出河南,走进河南以外的正常家庭,实际是远离艾滋病人群,这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但被外省家庭收养的河南艾滋孤儿,目前还寥寥无几。高耀洁估计,不超过10个。

  高耀洁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当地不让出,怕孩子们出去‘乱说’,丢政府的脸。”高耀洁说,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向上汇报时,往往也会夸大孩子出省的难度,他们会说送重庆重庆不要,送山东但个个没学上。

  上蔡县邵店乡阳光家园负责人任清华不承认当地政府“不让孩子出”,他认为是民间的观念使然。在绝大多数亲戚寄养家庭,虽然寄养条件和环境不理想,但亲戚们往往会坚持自己把孩子拉扯大而拒绝送出去,以免遭受邻里唾骂。高丽娅姐弟俩从重庆归来后,更没有人愿把孩子往外送了。

  实际上,往邵店乡阳光家园、上蔡县民政局和高耀洁家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打听收养艾滋孤儿事宜的人很多。高耀洁说,只要孩子能“出”,6000个她都能解决。

  一个事实是,随着干部驻村工作的拓展,各地艾滋孤儿的拟收养和被收养的信息开始被政府收集。根据分工,省民政部门根据各级民政在当地的调查,向省妇联提供拟被收养人的资料;省妇联则向省辖市妇联及社会发布相关收养信息,各级妇联受理当地拟收养家庭意向后再统一报省妇联;最后,省妇联为收养家庭、送养人和被收养人三方建立联系。

  家庭寄养并不平静

  因为收养了6个河南艾滋孤儿,山东的高新庄闹出了邻里反目、兄弟失和的事情,据说是为了争夺收养孤儿的利益

  高新庄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县苏集镇的一个自然村,这里是高耀洁的老家。

  高耀洁10岁时,因日本军队进村扫荡随家逃离,自此再未回老家一次,但从2002年起,70多岁的老人却要一年回去好几趟。她来看望被她“解救”到这里的6个河南艾滋孤儿。

  首先被“解救”的是14岁的高丽和12岁的高闯姐弟俩。他们来自河南新蔡县古吕镇,父母因艾滋病均于2001年去世。高耀洁先后给他们寄去了1100元钱,但钱大多被他们的叔叔拿去赌博了。姐弟俩曾经3个月没钱买盐吃。

  2002年5月,高耀洁托人把高闯带到了山东,改名陈祥鸽,希望他能像和平鸽一样吉祥如意。

  此前,在高耀洁帮助下,高闯“连给过4家,都没有成功”。虽然高闯做过3次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结果都是“阴性”,但在外界异样的目光中,原本想收留高闯的好心人最终都不得不相继放弃。

  高闯的新爸爸陈凡海告诉记者,妻弟去河南接高闯时,他抱着几件破衣服左右不离,晚上住旅社,守着新舅舅床头,生怕又不要他。到山东新家后,高闯经常在梦里哭醒:“爸妈,你们不要我了?”

  现在的高闯变活泼了,骑车都哼着歌,还当上了班里的班长。他的姐姐高丽也很快在邻村找到新家,改名王媛媛,凭着刻苦学习,她考上了县城中学,学习成绩在班里居上。

  在高丽的新爸爸王锁德的帮助下,高新庄周边4个村庄的4户人家也收养了古吕镇的4个艾滋孤儿。近两年过去,孩子们完全融入了新的家庭和新的玩伴圈里。

  可是,高丽和高闯的关系并不好,虽只隔两公里,姐弟俩却从不来往,高耀洁来看望他们,两人碰上也不说话。

  原来,高丽来到曹县时,身上带有外界捐助的几千块钱,高闯的新舅舅提出“分一半”给高闯的新家,但高丽把钱全交给自己的新家。双方大人弄得都不愉快,而姐弟俩为此也心存芥蒂。

  为收养之事闹僵的,还有高新庄的一对兄弟。哥哥首先收养了一个名叫辉辉的艾滋孤儿,但后来当村民组长的弟弟强行把辉辉接走,说是嫂子对孩子不好。兄弟俩为此打了一架。

  这事在村里非议很大,很多村民的说法是,当村民组长的弟弟收养辉辉是冲着钱去的。

  高新庄是个记者爱去的地方,6户山东农民收养河南艾滋孤儿的事情,是媒体持续关注的热点。社会爱心人士也经常光顾这里,除了香港一家基金会为6个孩子支付学费外,不少人也给孩子们寄去钱物。

  王锁德一直是外界和高新庄之间的热心联络人,但他现在“心灰意冷”,表示不愿再“管这事”了。他对记者说,收养艾滋孤儿本是做善事,但一些人居心不良,搞得“乌烟瘴气”。

  王锁德把矛头直指村领导。“本来收养艾滋孤儿的手续和办理落户是免费的,但村领导向每个孩子收取300元钱,派出所一半,自己留一半,后来有记者质问,就把钱退回来,户口也不办了。”
  其实,他自己也在承受村民对他的议论,说他们夫妇热心介绍村民收养河南孤儿也是冲着钱去。
  高耀洁显然也注意到老家收养孩子中的一些利益驱使,但态度比较宽容,“孩子没人要啊。只要他们不受罪,能上学、吃好、健康成长就成。”
  
  政府集中供养受质疑

  专家认为,将艾滋孤儿集中在一起的封闭式生活,使他们不能进入社会生活主流,必然造成社会角色、基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扭曲

  在豫东和豫东南艾滋病疫情流行地区,许多乡镇福利院、托孤敬老院的名称开始被“阳光家园”这一全新名词代替。这个变化发生在今年2月省直干部进驻38个艾滋病高发村之后,在他们的督促下,由省财政拨款的20家阳光家园全新亮相。

  除了少许老人,阳光家园里住的几乎都是附近村庄的艾滋孤儿。据新华社今年6月22日报道,有251名艾滋孤儿住在这里。这种方式称为集中供养,它是除家庭寄养、收养以外,河南艾滋孤儿的另一种安置途径。

  河南第一家阳光家园在商丘市柘城县郊,占地30亩,造价180万元,建成只用了18天,号称“小汤山速度”,是河南省最气派、建设速度最快,同时也是知名度最高的阳光家园。

  高知名度来自,它快速建成后,即把8公里外双庙村民朱进中创办的“关爱之家”里的38名艾滋孤儿强行接来,并接收了中央电视台刚刚汇给“关爱之家”的百万元捐款。

  一种说法是,官方此举是为了争夺这笔巨额捐款,但县民政局官员予以否认,并举证说政府早有兴建阳光家园的计划。

  这场风波之后不久,河南其余19家阳光家园先后开工。一名官员对记者说:“政府有能力把艾滋孤儿管好,阳光家园就是一个有力证明。”

  但入住阳光家园的251名孤儿,只占了河南省公布的2026名艾滋孤儿的12.4%,这显然与官方最先的预想和阳光家园的设计规模有一定差距。

  设施齐全的阳光家园似乎并不受到孩子们的欢迎。高丽娅姐弟俩重庆归来后,都寄养在伯父家,没有进阳光家园。他们说,已经失去了爸爸妈妈,不想再离开自己的亲人。

  而在柘城县阳光家园,那些被强行从朱进中“关爱之家”接来的孩子与园方的抗争一直在进行。

  今年3月1日,在县城中学就读的几名孤儿因不堪同学的歧视和排斥,向园长提出转学,希望回到双庙村所在乡中学,园长没有表态。孩子们席地静坐半天,直到老师规劝才进餐厅用餐。一个孩子把米汤洒在桌上,被旁边两名保安认为是“对政府发泄不满”,双方发生冲突。多名孩子从钢架床上卸下钢管充当武器,把保安逼到厨房。

  最后,有4名孤儿转学成功,但不能再吃住在阳光家园。他们又回到了朱进中家。

  5月6日,12岁的谢莹磊被阳光家园开除,理由是“故意把拖鞋割坏”。他回到双庙村,不但没有学上,每月150元的生活费也被取消。

  生活在阳光家园里的60多个孤儿,彼此之间也争斗不断。由于他们来自几个地方,存在一定帮派现象,加上散漫成性,自我意识浓烈,经常为琐事打架斗殴,武器便是从钢架床上卸下的钢管。

  此外,孩子们反映这里的伙食极差,很少有肉吃,达不到每月150元的生活标准。空调每个房间都装了,但“为了省电”,只用了一个月不到。图书室、医疗室、娱乐室也只有在领导视察时才开放。

  严格的外出制度和探视制度也招致孩子们和他们亲属的不满。孩子们除了上学、洗澡外不得走出大门。亲属探访只能3个月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半小时,且不能携带零食和零花钱,后来才放宽些。民间防艾人士胡佳将“阳光家园”斥为“监狱”,“这种孤岛般的教育,让孩子们失去了生命中应有的自由和快乐。”

  高耀洁也对此持反对意见。她多次撰文或对媒体称,多数孤儿养成了一种懒惰、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习惯,个别人甚至仇恨社会,由于他们的遭遇相似,集中在一起封闭式生活,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很容易合拢,出现叛逆心理,人格上不健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将之称为社会化过程的缺陷,意指艾滋孤儿不能进入社会生活主流,必然造成社会角色、基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扭曲。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副司长闫青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肯定阳光家园是政府负责任的一种姿态,但“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并不是理想的养育方式”。

  据悉,民政部曾就河南艾滋孤儿的养育问题多次与当地政府沟通,指出“要安全,要慎重”。但最终,阳光家园这种不被看好的方式还是大批出现了。

  高耀洁、景军、闫青春一致认为“孤儿最好的成长环境是家庭”,政府应出资把孩子们分散到正常家庭如直系亲属、邻居或爱心人士抚养,这样还可以减轻政府建孤儿院带来的资金和管理成本。

  民间艾滋孤儿公益组织之困
  
  被政府排斥,财务制度又备受社会质疑,一度红火的艾滋学校、孤儿院何去何从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扶危救困的服务是重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官办机构与社会机构共存,形成良性的竞争协作关系,是完善救助方式,提高救助效率的有效手段。这些民间机构都是协助政府工作的重要帮手,而不是相反。

  民间托管机构被封杀

  由于名声在外,一位当地官员说:你们这样做,是给政府脸上抹黑

  在河南,目前仅存两家民间艾滋孤儿救助公益组织,坐落在豫皖交界处的某县,这里共收留了40多个双孤和单孤儿童,孩子们在这里吃饭、睡觉,在当地学校上学。经费由台湾一家基金会支出,每天生活标准4元/人。

  这两家组织的创办人再三叮嘱记者:“千万别把我们的地址和人员报道出去,否则会招致政府封杀的。”  随着20家阳光家园的陆续建成使用,以及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推行,河南地方官员越来越排斥民间人士组建艾滋孤儿救助公益组织,这些组织虽仍在暗中尝试复建,但因不能获得政府认可的合法地位而陷入困局。

  7月7日,商丘市东清真寺对租借在寺里的东珍学校停电停水,已开办半月的东珍暑假补习班不得不终止。此前的3月17日,创办5个月不到的这所学校,被商丘市梁园区教育局以“未有任何合法办学手续”勒令关闭,19个孩子被强行送往阳光家园。但其后,东珍学校的志愿者还是组织了一批父母去世或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孩子前来学习。

  7月9日晚上,商丘市和柘城县有关方面派遣多人来到东珍学校临时租住地,欲再次强行接走孩子,遭到志愿者和闻讯赶来的孩子亲属的对抗。

  东珍学校为东珍艾滋孤儿救助项目负责人李丹所办。李丹今年26岁,是中国科学院天文台在职研究生。李丹曾和商丘市民政局达成初步协议,利用美国一家基金会的投资,在商丘建一所河南最好的艾滋孤儿院。后来,商丘民政局提出,财务必须由政府掌控,此举遭到美方拒绝。

  按照我国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但河南的民间艾滋孤儿救助组织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与政府脱离之路。

  这些机构在出名前后往往境遇不同。柘城县后杨村程东阳、程向阳兄弟俩办的艾滋孤儿学前班(后为避嫌改名关爱学校),曾在长达2年时间里获得官方默许,但后来随着不断在媒体亮相,终以“擅自办学,设施简陋,没有操场,采光不足”而关停。一名副县长直言:”你们这样做,是给政府脸上抹黑。“

  今年“六一”儿童节,在李丹等人的帮助下,柘城双庙村十余名艾滋孤儿登上长城,国内外均有报道,此事却引起河南省和商丘市有关领导震怒。商丘市委宣传部部长张琼反问记者:“难道政府真没有能力,只能让孩子们无处上学,终日游荡在大街上?”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关注中国NGO组织的专家康晓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扶危救困的服务是重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官办机构与社会机构共存,形成良性的竞争协作关系,是完善救助方式,提高救助效率的有效手段。如果某些地方政府在长期不作为的状况之下刻意造成民间机构的违法状态,则是典型的“权法合谋”。“要意识到这些民间机构都是协助政府工作的重要帮手,而不是相反。”
  
  道德自律能支持多久

  艾滋孤儿救助显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还在按旧模式操作的民间组织到了制度建设的时候

  李丹,朱进中,程向阳兄弟……这些一直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的“爱心人士”,和他们倡导过的NGO(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受外界更为挑剔的审视。

  在河南官方还没有真正介入艾滋孤儿救助的时候,他们尽自己力量代替了政府的“不作为”。现在,河南正在从各个方面完善救助制度,他们还需要以“不合法”的方式吃力地抗争吗?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认为,孤儿安置的方向只能是家庭寄养和收养两种,在这两种方式还未健全的情况下,孤儿院有存在的必要,但它只能起着救急性、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历史性使命。

  在景军眼里,东珍学校类似于孤儿院,“关爱之家”虽不完全等同,但也没有长久存在必要。

  在这种背景下,加上政府从财力上加大孤儿救助力度,一些NGO组织仍在暗中筹备复出的做法就引起了争议。

  意见最大的是政府。今年3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珍爱艾滋孤儿的人》一文,报道了李丹在商丘办学情况。商丘市委宣传部愤而致信该杂志,认为李丹借助国外媒体炒作其“善举”,吸引多方募捐,“敛财之道可谓高明”。

  记者和其他官员接触,他们也普遍认为NGO组织负责人“别有用心,就是为了出名、捞钱”。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政府对某知名“爱心人士”的账目检查,发现“漏洞百出”,“抓到了他很多把柄”。

  李丹却坦然告诉记者,他募来的款全部用在艾滋孤儿救助工作上。为此,他把捐款的收到和支出都登在网上,接受大家监督。

  不过,他也承认,支出只登出了直接用在孩子身的那部分,没登出的支出费用则被“垫付来往旅费和工作人员工资”。他觉得这些登出来,会引起捐赠人的不满和误会。

  对这种操作方式,李丹觉得“主要靠道德自律”。他承认与他一起办学的同伴都是富于激情、不喜约束的人,但学校以后要走上正规,确实需要建立规范的约束机制。

  曾在东珍学校工作过的一名志愿者在网上提出,在这个很多地方缺乏诚信的社会中,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合理、合情、合法的捐助制度、财务制度、监管制度,才能取信于人。

  记者问一名艾滋孤儿公益组织负责人,怎样保障善款善用?他的回答也是“自律”。他直言,NGO组织都聘请了会计和出纳,捐助组织也会定期查账,但“漏洞还是很大”,“举个例子,农村没有正式发票,做账关键看你的良心。”

  当捐款源源不断涌来时,这些艾滋公益热心人士能抵挡住诱惑做到完全自律吗?一位与河南艾滋病NGO组织打过多次交道的北京志愿者提出质疑,他说,今年春节期间,他与一名民间艾滋公益热心人士座谈时,看到该人士两个小时内就接到5个表达捐助意愿的电话。有一次,有人当面捐给此人几万元现金,他只打了张收条。

  这位北京志愿者说,前几年他接触个别热心人士时,感觉到对方的真实用意,但那时民间防艾力量刚起步,尚须持包容态度。现在几年过去,艾滋病NGO组织该注意从制度上完善了,否则很可能出现类似沈阳儿童村的丑闻。

  有人这样评价沈阳儿童村丑闻:没有约束的人性不可信赖,对道德的完美要求往往潜伏崩溃的前景。(编辑:姜志)

一个艾滋孤儿和他的新爸爸

  

  图:6月8日,匿身清真寺的东珍学校关闭后,剩下唯一的一名学生和老师在交谈。

  

豫皖交界处某个幸存下来的民间艾滋孤儿救助组织里的孩子们。

  豫皖交界处某个幸存下来的民间艾滋孤儿救助组织里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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