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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盲童自信并且快乐 带给藏族盲童的彩色世界

2005-02-25 10:19:56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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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讯 让盲童自信并且快乐

  星期天的上午,读四年级的尼玛和读二年级的索朗本措搭乘长途汽车,从墨竹贡卡县嘎孜村的学校回到了拉萨。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两个小姑娘就找到了小巷里这所藏式院落——“西藏盲童学校”(西藏盲人康复及职业培训中心)。

  德籍女校长萨布瑞亚·田贝肯在小客厅里喝着中国茶,保罗·约翰内斯克朗宁正准备启程前往他们在日喀则的农场,而中国藏族学生 尼玛旺堆跑下台阶时撞到了人。

  “你能说英语吗?”道歉之后,他立刻大声地用英语问。他的眼睛里没有晶体的闪光,像灰色的鸽蛋,“你能说英语吗?”

  这个17岁的男孩好似沐浴着快乐的光辉,全因正在说着自己所喜爱的语言。在两年前成为萨布瑞亚的事业的一部分之后,他迷上了英语,并像这里的其他33个孩子一样,戒除了骂人和丢石子等等坏习惯,开始因自己与众不同的学问而感到自豪,并不时小小地炫耀一下。

  西藏盲童学校是西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和参与合作的项目,受到德国政府和“盲文无国界”组织的资助(“盲文无国界”组织对此项目的资助资金累计超过了5000余万元人民币),从1999年招收6名学童起步,如今已经因其传奇故事而广为人知。

  在过去6年中,萨布瑞亚在西藏各地寻访盲童,带回这里并待以文明的方式。现在除了几个年龄太小的幼童之外,孩子们大都可以读、写、使用盲文打字机和盲人电脑。他们甚至以尝试别人不相信他们可以尝试的东西为乐,比如推着车子快跑、踢毽子,甚至于爬树和踢足球。

  他们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批能够阅读的盲人。在萨布瑞亚做出她的可行易学的发明之前,西藏还没有盲文。而在人口240万的西藏,约有1万名视障者。

  在这里,孩子们已经懂得成为盲人并不是自己的错,那是基因、疾病或意外所致,而不是报应,或被恶灵驻进了身体。

  “我的视力问题是遗传性的。”玉珍说,“如果有人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根本就不会理会他们。”

  当被别人骂成“傻子”的时候,他们学会了报以一笑,并回答“我不是傻子,只是眼睛看不见而已”。或者予以回击:“我可以在黑暗里读书,你行吗?”他们骄傲地发问:“你会汉语吗?你会英语吗?”

  萨布瑞亚校长激励孩子们尽力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就像1998年她在布达拉宫广场前鼓励她遇到的几个老年藏族盲人一样。“我从德国来,”当时她说,“一个人来的。”当老人们搞清楚德国在哪里,并且得知她也是个盲人之后,既震惊又激动。

  1970年,萨布瑞亚出生于德国波恩附近的一个小镇,2岁时被诊断出色素性视网膜病变,12岁终致失明。

  “鼓舞对孩子们很重要,现在他们很有自信,”萨布瑞亚说,“而且我相信他们很快乐。”她把卓玛抱进怀里,她只有6岁,像橡皮泥一样柔软,“Are you happy?”

  “I‘m very very happy.”卓玛立刻回答。1998年,萨布瑞亚的中国行程是北京—成都—拉萨—康定。后来,在其跻身德国畅销书排行榜的著作《我的道路通往西藏》(My Path leads to Tibet)中,她记述说,拉萨是一个又热闹又空旷的城市。

  在拉萨的一家名叫巴朗学的旅馆里,她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荷兰明眼人保罗·约翰内斯克朗宁。她告诉他,自己要在这里办一所盲童学校,他回答说,如果她筹到资金的话他愿意立刻加入。

  “那么,我去看看这里的盲童们的情况,”她说,“路上还要跟人们聊聊天。”

  那是5月份,为了与人交谈,萨布瑞亚没有乘坐越野车旅行。她租了一匹马,骑上它走向170公里外的孜贡,那里有寺庙,有温泉。

  延自布莱叶的道路

  这是一次伤感的旅行,它把萨布瑞亚从她在波恩大学中亚系研习吐蕃王朝和键陀罗艺术史的乐趣中拉了出来,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当时马的主人不放心他的马,执意要做向导,令萨布瑞亚至今还感到沮丧的是,她妥协了。

  西藏与德国的不同是,这里没有很多树木对骑手构成危险,而且“马有眼睛”,因此萨布瑞亚认为独自旅行不是什么问题。“必要时问问路就可以了。”她说。在拉萨的色拉寺里她就是这么做的,让人把手搭在她的胳膊上,指给她方向。

  在孜贡,人们固执地相信盲童说不了话,有的孩子五六岁了,父母把他绑在床上,由于没有运动,孩子的肌肉缺乏发育,看起来就像4岁那么小。她找到的第一个盲童很自闭,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坏人,向她扔石头。

  当地人见到她很吃惊,他们说:“盲人不可能会骑马!”

  盲人的处境亟需改善,不只是在孜贡一地。在来到盲童学校之前,女孩索朗本措住在日喀则的贡布江达县麦日村的家里,那里的人有的对盲人好,有的则对盲人不好。当她背着木桶去泉边打水时,有人会帮助她,另外一些人则会用石子打她。“他们打石子,我会受伤,但是只能哭,哭出来会痛快些。”她说。

  成为萨布瑞亚的学生之前,只有丹增一个孩子能够赢得足够的尊重。他想上学,但是学校不收盲童,只好在村子里替人放羊。他在山上数周围有多少只羊,多少头牦牛,从来不会出错,因为他给它们都系上铃铛。丹增因此很有自信,甚至很骄傲,并不因为自己是个盲人而感到耻辱。

  现在,在培训中心学习了3年按摩之后,丹增和他的同学在萨布瑞亚的帮助下开办了一个盲人按摩诊所。

  西藏之旅的一个月后,1998年6月,萨布瑞亚把建立西藏助盲项目的构想向德国政府做出了申报,第2年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赞助。

  1999年夏天,她与保罗一道,开始与西藏残联商谈助盲事宜,并通过各种渠道筹备项目所需资金。这一次她回到拉萨,已经从一个自己能做很多事的盲人,变成了一个能为别人做很多事的校长。

  现在,她坐在椅子上,喝着热茶,谈到自己的事业,她认为与其说是继承了海伦·凯勒的精神传统,毋宁说是沿袭了刘易斯·布莱叶的道路。

  1824年,15岁的法国盲人中学生布莱叶发明了现在通行的盲文点字法,并终生致力于这一方法的改善,43岁死后跻身法国先贤祠。布莱叶创造了一种盲人自己的字母,它的基本符号是6个凸起的点,被称为“布莱叶单元”,每个凸点都在指尖范围之内:1●●4 2●●5 3●●6在德国马巴的盲校,以及美国盲人和弱视力残疾大学,萨布瑞亚正是依靠布莱叶盲文学习了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等课程。因此在波恩大学学习了藏语之后,她沿用了布莱叶的方法,又秉承了其对教育的热情。1998年,她编好了藏语盲文的程序,由波恩大学的一个旅行者首次带到西藏推广。

  现在,如果你问索朗本措她有多少个朋友,她会回答说:“60个。”那是她的班级同学的人数。

  “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她还会强调,“那是我的盲文打字机。”

  在学习时间,在西藏盲校的教室里,孩子们总是用力敲击每台价值1000元的盲文打字机,大声依次读出字母和单词。他们也会像别的孩子一样偷懒,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但是学到的知识相当不少。云丹等一起在墨竹贡卡县上学的孩子共有4个,他们的英语和数学都能考100分。

  你可以跟赤列谈谈足球,他听说过齐达内。如果你喜欢英语,还可以跟玉珍和尼玛旺堆聊聊,他们都非常渴望去英国。今年春天,玉珍就可以和另一个女孩吉拉一起实现这个梦想了。

  玉珍就像一株纤弱的、羞怯的、正在转向幸福的向日葵,梦想着她的伦敦。“那里跟拉萨不一样,”她说,“那是一个被草原包围的城市,离海很近。”

  孩子们,你们都是毕加索

  单就工作本身而言,萨布瑞亚的事业并不是完全无偿的。在拉萨的最初6个月,保罗和她不拿任何薪水,6个月后则可以得到一份少于正常的工作薪水的报酬。负责组织这一切的是他们所在的“盲文无国界”组织,资金来自包括德国政府在内的各种机构、财团、基金会和个人。保罗说,薪水足以供给工作者在当地的生活所需,又不足以吸引缺乏帮助他人的热情的人。

  “可以肯定的是,比我可以赚到的少得多。”他说。保罗1948年出生,拥有机械工程、计算机技术和商业技术等4个学位,曾在荷兰参特帕克公司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和基本数据等服务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萨布瑞亚个人为西藏助盲事业提供的捐助远远超过了她领得的薪水。当她的儿童读物《塔序的新世界——一位盲童告诉我们的西藏》的德文版出版时,每售出一本,她就向“西藏盲人中心促进协会”捐赠1马克。她还通过演讲和阅读赚钱,并捐赠给各种慈善机构。

  “我曾经一次性赚到250000欧元。”她说。面对我们的疑问,又用笔在纸上重复了这个数字,“因此有能力支付那些钱。”

  拉珍28岁,自从21岁逃婚来到拉萨之后,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了7年。她觉得自己“就像是母亲一样”,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教孩子们藏语。她把这里当成了家,在二楼的小房间里拥有一张小床。最初她每个月赚300元,现在涨到了700元。她说,这里的7位老师和5位保姆差不多都可以赚到这么多钱,主厨则要多100元。

  “在这里我心里很塌实,很开心。”她说,“孩子们能来到这里,是最大的福分了,能学到很多东西。我为他们高兴。”

  培训中心也经常得到各种来客的短期的无偿帮助,那些从世界各地来到拉萨的旅行者会在这里短暂逗留,教给孩子们一些东西,或赠送一些礼物。德珍就是从最初的义工转为这里的正式教师的。1999年她毕业于西藏大学美术系,跟随姐姐到这里做义务翻译,后来就留了下来。

  她负责教孩子们藏语、汉语、手指练习和美术。即使是简单的布莱叶凸点,盲人们也不是天生就能摸索得出来。德珍带领刚来的孩子接触三角、方形和圆形的道具,以熟悉盲文的基本形状;教他们捏橡皮泥,以强化指尖的触感。一个孩子学会在盲文纸上辨认最基本的音节,比如“Wawa”,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

  德珍因此很佩服萨布瑞亚,因为教育盲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工作”,而她竟能取得显而易见的成功。

  在美术课上,德珍用通感的方法教孩子们辨别颜色。她让他们把手伸到太阳下面,感受阳光的温暖,告诉他们这是红色,所有与此类似的颜色都是暖色。如果是教黄色,她就让孩子们蹲下来,摸摸土,告诉他们这是黄色。把手伸到水里,则可以触及蓝色。

  对于抽象的词或事物,德珍说,她会让孩子们根据自己感觉来赋予它们颜色。比如说“大概”,孩子们可以随意说它是什么颜色,如果他们的汉语好到可以理解它的意思的话。在二楼的露台上,那只躺在阴凉里的藏獒旁边,她问尼玛旺堆,“城市是什么颜色的?”出乎意料,尼玛旺堆给出了一个详尽的答案。

  “拉萨是黄色的,山南是蓝色的。”他认真地说。

  萨布瑞亚和保罗一致认为,艺术是重要的。“艺术可以让他们快乐。”她说。“对于盲童来说,色彩的意义不在于正确与否,而在于他们自己的想象。”保罗说,“当他们画画的时候我们不评判谁画得好谁画得不好,那没有意义。我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都是这里的毕加索。”

  在小茶室外面的起居室那里,毕加索们正排排坐,吃果果。他们当中的几个是广州画展的作者,此刻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嘴里不断嘟哝着一些没有意义的短句,包括一组汉语的电话号码“1—3—9—1—3—0!”保姆益西给那个最小的3岁小姑娘系上围嘴,又挥手惩罚了撞疼了她的头的桌子角,然后为他们端来这天下午的牛奶。

  憧憬背面是忧虑

  罗布是个心气儿很高的孩子,12岁时他第一次来到西藏盲童学校,就向别的孩子们宣布:“我要当出租车司机。”然而,年龄的日渐增长粉碎了他最初的志向。“现在我知道我永远也当不了出租车司机了,”他说,“但是我可以经营一家出租车公司。”

  另外一些孩子不像罗布这么乐观。“学习有什么用?”他们偶尔会抱怨,“以后还不是一样找不到工作?”

  壮(Zron)认为,孩子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他来自越南,是服务于国际NGO“One heart”的一名妇科和儿科医生,在拉萨拥有一间长期办公室,最近在培训中心里帮忙教孩子们学习按摩。

  “这里可能是盲人世界里最开心的地方,拉萨市最快乐的地方,”壮说,“但它并不是伊甸园。”

  有些时候这里的快乐是非常单纯的。萨布瑞亚喜欢趴在二楼露台的栏杆上听孩子们踢足球,她看不见他们,但能听到笑声、尖叫。当球滚动时,装在球里面的铃铛发出响声,就会有很多孩子朝着响声涌过去。

  “我听到他们大声喊叫的声音,WOO!AH!HU!”她兴奋地说,“通过这些我知道他们非常快乐。”

  有时那只藏獒也会参与比赛,而且以自己控球为目标。它很聪明,会把球咬在嘴里,然后什么都不做。这样一来孩子们只好侧耳谛听,迷惘地询问:“球呢?球呢?”

  另外一些时候,快乐则必须经由辛苦才能得到。在这里,盲童不仅要接受初级的学校教育和基本生活技能训练,还必须接受一些适合盲人从事的职业技能培训。最常见的是按摩、推拿和手工编织,为此学校还配备有专门的按摩室。如果具备相关的天赋,孩子们还可以学习医疗和看护。

  萨布瑞亚认为,正因为看不见,盲童才应该掌握更多的技能。她说:“这会让他们感到完全有能力对自己和社会负起责任。”

  在日喀则,“西藏发展基金”组织(Tibet derelopment fund)拥有一块16万平方米的土地,期限是15年。这一组织把土地交给保罗经营,在另一个NGO成员、加拿大人迈克的帮助下,他把它建成了农场,附带有几个简易的食品加工厂和一个跑马场。萨布瑞亚在农场拍摄了不少骑马的照片,其中的一张刊登在《时代周刊》上。

  “我们把赚来的钱投入到西藏助盲项目当中。”保罗说。在那里,孩子们还可以学习手工艺、农耕和食品生产。

  农场上现在就有3个盲人在工作,还有一个既盲又聋的孩子,以前只能靠妈妈在他手上写字来进行惟一的交流。半年前他来到农场,现在正在学习盲文。

  “盲童们的生活不容易,”保罗说,“我们必须报以很多的耐心。”

  毕业以后,不少孩子像丹增一样找到了谋生的方法。多吉和强巴兄弟是2000年来到盲童学校的,回到家乡后开了一家茶馆。兄弟二人都是先天遗传性失明,家里的生活从前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救济,如今他们自食其力,让全村人惊诧不已。另外一个孩子在拉孜的一家旅馆里当翻译,德珍的一位朋友曾遇到过他,回来说,那男孩现在“很神气”。

  盲童们相信,实在不行的话,他们可以去农场工作。不过,他们常常对自己的理想念念不忘。

  美术老师德珍注意到,孩子们以前什么都不懂,不能分辨自己的痛苦。现在他们学会了思考,反而开始忧虑很多事情。

  一个男孩告诉她:“等以后藏族人对盲人的观念转变了,我就找个女朋友谈谈看。”然后他说,“现在看来还不行。”

  对盲童们来说,人们的观念才是最大的困难。拉珍回忆说,以前自己住在日喀则的村子里,就像别人一样,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会有盲人。第一次来到拉萨看见盲童时,她甚至感到难以置信:盲人也是从小孩子长大的吗?他们是踩到了树神了,她想。

  这不是付出,而是快乐

  1999年5月15日,萨布瑞亚打电话告诉保罗,她已经筹到了资金,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就前往西藏。保罗辞去了当时的工作,5天后飞到了拉萨。从那时起,直到萨布瑞亚的事业受到各国瞩目之前,家人一直认为保罗是个迷惘的人。他们认为他的想法不可思议,不要说前途,就是生活也失去了保障。

  在那以前,保罗曾参与过荷兰在西南非洲的援助项目,包括在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赞比亚等国建立乡村小学,以及在南非等国设计、建造医院和居民房。在非洲他深受震撼,因为孩子们总是在死掉。

  “因而我意识到自己非常幸运。”他说。如今他反复强调,自己在西藏的行为完全是为了“Happy”。“这不是付出,而是快乐。我从中得到的更多。我是为了开心而从事这个工作。我喜欢起床时看到人们的笑脸,听到‘谢谢’,那是给我的回报。”

  令保罗最开心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探访,他们原本认为残疾人什么都做不了,结果却大开眼界。

  通过电视、报纸的报道,家人逐渐了解到了保罗取得的成功。2000年,他们看到了德国第一电视台拍摄的有关拉萨盲童学校的纪录片,他们开始对别人说,“那个在西藏帮助盲孩子的人就是保罗。”2004年,保罗的弟弟到这里来过一次,他告诉哥哥,他也想留在这里帮助孩子们。

  保罗的最终梦想并不是关于盲童们的。“我梦想着和萨布瑞亚去印度,在那里为我们修建一所漂亮的房子,自己装修,连家具都自己设计。”

  按照他的设想,他和妻子不会一下子就搬到印度去。在最初阶段,西藏盲童学校会继续运行下去,他们可以两边往来,直到几年之后为这里找到合适的继任者。到2006年10月,他们的这个项目与西藏残联达成的合作协议就将终止,他们会继续申请一个期限。“我们希望盲童学校能够一直开办下去,无论由谁担任校长。”他认为,它的存在可以让人们知道,盲人的生活未必全是悲伤苦恸。

  “所有的帮助项目都不是永远的,”壮说,“NGO就像是观音菩萨,教人自助,然后消失。”

  受“One heart”组织的委托,壮在西藏培训妇科和儿科医生,每月收入2000美元。他曾去统计婴儿死亡的数字。妇女们失去了孩子,仍然可以很平静地祷告,让他倍感钦佩。

  他认为,萨布瑞亚也是一个很有精神力量的女性。“她很了不起,做事效率很高,”他评价说,“她很有开创性,决非凡人可比。”

  “我从事这个工作是为了萨布瑞亚,”保罗说,“因为我相信她一定能够成功。”

  2000年3月8日,萨布瑞亚获得国际女性俱乐部所颁发的“诺格奖章”。同年,她获得德国政府邦比文化奖章,这一奖项颁发给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的有所作为者,代表德国政府给予的最高荣誉。2001年,荷兰驻华大使贺飞烈赶到拉萨,代表荷兰女王授予夫妇二人爵士勋章。

  傍晚时分,铃声大作,孩子们从按照年龄划分的班级教室里跑出来:老鼠班、兔子班、雪豹班和老虎班。他们在起居室里排列成行,侧面看过去,浑浊的眼睛就像八廓街小摊上的一排绿松石。他们低声喃喃片刻,然后就开始大口吞咽油汤面条。这个院子里突然就有了一种不断饥饿、不断生长的气氛。

  保罗看着他们说,盲童们的命运是他与萨布瑞亚结婚的理由之一,他俩因他们而志同道合。(感谢央、罗布占堆做出的充满耐心和善意的汉、藏、英语翻译工作)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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