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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三毛回“家”记:“类家庭”能解冻幼小的心吗?

2005-04-28 10:27:05 南方周末 记者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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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家庭,职业爸妈,这些能不能让冰冻了心的流浪儿回归人性温暖的一面?还是只能成为他们人生中一段短暂得来不及回味的甜梦?

  

·类家庭

   2003年8月,一个由“专职父母”和5个流浪儿童组成的特殊家庭在郑州市苗圃花园社区诞生。这就是“类家庭”——集寄养、看护、疏导、教育于一体的、融入社区的流浪少年儿童之“家”。类家庭建立的目的是影响和干预屡送屡返的流浪少年儿童行为与思维方式,为今后重返家庭、融入主流社会做准备。

南方网讯  4月中旬的周末,13岁的辛晶洁难得摆脱繁重的学习任务,低着头想了半天心事。她犹豫再三,终于略带怯懦地对妈妈提出一个请求:“我想给那个妈妈打一个电话,可以吗?”

  辛晶洁的请求当然得到了满足,而且她的这个妈妈和电话一端的那个妈妈还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交流着对她们共同的女儿的培育心得。

  “那个”妈妈姓李,曾与辛晶洁相处了18个月,“这个”妈妈姓梁,刚刚与辛晶洁相处了不到18天。事实上,她们都与这个女孩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2003年秋天,郑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少年儿童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开始尝试以“类家庭”模式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因为学业优良又“比较听话”,辛晶洁成为最早两个类家庭“子女”之一。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类家庭中心已经建立了4个。

  今年4月初,中心又开始尝试家庭寄养式的救助,即把流浪儿童阶段性地寄养在真正的家庭当中。作为类家庭救助模式的一个成功范例,辛晶洁又成为首批被寄养的两个孩子之一。

  这个电话,就发生在“类家庭”的妈妈和寄养家庭的妈妈之间。

郑州德化步行街上靠乞讨过活的三个流浪儿童,一个成年流浪汉(右后)经常与孩子们混在一起

  2号家庭

  “这是爸爸妈妈,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你们要生活在一起。”“试试吧。”

  辛晶洁那个以血缘关系建立的家也在郑州,那是一个近在咫尺却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她的家庭背景实在太难搞清了。”与辛晶洁比较熟悉的中心工作人员说。

  大家只是隐约知道,辛晶洁的亲生母亲已经过世,她称呼一个看上去约有70岁的老头为爷爷,据说那个人其实是她的亲生父亲。这个人因为多次结婚,生育众多儿女,为了逃避计生部门的处罚,就不让辛晶洁及其妹妹称自己为爸爸。

  辛晶洁和妹妹在家里不仅处于辈分的混乱中,而且一直是多余的人,2003年,“爷爷”把她们带到成都,自己又找了一个女人,然后像丢弃垃圾一样先后把她们丢在成都的街头。

  后来姐妹俩辗转进入成都市儿童救助站。由于流浪儿童大体遵循属地管理的原则,辛晶洁最终被送到郑州“中心”。2003年10月,中心征求辛晶洁的意见——是否愿意体验一种类似家庭的生活。“试试吧,不好就回来。”辛晶洁说。

  辛晶洁打量着她的新家:2号家庭。

  这是三室一厅新装修的楼房,在郑州火车站附近的苗圃花园社区,除了齐全的家具、电器和玩具,还有客厅和卧室的墙上贴着的作息时间表、各种文明行为准则、保护儿童权利的宣传画。

  对于家庭生活,辛晶洁的头脑里几乎没有概念。

  挑战开始了

  他们的脸上似乎密密麻麻地写着对所有人与事的敌对、无所谓和不信任

  “爸爸妈妈”,辛晶洁酝酿了好久,那一天终于还是没有叫出口。

  也许是长期自我压抑的原因,辛晶洁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每当与人交谈,她总是把头埋得很低,双手揉搓着衣角。

  几天之后,辛晶洁感觉到了一种冲动,很自然地喊出了妈妈,然后是爸爸。

  但她还是拒绝向任何人谈起自己过去的经历。最初的一两个月,她习惯于静静地观察这个家庭,看看这些陌生人到底要做些什么。

  后来辛晶洁渐渐了解到,新的父母都是河南许昌人,此前都是郑州一所私立学校的老师,爸爸路怀德学的是历史,妈妈李敏学的是中文师范专业,为了照顾类家庭的儿女,他们自己的女儿在不满6岁的时候就交给姥姥照看。

  2003年夏天,有朋友说“中心”正在招聘类家庭的家长,推荐路怀德去尝试一下。路怀德与妻子一直希望做些公益性质的工作,但是,“流浪儿童”——他们的热情在这个字眼面前停顿了一下。明显低于以往工作的收入是可以忍受的,更少地与亲生女儿的沟通是可以忍受的,可是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忍受这些孩子的坏习惯?

  比起学校里的孩子,流浪儿童更需要同情和爱,夫妻俩以这样的理由彼此说服,并相约做好面对各种困境的准备。或许要辨别他们每句话的真伪,要遭到孩子的消极抵抗,要纠正大量的固执的生活习惯,那又如何,夫妻俩在想,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得把家长“扮演”得像一些。

  但是到了“中心”,真正见到流浪儿童的时候,路怀德还是“心里咯噔一下”。让他惊讶的是面前那几个孩子的眼神,里面像是蒙了一层灰,苍凉而空洞。他们的脸上似乎密密麻麻地写着对所有人与事的敌对、无所谓和不信任。这些幼小的心灵深处,埋着怎样复杂的一个世界?

  路怀德和李敏对视了一下,他们意识到,挑战开始了。

  “家”是什么

  他们显得那么敏感而脆弱,比普通孩子更在意是否被歧视,是否得到同情

  2号家庭目前有4个孩子:王瑞、董巍、段嘉遥和杨笑雨,他们的类家庭生活史多则半年,少的只有半个多月。

  在他们之前,已经有20多个孩子在这个家庭居留过。“中心”最初组建类家庭的时候,已经明确提出一点:类家庭的干预机制是过渡性的,不是永久性的。一方面,中心有自身不具备监护权的忧虑,另一方面,帮助有条件的孩子尽可能返家也是救助工作的出发点。

  与当初的辛晶洁类似,每个孩子来的时候都在无所谓地想,试试吧。

  他们经常忘了锁门,不知道关灯,没有洗脸洗手的习惯……好在这些孩子具备了超常的适应能力,这在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上也有所体现。

  事实上,突然降临的尊重与关切比新的生活规则更难让孩子们适应,他们甚至对此非常警惕。

  怯懦的王瑞还清楚记得,自己是来了一天半之后喊出了爸爸妈妈,喊虽然喊了,但他对于陌生住宅里的这些陌生人还是充满警惕。“陌生人在我心里意味着恐惧,而家就是虎穴。”

  这是他的第几个家,连王瑞自己也说不清楚。来自陕西的他曾随母亲改嫁,曾被丢给爷爷,曾两次被过继给别人(其中包括一个看门人),曾再次回到生父身边,最后还是被生父遗弃。后来他被一个同乡骗到郑州,饱受欺凌和压榨。

  到了2号家庭之后,当时15岁的王瑞感觉有些“不对劲”,怎么与自己无亲无故的“爸爸妈妈”对自己这么好?“以往在陌生人身上吃过很多亏,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处处谨小慎微,生怕做错什么,连吃饭都不敢多吃,不时看看父母的神情。用了很长时间,爸爸妈妈的体贴真切起来,他才确信自己没有生活在梦幻当中。这时候他周围的人也突然发现,原来王瑞喜欢唱歌,喜欢搞点小的恶作剧,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大男孩。

  前几天,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去二七广场附近的商业区玩,看到一个灰头土脸的孩子拖着一个和身体差不多大的编织袋,正在沿街拣瓶子,杨笑雨拉着妈妈的手说:“我以前拣瓶子,最多时一天能拣20块钱的呢。”顿了一下,他又很小声地说了几句流浪生涯中牙被打掉、脸被打破的遭遇。

  杨笑雨看上去只有六七岁的样子,偶尔表露顽皮一面的时候甚至显得比这个年龄还小。而刚进入2号家庭的时候,他时而说自己9岁了,时而又说10岁了,时而说从来没见过亲生父亲,时而说见过一面,后来又说每天晚上都和父亲在一起,只是感觉不到父爱。“流浪儿童普遍习惯了说谎,这其实是一种被夸大的自我保护意识。”路怀德对此非常理解。

  路怀德和李敏从来不会主动问起孩子们的过去。“刚开始的时候,偶尔会听到孩子在一起吹牛,说自己当初如何如何吃得开,甚至说自己一晚上偷了6万元钱。他们显得那么敏感而脆弱,比普通孩子更在意是否被歧视,是否得到同情。”李敏说,“到了后来,和爸爸妈妈亲近了,他们会在不经意间谈起一点过去的悲惨生活。”

  “这个人敢于承担责任”

  “你们够幸运的了,刚一见面就可以喊我爸爸。这不是一个随便的称谓,它意味着要承担责任。”

  曾经有一个好朋友很看重路怀德的教育理念,希望他做自己孩子的“干爸”,路怀德一再拒绝,直到几年后才答应下来。后来他曾把这个故事讲给孩子听。“你们够幸运的了,刚一见面就可以喊我爸爸。这不是一个随便的称谓,它意味着要承担责任。”

  在与孩子们一起看他们喜欢的金庸系列电视剧时,路怀德会有意识地问他们最崇拜谁,“我希望引导他们认同萧峰,因为这个人敢于承担责任”。夏天在街头看到还穿着棉衣乞讨的人,他告诉孩子们:“流浪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不应该遭受歧视。但流浪的生活毕竟是相对落后的,在现代城市里流浪,其实就是在与文明对抗。”

  有一次,王瑞在他的日记体作文中写道:“这个家对我真好,只是,我多希望妈妈也像我以前的妈妈那样喊我‘瑞瑞’啊。”李敏看到这段话,就和王瑞解释说,你现在是大孩子了,叫你全名恰恰是对你的尊重。

  王瑞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弟弟们发生了争执,或者做了什么违背文明守则的事情,他会部分地承担起家长的职责,给以温和的提醒。16岁的他只是在半年之前才体会到手足之情,“以前在陕西的家里,弟弟死活我都懒得管,因为一旦惹他不高兴就会遭到继父的毒打。”

  李敏说,刚开始组建类家庭时,流浪儿童大多体现出强烈的排斥同伴的心理,尤其新成员进来时,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家和利益受到了威胁。“你看他们现在哥哥弟弟的叫得多亲切,偶尔有什么摩擦,也学会了宽容地处理。”

  在2号家庭的衣柜里,一年四季的衣服摞得像一座山峰,都是楼上楼下的邻居送来的。

  当初负责选址和筹建的中心职员张虹说,把类家庭放在一个成熟的小区里,就是为了让它更像一个真正的家,孩子们也可以有完整的社区生活。

  在苗圃花园社区,最初得知这样两个特殊家庭落户自己身边的时候,1号和2号家庭的左邻右舍没少皱眉头。当大家看到孩子们周日集体清扫楼道,排队上学和放学,见到每一个邻居都礼貌地问好,恐慌与排斥很快转换成了关怀。

  民主生活会

  “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可以继续叫您爸爸,您就答应我吧。” 

周末的家庭生活会上,孩子们总结了一周的得失

  周六的傍晚,孩子们帮妈妈洗完了蔬菜和水果,并排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他们等待着例行的周末民主生活会。

  开始是分别总结自己本周的得失,接下来是每人提一条合理化建议。

  杨笑雨举起小手发言,他检讨了自己前几天犯的一个错误——妈妈烙的油饼非常好吃,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大家吃剩的油饼藏到了枕头下面,搞得满床油污,而爸爸妈妈查找责任人的时候他又百般抵赖。爸爸当时很严肃地对杨笑雨说:“以后你暂时不要叫我爸爸了,我承担不起。现在的家庭又不存在打骂,我的儿子怎么可能连这么点责任都不敢承担。”

  总结完得失,照例是每个人提一个小心愿。王瑞想每周看更多的电影,董巍想要一支圆珠笔,段嘉遥憨憨地摇头说没啥要求,杨笑雨则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可以继续叫您爸爸,您就答应我吧。”

  路怀德欣慰地点了点头,看得出来,他在努力掩饰自己的感动。

  当着孩子们的面,爸爸也温和地批评了妈妈,起因是前天杨笑雨在和王瑞打闹时碰破了额头,妈妈较为严厉地斥责了王瑞。“你看王瑞被批评后心里很难受,晚饭都没怎么吃。咱们教育孩子一定不要急躁,不要有家长式的威权,尊重他们也是尊重自己。”

  爸爸这种开诚布公的批评,看上去更像是演示给孩子们的。他希望营造一种气氛,那就是大家在这个家庭都是平等的,都有发言权,都关心他人的感受。这天的会上还通过了一项“决议”——以后四个小伙伴洗澡的时候两人一组,一来是因为新来的段嘉遥和杨笑雨对于洗澡还比较外行,二来也是有意培养他们的协作精神。

  会议结束之后,爸爸在电脑里给大家播放了一段豫剧——他希望培养孩子们尽可能多的兴趣。王瑞说自己最喜欢刘德华,并嘲笑幼小的弟弟杨笑雨连这样的大明星都不知道。段嘉遥哼唱起最近很流行的《两只蝴蝶》。这时,王瑞突然没来由地说了一句:“也不知道晶洁妹妹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等待父亲节

  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显然一直在等着第一次为爸爸妈妈祝福节日的时刻

  辛晶洁告别2号家庭的时候,路怀德和李敏商量,决定把她获得的三好学生的奖状留在墙上,“这是惟一能标记一段生活的东西”。

  很多时候,路怀德与李敏忘了自己是在“扮演”父母,他们完全入戏,恍惚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孩子而非工作对象。

  虚拟的家庭生活偶尔会有一种不真实感,尤其是当某些孩子离开类家庭而另一些孩子填充进来的时候——路怀德说那感觉就是“自己的一段时光被带走了”。

  在辛晶洁离家一个星期之后,李敏还是无法适应新的节奏和氛围——她总是下意识地把闹钟调到早晨6点半,那是辛晶洁准备上学的时间;准备晚饭的时候,她会期待轻轻开门的声音,然后回想着辛晶洁每次在背后轻拍自己的肩膀,对她说“妈妈我回来了”。

  “毕竟是共同生活了18个月啊,到后来,我看一眼她的表情,就能大体知道她的心事。”李敏说,接完辛晶洁打来的那个电话,她忍不住哭了起来。“以前家里有三个女孩的时候,我干活累了,她们会围上来一起帮我捶腿。”李敏偶尔会陷入对往事的美好回忆。她记得有一次辛晶洁难得地表露了一下情感:“妈,你真像我的亲妈妈。”李敏笑了:“为什么说‘像’,难道不是吗?”辛晶洁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容貌和神情看起来都越来越像我妈了。”

  当那些桀骜如野马的孩子感受到真实可信的爱,他们是如此愿意迅速把自己变成温顺的小鹿。而男孩子的表达方式和女孩子不同,某些时候带来更多惊喜。

  4月的一天,段嘉遥在饭桌上提起自己想在网上下载崔京浩演唱的《父亲》的MP3.“父亲节要到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呢,你不如那时候再献给父亲。”一向沉默寡言的董巍突然冒出一句,随后接着说下去,“母亲节是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我在3月份就都查出来了。”

  董巍是去年秋天来到类家庭的,他显然一直在等着第一次为爸爸妈妈祝福节日的时刻。

  学校里的角色转换

  儿子们的身份是学生,妈妈和爸爸的身份是老师,幼小的他显然还无法很自如地在几种角色间转换

杨笑雨很得意地展示自己刚刚在美术课上画的向日葵

  辛晶洁坐在公办学校上课的时候,1号和2号家庭的7个孩子则坐在苗圃社区的一间平房里,这是为他们开办的“救助小学”。阳光很充足地打在墙壁和地面上,时常有火车从外面的土坡上掠过,把阳光切成若干条直线。

  年龄最小的杨笑雨捂住嘴巴做了一个鬼脸,因为他刚刚对着妈妈喊了一声“妈妈”。这是在课堂上,儿子们的身份是学生,妈妈和爸爸的身份是老师,幼小的他显然还无法很自如地在几种角色间转换。

  类家庭的教育一直是路怀德和李敏最头疼的问题。虽然进入正规学校是最理想的途径,但要遭遇很多现实难题。

  中心工作人员几经努力,终于把辛晶洁送到一所公办小学从二年级读起,13岁的她站在同学中间有点鹤立鸡群。接下来,更多孩子的教育只能先由几位家长承担起来。

  最初是1号家庭来到2号家庭合并上课,“救助学校”就算开学了,后来“中心”又到外面租房子,几度漂泊之后才有了如今相对稳定的这个校舍。现在终于实现了全日制教学,而且经常有郑州的大学生赶过来,义务为孩子们授课。

  课间的时候,杨笑雨走到李老师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说:“对不起。”接着重复了一遍,接着又重复了一遍。李老师愣了,“什么事情让你反复道歉啊?”孩子笑嘻嘻地说:“没什么,我是在练习礼貌用语呢。”

  “对不起,没关系;对不起,没关系……”杨笑雨自言自语地重复着,飞快跑向户外。

  “我只有过这一个家”

  这些命运中带有更多不可知因素的孩子离开类家庭之后,就如同被投进湍急水流的浮萍

  2005年4月,在物色到两个合适的家庭之后,救助流浪儿童的尝试被推进到最高阶段——家庭寄养。

  辛晶洁寄养的那个家庭,一对夫妻和他们16岁的儿子都热心公益事业,他们非常愿意把家庭的欢乐拿来与这个13岁女孩分享。大家都期待着融合很快完成,以便寄养式救助像类家庭一样获得成功经验。

  然而并不是每个流浪儿童都有辛晶洁的好运气,正如一位“中心”

  工作人员所说,类家庭毕竟多了一个“类”字,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家庭,而寄养制也远没有普及,多数孩子接受短期培育后还是要回到以血缘建立的家庭。“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意愿。”中心负责家庭工作的张虹说。他们希望在类家庭的居留能让孩子寻找到对家的感觉,培养起对家的依恋。按照去年年底的统计,从类家庭返回老家的孩子80%稳定了下来,不再出外流浪。

  但是现在的孩子们显然表现了对这个临时家庭的依恋。愿意回到以前的家吗?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大多连连摇头。

  王瑞想起小兄弟肖培的经历,他可不想自己成为肖培。

  14岁的肖培在2号家庭有过一个月的短暂生活,他留恋这里的友善,但是不愿受任何的约束。离开类家庭之后,他被送回老家,又很快跑出来流浪,这样反复了多次,成为屡送屡返的一个典型。

  路怀德与李敏两人有时会猜测:当肖培带着在中心和类家庭得到的尊重以及所接受的儿童权利的理念,回到贫穷而破碎的老家,重新面对家人的冷眼甚至打骂,他会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尽管自己的亲生女儿如今一年也见不上几次,路怀德夫妇对于孩子的成长并不是很担心,因为女儿六岁以前的完整的教育过程都出自他们之手,“基础打得好”,而流浪儿童的教育却并没这么容易,他们基础就没打好,在类家庭接受的也仅仅是阶段性的培养(有的只驻留了三两个月),更让人忧虑的是,他们面对的世界远比普通孩子更加不可知。

  这些命运中带有更多不可知因素的孩子离开类家庭之后,就如同被投进湍急水流的浮萍。

  “当你面对一个流浪儿童的时候,可以认为这是家庭问题;当你面对一群流浪儿童的时候,只能说这是社会问题。”路怀德说。

  王瑞希望自己能一直生活在类家庭里,直到成人。“到时候我就争取像爸爸妈妈那样,能为‘中心’工作。”

  董巍认真地说,“我只有过这一个家。”他眨着眼睛,“像是在做梦。”(本文涉及的流浪儿童及类家庭成员均为化名)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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