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报道，《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近日在40个国家生效。《公约》中的规定包括：广泛禁止烟草广告、提高烟草制品价格和税收、在烟草制品上印制健康警告标签等。

　　这份公约将对我国产生多大的影响笔者不敢妄测，但可以想像，这份公约在我国将要遇到的阻力不会小。这种阻力不仅仅来自於烟草生产厂家，还来自於我们当前的控烟体制。

　　由於烟草消费的健康危害性和外部负效果，我国政府对烟草制品（主要是卷烟）一直实行“寓禁於征”的高税收政策，同时还辅以其他行政的（如对卷烟生产及销售实施严格的许可証管制）、法律的（如禁止烟草广告）、教育的（如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知识普及）手段，限制烟草制品的供给和需求。

　　然而在现实的国情下，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收入事实上对烟草税收存在着较高的依赖性，烟草行业的利税甚至达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强力驱动下，事实上，政府一方面充当着“控烟者”角色，另一方面又充当着鼓励扩大烟草生产的角色。这两种角色的具体分工可能隶属於不同的部门，但在一些地方“税收最大化”、“政绩最大化”以及“财政收入压倒一切”的施政倾向下，政府在扮演“控烟者”的角色时难免显得力不从心。烟草业这块“肥肉”对於地方税收的贡献可想而知，甚至在某些地方，烟草种植是当地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控烟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所确定的政府“经济人”角色来看，这样的双重身份最终会使政府的“控烟者”角色失去依据。

　　从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控烟成果来看，政府在控烟中所担当的角色只能是宏观的调控者，而在其中所起作用最大的却是一些由公众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在协调烟草生产、开展控烟宣传等方面也是工作做得最多、成绩最显着的。在我国地方政府与烟草行业、企业关系紧密的现状下，笔者以为，最好的控烟办法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斩断这些千丝万缕的关联，让政府回归宏观调控的角色，把控烟的一些具体行动交给非政府组织，并积极为其提供和营造开展工作的条件与环境。作为一支独立於政府的强有力的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将成为控烟博弈中的一个关键角色。（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