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足无措，没有人能帮助我。我仅仅是一个病人，甚至应该比肝炎病人更让人感到安全。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校园，竟然在艾滋病常识普及的今天，做出了让我惊讶的决定。他们不能、也没有权力把我赶出校园，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我携带病毒，而让我流浪四方。为什么不多点对年轻人的宽容，保护我在大学校园的自由？
我对学校感情复杂，它是我的大学，我爱它。如果他们足够理智、大度、理解，感染HIV病毒的我，是不会让他们蒙羞的，他们善待我，只会让他们得到尊敬。——朱力亚
南方网讯 2004年4月3日，长江边的一座城市。
各种生命蓬勃着储藏了一个冬天的力量，纷纷开始绽放新的一年的青春。在校园里，外语系22岁的女生朱力亚和往常一样，快乐地学习和恋爱着。
下午到晚上，她听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条清晰的断裂声音，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体被一种力量，连根拔起。这个只有22岁的生命，开始失去土壤，阳光，水，和空气，无所依托。
这个力量，就是一种叫HIV的东西(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从2002年到2003年的某个时候，获得爱情的朱力亚，身体里的一个T4细胞悄悄地等待着，它捕获了来自她的爱人，来自巴哈马的马浪身上的、直径约为100～120纳米的球形HIV病毒，它与朱的T4淋巴细胞上的CD4受体结合，释放、整合，进入朱的DNA中。
AIDS——你在爱情中杀戮我青春
人物周刊：这几天，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几天？
朱力亚：追究起来，我的人生其实是在2004 年 4月3日那天下午开始改变的。我们老师的一句话：“你知道吗？他感染艾滋病已经发病了。”这句话，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包括我生命的长短。
马浪， SYDNEY，巴哈马人，27岁，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留学生。当时不知道是艾滋病，觉得是肺结核，从2003年11月开始我就发现他肺部感染了，我当时以为上火啊什么的。
2004年开学，他的病还是那样。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病了。那是4月2日，我帮他洗衣服。我和他，最后一次做爱。
第二天他说去北京，我说去北京干什么，他说办点事。4月3日早上他走了，下午那所大学外事部门通知我们学校外语系找我。我就此和痛苦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4月4日早上，在几个老师的陪同下，来到了疾病控制中心，我当时真的不想检查，就想迷迷糊糊地过去——如果不检查的话可能还有一丝幻想，不至于对自己打击这么大。那个大学的外事处通知我们学校校办，只有系书记、学生处处长他们俩知道，当然，后来校长也知道了。他们说检查一下，没有的话更好，有的话就要及时治疗……
人物周刊：4月3日你开始怀疑自己携带了病毒？
朱力亚：我很敏感，感觉误差一般很小。我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一点也不后悔。爱情是不搀杂任何杂质的。我不恨他，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爱他，爱得很深。
我活23岁了，我对未来的最坏最坏的打算也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结局，现在我的生命和人生已经定性。我觉得我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
人物周刊：你的世界开始下雪。
朱力亚：那种感觉呀，我现在演还演不来(笑)。我回到公寓，站在窗边，想结束生命马上就可以跳下去了。学校让我住学校招待所，不让住学生公寓了。那天晚上很难忘，正好又是雷雨交加，风很大。我很困，但就是闭不上眼。说话说到零点。老师陪着，我都没有说真话。我需要正视可怕的现实——我很害怕，会失去学业，会被开除。
学校把结果保密到6月份，怕我受不了。其实，我最后知道结果，反倒没有反应了。
人物周刊：你发现感染病毒一周年，你身体有什么变化？
朱力亚： 2004年初我也病了。我发过一次烧，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估计那个时候HIV病毒开始在我的身体里扎根。因为我们几乎不使用安全套。
一年来我健康得像头牛，HIV在我身体里睡大觉，还没有打扰我，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变化的是精神和心理。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
人物周刊：你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朱力亚：我一上大学就认识他了。截至2004年以前那两年，我感觉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惟一不能原谅的就是他没有跟我说实话，他走的那一刻都没有告诉我真相。事实上，说给我听，也只是证实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也许他不想让我过早地承担痛苦。
2004年9月，我委托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个朋友到中国外事部门帮我查一下马浪是否回国了，别人不敢查，因为总有人问为什么查这个人，我心里确实比较恐慌，我想不查算了，像大海捞针。
事情发生后，别人都说我很傻，我觉得感情上不需要有什么包装。他的优点、缺点，他的好、坏，都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财富。虽然是个悲剧，但经过是丰富多彩的，我度过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人物周刊：美好的相爱过程。
朱力亚：(笑)也许是怪我英语太好了吧，如果我不会英语，我的人生不会有这么巨大改变。我帮他太多了，帮助他交流、帮他买东西，带着他旅游。怨就怨我选择了语言吧。有人说，你这是在找理由。
这个悲剧是我自己制造的。我喜欢和比我强的人交往，因为从他们的经历和学识，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有一天，我和我的外语系老师在外面散步聊天，老师就说了一个玩笑话，“我有个朋友以前英语很差，找了一个外国男朋友，进步很快。”这个玩笑也就一直藏在心里留着。如果说有功利性，也就是想利用他学好英语。
2002年9月开始认识。我不会轻易地去喜欢别人。我的感情很难激发出来，一定要到十拿九稳值得为他付出。9月份见了面之后，一直电话联系，等到10月才又见面，我一直不敢去。
2003年3月份开始相爱。不管是恋爱，或者是做爱，这都是我的第一次经历。传统吧？一个22岁的女孩子(笑)。我的爱情和一般的中国女孩子一样，并不因为他是外国人就有不同，快乐，轻松，投入。一个中国女孩子每天拿一本英语书是多么枯燥的一件事，但是和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和他在一起每一分钟你都在进步，感觉很放松。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他还活着，我还会去找他的。
我感觉我配不上他(笑)。但愿他现在还活着。我也去教堂为他祈祷。他很文雅，很帅，待人也很平等，谈吐举止迷人。很多男孩子比不上他的风度。
人物周刊：你总在回忆这二年短暂的爱情。
朱力亚：我现在会把好的东西想得多一些。桂希恩教授(编者注：艾滋病著名的研究者、2004年CCTV感动中国入选人物)有次打电话让我过去，也没有说是什么事情。我就立刻幻想是马浪没有事了！马浪回来了！就像电影里头王子公主的爱情。我很激动。事实上这是我的梦幻，他给了我一个爱情的无期判决书。
人物周刊：最想忘记什么？
朱力亚：从2004年4月起我想办法全部忘掉不想记忆的东西，爱情，学过的英语，全部忘掉。但还都忘不掉，一看到单词又认识了，没办法。
比方说《泰坦尼克号》里的“You jump, I jump”我一想起就特别感动，受不了。我和马浪一起看的，我们把台词换了一些内容，比如“You love, I love”，“You live, I live”“You die, I die”。这些回忆有些傻气了吧。这一年我就不想英语单词，有的是刻意去忘记。想到英语，就想到马浪。
一个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为高年级学生上预备党员辅导课、担任学生干部、学习优秀的女大学生，从2004年春天迎来了自己的冬天。几个知情的老师显然代表了学校官方的立场和情绪：朱力亚被委婉地劝离公寓楼，独处在一间被她用黑色的窗帘遮蔽起来的屋子里。她开始撒谎，对同学、对父母、对老师、甚至在开始接触时对本刊记者。为了保护自己在这个对艾滋病有不太善良眼光的国度生存，她必须编造一个虚假的世界欺骗别人。更让她难过的是，学校委婉地让她提前毕业，尽管她刚刚念到大二。事实上，除了坚持保留的学籍，她失去了坐在教室的机会。
AIDS——你带我远离青春校园去流浪
人物周刊：你在外语系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朱力亚：大二的时候就是外语系培训部的部长。我很自强。我感谢这个社会，让我有上大学的机会，还有很多其他孩子没有这个机会。发现携带病毒后，我不得不远离学校，寻找到目前这份工作。
人物周刊，一年来，你试图返回学校上课吗？学校有过拒绝的行为吗？
朱力亚：2004年8月的时候，我尽量对学校表现出我已经好了，我要返回学校了，但当时校领导用一个极没有说服力的理由拒绝了我。当时，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有资格选择自杀。我深爱了两年的人走了，把痛苦和绝望留给了我。学校却毫不留情地把面对巨大压力和众多困难的“问题人”逼进了复杂的社会。
你让我到哪里去？我能到哪里去呢？在学校里我有一个环境可以依赖一下，让我稍微调节一下。
我真是手足无措，没有人能帮助我。我仅仅是一个病人，甚至应该比肝炎病人更让人感到安全。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校园，竟然在艾滋病常识普及的今天，做出了让我惊讶的决定。他们不能、也没有权力把我赶出校园，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我携带病毒，而让我流浪四方。为什么对年轻人这么不宽容，凭什么剥夺我在大学校园的自由？
人物周刊：老师是如何看待你的异变的？
朱力亚：2004年4月3日下午，系党支部书记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和我谈话，空气安静得让我不安。他绕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一直谈到晚上。他问我万圣节过得怎样，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外国男朋友。最后他就问我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发生关系，我说没有。他说，你知不知道，他已经到了艾滋病晚期？他也已经看出来了。他哭了。我看出来，老师是爱护自己的学生的。
老师问我，难道不恨他吗？我说如果人的头脑里都是仇恨多痛苦呀，多想想爱的话心里会好受一些。恨对此刻的我还有什么意义？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时间比较有限，哪里还有时间去恨？
人物周刊：学校如临大敌来对待你，不想承担有一个AIDS女生的负担吗？
朱力亚：我就说，就我个人和集体来比的话，哪个重要？学校可以掂量掂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威胁他们。我有言论自由，我可以谈我的想法提出我的要求，你当然也可以拒绝，我至少可以把我内心的东西说出来的。感谢慈祥的桂希恩教授、政府官员和疾病控制中心、甚至学校的各方努力，至少现在学校没有明确地把我赶出来，保留了名分。
我对学校感情复杂，它是我的大学，我爱它。如果他们足够理智、大度、理解，感染HIV病毒的我，是不会让他们蒙羞的，他们善待我，只会让他们得到尊敬。
人物周刊：你从老师和同学视野中突然消失了，他们怎么想？
朱力亚：他们都以为我出国了。我这个人有点离奇，做什么他们都不会怀疑。我在学校还是很风光，很popular(受欢迎)。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在校园里头看英语呀，很精神，有时候课不多就出去逛逛街。学习也没有耽误，工作还有恋爱都是齐头并进。我曾经是预备党员。当时有12个预备党员，我就对老师说学生太水。我说他们的思想汇报都是网上下载的，这能够说是合格的党员吗？因为感染后，我也不可能再入党了。党章并没有说，你有HIV，就不许你入党。其实我在心里，已经自认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人物周刊：你在大学有好朋友，一旦他们知道你是感染者，你能想象他们的反应吗？
朱力亚：我一直没想过要告诉他们。万一他们有一天通过别的途径知道后，他们还是会恐惧。他们会想起和我在一起的细节，我希望他们会回忆到我在细节上保护他们。比如吃饭。我从不在他们那边夹菜，吃得很少很少。也假装自己吃饱了。和他们一起，我很痛苦。我不能伤害他们的感受。
我希望他们看了报道后，相信我话之诚，我言之善。他们永远不会从我身上感染到HIV。我还想请他们原谅我：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他们，是不想失去这个世界上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恐慌，是我们的社会造成的。社会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而没有理由推脱。
人物周刊：你和别人一样，不敢说一句真话。撒谎是你保护自己的武器。
朱力亚：我戴着面罩，把痛苦埋得很深很深，不让别人看到。我经常和爸妈打电话，问他们的情况，撒娇、把我最快乐的事情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就编一些快乐的事情给他们听。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他们心目中，我过得好，赚钱多，他们就开心了。但在家里怕他们发现我身心的变化。
这样保护自己很难受，不断地用一句话来圆另一句话，自己成了一个撒谎的专家和欺骗的高手，可以做高级演员了。撒谎可耻，但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对待一个病毒感染者。我很痛苦，但表面还装出很愉快的样子。当学校通知我父母到学校，我对父母撒谎的时候，心很碎。我必须要欺骗他们，因为这是中国。我的父亲不是曼德拉总统，我不是曼德拉的艾滋病儿子。
是时候了。现在我全部告诉别人我的故事。我要卸下伪装的重担。
人物周刊：如果这种事越来越多，会不会有更多的学生遭受你的遭遇？
朱力亚：我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也是为其他人在争取权利。在当地高校，就我知道，已经有几个感染HIV病毒的女大学生。我曾经试着找到她们，但她们全部人间蒸发了。
艾滋病，它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普遍的流行病，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一个群体。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其他孩子也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人物周刊：如果你想给中国大学生、年轻人说话，你最想说什么？
朱力亚：我感染HIV病毒，整个行为并没有出格，和中国的道德观没有冲突。其实归根到底，造成今天悲剧的原因来自多方面，首先，国家的医疗体制不完善，对留学生入境检查不全面。其次，那所大学应该承担所有责任，据说，这个学生是因校方疏忽而没有做检查。
我最想说的是，谈恋爱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希望全国的大学生兄弟姐妹，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性行为。
我想告诉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性开放已经20年了，该收了，我们也该清醒了。传统还是美好的。作为年轻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情感，这并没有错。可以愉悦，但要安全第一。
校长2004年9月和我对话说，你不要自责，大学生现在很多同居的，也不是少数，有性行为的很多，你运气不好。我听了很感动的。
公开自己之后，我有个梦想，再回到校园，给学生演讲，毕竟学校是中国最宽容的环境。我想警告他们，如果不小心，那么我可能就是他们梦魇般的未来。还有一个最大的理由，大学永远是我安全的港湾。我希望大学校园是我甜蜜的梦呓，陪伴我，到我离开世界。
经历了一年痛苦的朱，得到了许多人的精神帮助，桂希恩教授、湖北省和武汉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朱力亚深陷痛苦的时候，给予不同类型的帮助。朱力亚还到河南文楼，去看被疾病折磨的农民，帮助一些艾滋病孤儿联系美国的一些基金会，申请救助。朱力亚看起来似乎准备好了自己剩下的时间里的日程表。尽管，痛苦时时地、不断地缠绕着她。2005年5月17日，朱力亚从河南文楼再次打电话，真切地说：“我真的很烦，真的……”
不论如何，艾滋病的影子让她无法真正快乐。所幸的是，朱力亚的故事打动了一个国际上致力于防治AIDS宣传的机构，她正在走进他们的视野。
朱力亚——我的花儿再次为谁开？
人物周刊：觉得很多事情想做已经来不及了？
朱力亚：是的。很多事情可以去 做，但对我没有意义，对别人倒是有意义的。如果能够为我们国家AIDS的防治做点事情，能让人有健康心态去面对它，也算是尽力了。
我公开自己，是为能拯救健康的人而公开，而不是为某个AIDS病人。让健康人不要遇到这个敌人(HIV)，现在我们打不过它。作为一个前途未卜的感染者，我呼唤让别人远离高危环境。
人物周刊：去年和今年你去了两次文楼村。看到那么多卖血感染的患者，和你有什么不同？
朱力亚：我是2004年10月8日和2005年5月16日去了两次。第一次去，我处于一种比较悲观的状态，自己离死亡线很近啊。
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比他们强，我甚至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才是真正的弱者，没有钱，没有知识，没有见过世面，在那里自生自灭。家里连10块钱都拿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他们更需要帮助。在那待了3天，心情非常沉重，他们更像在地狱里头。我想，不是去救这些艾滋病人，就想救那些可怜的健康孩子们。对于他们，花再多的钱都是没用的，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将来又是一条绝路。即便不卖血，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也会发生很多危险难料的事。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作为一个病毒的受害者，并不想报复任何一个人。在道德上谴责过自己吗？其实你手中也有一把刀。
朱力亚：报复是一种可耻的手段，不论是报复什么。这样做是恶性循环，也是不健康的行为。这把刀还是扔掉吧。
我不需要别人可怜我。只是觉得父母养我这么大，也读了这么多书，被判处死刑，我只是为我自己可惜，是艾滋病让我们失去了一个人才，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大笑)
我定的目标很高，别人四级还没过的时候，我在考六级，那股冲劲，我自己都感到自豪。现实已经不能改变了，如果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或者任何能力也没有，我就认了，可是我是优秀的。
人物周刊：你已经开始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了？
朱力亚：我就是帮助国内的一些志愿者，翻译河南艾滋病人的资料，给美国那边发一些信。学英语谈恋爱害了我，现在英语还能让我去帮助别人。还要感谢我的专业，而且能靠着几个单词混饭吃。(笑)
人物周刊：接受我们的独家采访并公开，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你在向公众人物的舞台上走。在幕布拉开的时候，你要出场了。
朱力亚：我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所怕的并不是这个病，害怕和担心的是现实对我、其他病人的侵害和不公正的评价。我不在乎别人的目光，我在乎社会的心理是什么。
人物周刊：你的生命曾经鲜花烂漫。荒芜之后，又想重新充满生机。
朱力亚：东北二人转里有句话，人生本来短而短，何必弄得烦呀烦。
一个很明确面对死亡的人，金山银山都不重要，也不需要社会给予多少的关爱，真正需要的是内心的安宁。HIV在我的身体里，我一直很清醒。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一切很好。以前我就不害怕艾滋病，但是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很难做到达观。
我也曾经绝望过，就像是灵魂出窍。我用张海迪的一句话来描述我对现实的态度：“对生命无畏，对离去无畏，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其实我已经死过了。而现在正在回来。重装上阵。
人物周刊：我们进行的采访长达8个月，为了你的隐私和心理，随时准备放弃。要知道，你可能没有退路——你不想生活在谎言编织的世界，心里准备好了吗？
朱力亚：准备好了。谎言的世界生不如死。我想背水一战。走不出第一步，就无法知道第二步怎么走。
我想我能做一个中国最有勇气的女大学生。我希望2004年在武汉通过桂希恩教授知道我一些情况的温家宝总理，看到我说的话——如果中国政府需要我这个平凡的女孩子为艾滋病防治做些什么，就请他的助手们告诉我吧。(笑)如果他能给我的勇气以赞扬，那么，中国所有的艾滋病患者，不管是吸毒、性交、经血传播、母婴传播加入进来的，都有了更大的希望。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活着，或人生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呢？
朱力亚：我现在没有资格谈幸福和人生了。我的幸福消失了，现在只能活着。
首先自己身体要健康，多活一些时间，就是最大的价值。或许，能给时刻面临艾滋病威胁的健康人群做点什么。这也许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吧。
人物周刊：最后有一个残酷的问题，如果艾滋病威胁到你的生命，那么你如何安排你的人生落幕。
朱力亚：只要过得快乐，活个七年八年也就够了。不过，医学这么发达，何大一先生等科学家，在研究艾滋病药品，我还是有希望的。
我如果真的死于AIDS，我要很完美地过完自己剩下的日子。不知道能否做到。
我死前，一定要穿一套漂亮的衣服，做一个发型，化上浓妆，站在WHO(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别的工作室里，向全世界的人大声宣布：朱力亚的悲剧要结束了！预防艾滋病一定要加大力度！
活着美丽，死时，也美丽。女孩子哪个不爱美啊(笑)。
希望有一天，你们看到的不是我的背影！
善待艾滋病人只会得到尊敬，而不会蒙羞！
（编辑：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