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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边缘的农民工子弟及其学校:梦想在初中停止

2006-02-27 14:29:55 南方都市报 袁小兵 李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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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口号所蕴藏的力量为张秀娟和她的同学所向往。父母用种菜和拾荒挣来的钱把他们送进学校,为的是让他们将来有可能远离菜地和垃圾。户口和昂贵的成本却将他们挡在了都市公办义务教育的大门外,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只能进入民办学校去实践求学梦想,虽然管理也许不规范,虽然股东常迫不及待地在公益与利润中寻找支点,但是他们咬咬牙好歹交得出学费,而且可以享受“分期付款”的待遇。然而,和他们一样,这些学校也身处边缘,由于政策上的原因,很少有人能在其中完成初中学业。通往都市的通道又一次被关闭,很多孩子放弃了梦想,或者仅梦想着口号不再只是个口号。
  
  当广州天河区的白领把鲜嫩欲滴、1块钱一斤的青菜轻松塞进菜兜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当他们的孩子在肯德基大快朵颐或者在电脑游戏里大呼过瘾时,或许想象不到,还有许多孩子从未有过这种快乐——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13岁的张国辉,12岁的张秀娟,还有很多同学,他们的父母在凌晨4点半就必须起床,把地里的蔬菜采摘好,运到批发市场。但在晴朗的日子,这些菜只能卖到批发价8分钱一斤,下雨是他们最大的企盼。

  在广州城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这座雄伟建筑的附近,车陂、沐陂、黄村的菜地上,到处是来自广东信宜、江西等地的菜农棚户,他们没有电灯、自来水和热水器,也很少“去广州”——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自认为生活在广州之外。
  
  非常学校

  1月13日,放寒假前最后一天。刚开完会,操场上热闹非凡。初二班的张青和同学们笑嘻嘻开着校长谢水兴的玩笑,谢也嬉笑相对。这时班主任马延彬来了,众学生勾肩搭背迎上去,要和老师合影。这是800多名学生的华星学校常见的场景。

  “我教出来的女生都疯疯癫癫的。”马延彬抓抓头皮,有些羞涩,然后又自豪地说,“男生都和我像兄弟一样。”

  张青很喜欢这种氛围。“我在重庆读书时,老师都板着脸,觉得自己很高贵,不像这里的老师很随和,下了课就像我们的朋友。”另一个女生也说,这样便于沟通,但她还是喜欢公办学校,因为那里“更有规矩”。

  这天,学校给每一个学生都发了几张粉红色的“新生咨询卡”,希望他们回去后能介绍新的朋友进来。“有生源我们学校才能发展稳定。”谢水兴说。张青和她的同学们对此表示支持,“我们要帮助这所学校和老师”。

  这所民办学校显然与一般的公办学校不同:每个低年级班级必须要有一名懂白话、普通话、客家话的老师,因为班上学生很多刚从老家过来,语言沟通较困难;学生敢于表达意见,如不喜欢哪位老师,直接去找校长;新学期开始了,但元宵节前教室里一直空着很多位子,回老家过年的同学还未返校;学费常常拖着,及时交清的只有1/5,很多分了三四次才交齐。

  华星学校20多名老师全是外地人,多是大专学历,一般寄宿在校。他们很多人有招生任务,早上要辅导早读,放学后要跟车,防止学生乘坐校车发生意外。他们的劳动课时比公办学校多,月薪却不及广州公办教师的一半,仅1000元左右。

  马延彬是青海人,在湖北一所大学读了3年中文,执教华星学校初二的语文、数学、物理、政治和美术,“除了英语全都会。”马延彬有些得意。他刚到学校时还有些灰心,但后来他喜欢上了学生,与他们有同感,“他们都很穷,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连电灯都没有”。

  广州共有32万适龄入学外来工子女,72%以上在民办学校读书。父母都是农民的大约有22万,他们交纳不起昂贵的借读费,只能进入收费较低的民办学校,很多人称为“农民工子弟学校”。

  华星学校的收费标准,属于民办学校收费的中下游水准。在很多民办学校,小学一学期就超过1000元,广州公办小学是259元。

  2002年,华星学校前身的4名靠拾荒和卖菜发家的股东间出现矛盾,500学生面临失学。2000至2002年正是广州外来工子弟学校办学高峰时期,每年增加30多所。一份权威资料显示,87%的办学者以前从事建筑、采掘业、仓储、运输、批发和贸易、餐饮等行业,文化层次较低。揭西县的河口村人在广州就办了17所此类学校,大多未能摆脱家族式的管理模式。

  时任天河区办公室主任黄庚铭想到了谢水兴,“他已经办了一所专、本科自考辅导学校和一所计算机学校,经验丰富,事业心强,比较让人放心”。在广州,投资一所20个班左右的学校约需200万-500万元,一般需要5-7年才能回收成本。“办学是为了赚钱,但又和做生意不同,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肯定短命。”在天河区当了10年公办小学校长的麦大荣说。他认为,谢水兴是一个比较有社会良心的办学人。
  
  被质疑的义举

  一条狭窄的水泥路在低缓的山坡上蜿蜒,路边密密匝匝挤满了破旧的棚子,垃圾的味道四处飘荡。拾荒者们向当地人交了租金后,用旧石棉瓦、捡来的油毛毡和木条搭建了在广州的新家。他们主要来自广西,整理广州人扔掉的垃圾然后卖掉,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

  10岁的王燕崎就生活在这里,她两个姐姐在老家上学,自己和哥哥、三姐在1公里外的天河华星学校读书,父亲跑摩的,母亲拾荒,全家人与垃圾为伍。她母亲说,好久没吃肉了。

  4年级的张秀娟声音清脆,常常语出惊人,给种菜的父母增添了许多欢乐,但更多时候他们笑不起来。4个孩子在读书,每年光学费就要3000多元,老大只好读完6年级,15岁不到就去打工,月薪400元。

  超生、违章建筑、穷困……他们生活在广州的边缘,“但孩子是无辜的,我们得帮帮他们”许丽心说。作为安利公司华南区高级事务经理,她曾几次带员工来这里探望。

  2002年夏,谢水兴向社会宣布,向广州地区招收30名“特别能吃苦,特别有志气,特别有作为”的贫困外来工子女,组成宏志班。这是全国首例,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我也来自农村,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乡村医生,他给很多人治好了病,却不需要更多感谢,他常说,穷苦的人家能帮则帮。”谢水兴说,“我不仅要帮这30个人,更要让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外来孩子知道,社会并没有歧视他们。”

  33岁的谢水兴西装革履,右手手指戴一枚绿莹莹的钻戒,似乎永远精力充沛的样子。

  宏志班的伟大构想很快陷入沉默。谢水兴说,当年向各大城中村派发1万份宣传单,却只招到1名学生,“他们说公办学校都没这种好事,你们肯定骗人的”。

  “一些同行那里也有冷语,说我炒作、出风头、搞恶性竞争。”谢水兴呵呵笑了。

  2005年,在天河区民政局、义工联等单位组织推荐下,一批外国义工表示愿为天河华星学校的孩子们提供英语义教三年,但在启动仪式前1小时,因有人劝阻,义工们突然又不来了。至今,这个启动仪式的标语还贴在操场主席台上。

  “谢水兴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不论他是什么目的,只要钱是实实在在给到了学生手中,他就是做了好事。”天河区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主任李建辉说,“非营利并不是不盈利,合理得到一些回报是可以的”。

  谢水兴没有气馁。从2002年秋季起的每个学期,华星学校都要对“学习成绩优秀但家庭贫困”的20个学生免全部费用,称之为“宏志生”。其中2003年秋到2005年春,安利公司承担了20名“宏志生”的两年费用,并给学生讲解口腔卫生知识,带他们去动物园看河马。

  只是这一切,都远没有当初的那般热闹,很多人都已经将之淡忘。“我没有听说华星宏志班这回事。”2月17日,民办海珠小学校长邱朝辉说。他认为,扶持经济困难的学生上学当然是好,但减免学费属于学校的管理方式之一,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这里没有对学生进行过大面积减免学杂费的优惠,怕引发压价竞争”。

  在拥有2600名学生的民办康乐小学,每年要对10个左右贫困生实行全免,加上助学金和奖学金,一年要拿出20万到30万元。这种做法被一些民校采用,既确实帮助了外来工子女,又树立了学校的公益形象。

  谢水兴注意到,外来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和公办学校的孩子几乎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很想促成华星和公办学校的“手拉手活动”,让穷困学生与城市生活较富裕的孩子们促进学习、生活和心理上的沟通。但由于种种原因掣肘,这个想法还没实施。

  一项调查显示,民办学校里65%的学生担心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对流入地社区缺乏认同,对老家充满依恋。41%的学生更喜欢老家,39%的学生说不清喜欢广州还是老家,喜欢广州的只有20%。
  
  身处体制外

  父亲带着母亲回广西治病了,华星学校13岁的王小燕成了3个弟妹的“妈”,不但洗衣做饭,照顾弟妹上学,而且每逢双休日,都要骑自行车去华南理工大学妈妈承包的20个垃圾筒拣垃圾,再拖回卖给垃圾站。1年后,母亲去世,父亲回到身边。

  经媒体报道后,王小燕得到了社会上的帮助,2万多元捐款让她安心读书。但初二念完后,因学校没有设初三班,她只有含泪离开,随父回到广西,再也没有上学。这只曾经展翅飞翔的小燕子没有飞得更高。

  谢水兴说,初二毕业后这些学生大多留在广州打工,少数回老家续读。

  这是所有民办学校面临的尴尬。广州规定只有广州户口才能在这里高考,外地籍学生必须回原籍报考,造成广州民办高中数量稀少,而公办高中赞助费又十分昂贵,对农民工子女来说,他们的广州求学梦想在初中就戛然而止了。在很多民办学校里,每到初三下学期,教室里就空了一部分,这些学生要赶回老家参加当地中考,而很多学校干脆就不办初三,因为学生流失严重。

  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健说,他一直在申请办高中,但得不到批准。这只是民办学校遭遇的体制外政策的瓶颈之一。

  北京和天津各有九成和八成多的公办学校承担了外来工子女的入学任务(远高于广州的不到三成),而且政府规定不得征收借读费、赞助费等。广州市教科所戴双翔博士说,按照进城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如果由公办学校全部接纳,广州需要再建320所学校,增加1.2万名教师,仅生均教育经费一项每年就最少需要追加财政拨款十几个亿,因此民办学校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义务,“而政府对民办学校的扶持还是远远不够的”。

  2004年底广州有关部门对109所民办学校的调查中,只有8所获得财政补贴,多的45万元,少的仅几百元。

  信力健对海珠区教育局正在酝酿出台的一些做法感到难以理解,“比如说达标问题,规定民办初中使用面积必须超1.2万平方米,但民办学校1平方米的租金,仅空地就10元,含建筑的20元,这种成本相信很难有哪家学校承担得起”。

  他同时也担心,强行要求达标务必让投资者追加投入,最终把账转移到学生头上。实际上,从1994年广州第一所民办学校的一学期200多元学费,到现在很多涨到1000元以上的现实,和政府关停大批“不达标”学校有很大关系。天河区一名政协委员就惊呼,该区有1万名流动儿童就学困难,“如不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教育与公平的待遇,将会出现一支在歧视与排挤中长大的‘二等公民’队伍”。

  戴双翔建议,政府应当参照杭州、宁波和深圳宝安区的做法,给公办学校划拨相应的教育经费、公用经费以吸纳外来工子女;连续居住5年以上的与广州市户籍人口同等待遇,免收借读费等等。(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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