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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是谁的一厢情愿?

2004-08-12 14:18:39 青年时报 潘多拉

  南方网讯 一个被称为“当代大儒”的学者,编纂了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包括了从《诗经》、《孝经》到王阳明《传习录》在内的19部儒家经典,专供3岁至12岁的孩子朗读背诵。消息一出,立即引来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薛涌先生的口诛笔伐,紧接着又有一些学人挺身而出,为“当代大儒”辩护喝彩(《南方周末》7月22日)。读经派与反读经派一来一往,互不相让,情势好不热闹。

  “当代大儒”在该套丛书的后记中说,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废除小学“读经科”,使得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从此“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在“大儒”眼里,蔡元培废除“读经科”,简直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罪孽深重(“经书之厄,甚于秦火”)。“大儒”对开创“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风气之先的蔡元培先生如何不敬,对儒家文化传统之“厄”如何痛心疾首,反读经派也许都还可以不予计较,但读经派企图把洋洋15万字、赫赫832课的一套中华文化经典一古脑儿压在3岁至12岁的孩子头上,孩子们无论是似懂非懂,还是根本就一窍不通,都必须像当年三味书屋里的小鲁迅那样,摇头晃脑一本正经地诵读“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反读经派站在伸张公民权利的角度,其中包括伸张孩子的权利,对读经派强迫孩子读经的做法,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就这一点看,反读经派似乎多虑了。读经派能给每个中国孩子都摊派一套“诵本”,并强迫他们像背语文和英语那样背《孝经》吗?“当代大儒” 皓首穷经编纂“诵本”,不排除寄托了他对日渐式微的中国传统经典的深厚感情,寄托了他对经典文化在子孙后代那里发扬光大的殷切希望,但就眼下的现实而论,同样不能排除的,一定还有他和出版社通力合作,将“诵本”做成畅销不衰的品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坚定信念。“大儒”和出版社不遗余力推广“诵本”,也许可以做成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同时也是一种典型的商业行为。熟悉图书市场的人都很清楚,除非出版社违规操作,与教育部门或学校合谋,像卖教材那样把“诵本”卖给孩子,否则“诵本”的市场前景将很不看好。学校的老师和孩子的家长都是明白人,无论是出于应试的目的,还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多种才艺,他们也会首先给孩子推荐或购买作文、英语、美术、音乐等方面的图书,“诵本”之类的读物,很遗憾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诵本”既已隆重出版,虽不可能令中国孩子人手一册,有些孩子要成为读经运动的俘虏则是一定的,但这也并非十足可怕。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合理的、科学的成分,其不朽之精髓就保存在《诗经》、《论语》(孔子)、《出师表》(诸葛亮)、《岳阳楼记》(范仲淹)、《过零丁洋》(文天祥)、《少年中国说》(梁启超)等经典之中。一个人对传统经典多一些了解,多吸收一些传统文化中博大厚重的精华,可以提高他的人文修养,使他言行雅致,内心充盈,人格丰富,塑造坚韧的品质,追求高远的人生目标。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另有不少糟粕与毒素,集中表现为教人做臣民而不是做公民,做奴隶而不是做主人。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激进的思想先驱痛感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疴太重,积弊太深,认定传统文化是导致国家贫弱和政治腐败的罪魁祸首,呼吁“砸烂孔家店”,重估一切价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思想先驱们的进步观念虽然看起来十分过火,但在整体上顺应了时代潮流,是当时反对专制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大势所趋。

  今日之中国,已经不再有传统经典生生不息的文化土壤,即便有一些孩子在语言模仿期通过背诵记住了许多经典,待长大成人进入理性理解期,在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之后,他们也应当能够明辨是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鲁迅先生诵读经典无数,却并没有妨碍他认清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甚至建议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而今信息发达,资讯丰富,受教育的渠道和形式日趋多样化,以为经典上怎么说,孩子们就会怎么信,以为大人现在怎么灌输,孩子将来就会怎么发展,那是“当代大儒”或“德育教授”一类人的一厢情愿。更多的情形是,经典仅仅成为一种史料或文本,具有研究或欣赏的价值,而失去了塑造人、支配人的功用,那就更不用担心诵读者可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了。

  要教育孩子做公民而不是做臣民,做主人而不是做奴隶,要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开阔胸襟和开放眼光的一代新人,只能用崭新的、与世界接轨的教育,而不要指望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什么灵丹妙药。大约十年前,有九位“中国文化界耆宿”,痛感“目前我们一代人的古典学科基础已远不如上一代人之深厚,继我们而起的青年一代则更无起码的古典基础可言”,中国文化长河“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于是提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要求国家采取果断措施,从学生的幼年时期开始,着手培养经史子集专门研究的预备人才。据我所知,九位耆宿紧急呼吁的结果,不过是在几所中学和大学建立了几个文科实验班,搞了一两年后也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与九位耆宿相比,“当代大儒”的影响力无疑要逊色许多,耆宿呼吁的幼年古典学校没能形成气候,那么“大儒”编纂的中华文化经典“诵本”,读经派发起的读经运动,又能搞成多大的名堂呢?(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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