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敬爱的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我自己于抗战初就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战斗、工作。几十年来，他老人家对我个人，特别是对医务卫生工作的关心，历历在目，现在就所想起的几件事写出来，以作纪念。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一二九师任卫生部长，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一二九师在太行山活动。刘伯承师长在布置作战任务后，邓小平政委总要把我留下来，问一些在作战中的医疗卫生保障问题，他一向比较严肃，但很耐心地听我汇报。在他面前，工作任务布置、应急预案、数字统计有什么大的疏忽是绝对不行的。只有我把与战役战斗相应的医疗救治工作，作了更细更满意的回答后，他才会握握我的手，让我离开。有一个时期，接连几个战役下来，由于战斗频繁，卫生干部也有不少受伤，加上部队扩大，卫生干部相对减员，药品器材也较缺乏。为此，我向刘师长、邓政委提出建议，宜适当补充卫生干部，加强药材供应工作。邓政委微笑地问我有什么具体办法，我说：一是扩大一二九师的医院，建立较正规医院或称模范医院，意在起示范作用，分期分批地较正规地轮训基层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业务技术水平；二是建议建立一个卫生学校，一方面轮训老同志，一方面可招收选拔卫生战士。进行分科分班授课、培训，补充部队的卫生干部；三是打算搞制药车间或制药厂，加工自制部分药品器材。邓政委听后说：“你这些意见都很好，可行，我叫李达参谋长下文，赶紧进行。”我又说，邓政委光下文扩编不行呀！他问：“还需要什么？”我答：还要钱吧！邓政委笑了，说：“看来你们都想好了，好，我给你批钱就是了”。不几日，真的批给卫生部5万元法币。这数字，在1939年，特别是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真是个很大的数目，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刘邓首长对医药卫生工作的巨大支持的好消息，在全师卫生系统马上传开了，给我们很大鼓舞。在不到半年时间，我们一二九师卫生部经过积极筹备，先后建立了业务比较全面、技术要求比较严格，各种医疗制度、技术操作规范的“模范医院”；建立了“太行制药厂”，这个药厂连带附属的玻璃厂和卫生材料厂，可以生产各种中西药：片剂、丸剂、针剂以及自制的卫生纱布、绷带、急救包、石膏、夹板等等，药品器材的自给率达到60％，大大减轻了部队供应负担。太行药厂建成后，刘邓首长还亲自去看过，表示满意。这个厂后来演变为现在北京制药厂和武汉制药厂。

　　与此同时，我们一二九师还在师医训队的基础上于1940年成立了卫生学校。学校分医士班、药剂班、护理班和兽医班等，学校成员最多时达600人，为部队培养输送了大量的医护、药剂、卫生及兽医人才，卫生学校的毕业生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许多同志在建国后的医药战线担任领导职务，不少同志担任国家和军队卫生部门的高级领导职务。

　　令人难忘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邓政委和刘司令员在指挥打仗的同时，对卫生工作特别关心和支持。记得那时我们卫生部在总结前阶段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对战伤救护进行前沿救护、早期分类、早期扩创处理、早期治疗的创伤新疗法，编出《战伤救护新疗法》发给部队学习、推广施行。我写了一份报告给刘邓首长，刘邓首长看后非常高兴，邓政委还特地为此签发嘉奖令，写奖励信表扬有关医院和卫生队，说，早治愈一个伤员，就等于给部队多输送回一个战斗骨干，也可以说多给部队送回一个排长，对提高部队战斗力会起很大作用。

　　1950年到1951年，刘邓大军到西南后，在剿匪反霸中，部队多在深山密林中活动，战斗频繁，环境恶劣，地方病、流行病，如回归热、伤寒病、疟疾等在部队驻地传染流行，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我们报告刘邓首长，建议专门成立防疫队，与地方卫生工作机构一起，在配合剿匪反霸斗争的同时，对上述传染病、流行病进行军民结合，群防群治。此建议很快得到邓政委批准，并指示我们，要注意改善部队供给及伙食，做好当地群众的防病治病工作。这对西南防疫工作的开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建国后，小平同志任政务院副总理、党的总书记等职务，卫生工作是他经常关心的问题。几十年来，他一直重视卫生工作，对地方病、计划生育等都有过指示。他主张节制生育，要求要很好地开展农村卫生及群众性的防病治病工作，重视中医及中西医结合问题，批示要加强中医工作，要给予一定的物质保证。

　　小平同志非常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对下属干部不但要求严格，而且关心爱护备至。记得1939年冬天，陈赓同志在太岳生病，高烧不退，小平同志知道后，非常着急，把我找去询问情况后，专门派我带领一个医疗小组去给陈赓同志诊治，并特别当面交待我“暂时可以放下其他工作专心给陈赓同志诊治，一定要诊治好”。我到陈赓同志那里，用物理疗法及中西医结合办法，没几日，陈赓同志很快退了热并恢复健康。我回来向邓政委报告，他非常高兴地说：“关心干部战士的伤病痛苦，爱护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另一次是1938年冬天，徐向前同志在河北南宫县生病，邓政委又专门派我去给徐向前同志看病。为了安全，邓政委特地派一小分队护送我们过铁路，安全地到达徐向前同志住地为他治疗。向前同志非常高兴。

　　再如，陈锡联、王近山同志负伤，邓政委知道后，都非常关心，嘱咐我，要我亲自给他们治伤治病，要我负责到底，治愈出院后他表示满意。

　　在战争时期，每次战役战斗后，邓政委都要询问伤病指战员的收容、治疗情况，要求卫生医务部门不但要治好指战员的伤病，还要把他们的伙食生活搞好。他还通过李达参谋长向卫生部传达他的指示，一定要保证治好伤病，照顾好生活，有什么困难到供应部解决。

　　小平同志向来关心、尊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印象最深的是1957年反右期间，小平同志极力保护医学专家。那时，我在总后勤部卫生部任副部长兼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一天，小平同志对我说，你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反右斗争中掌握政策，比较实事求是。决定我为组长负责一个工作组（成员包括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负责同志），进驻协和医学院，要我们在反右斗争中防止扩大化。据了解，协和系统有一批知名专家被划为右派。要这样做，必然偏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造成不良影响。后经我们工作组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总算纠正过来，挽回了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可是过了不久，康生等人又要在卫生医务部门“拔白旗”，这又要涉及许多知名教授。为此，小平同志专门批评了这件事，他说：“拔那么多白旗，还要不要这些教授专家看病？！”

　　小平同志的好处和功绩说不完。为纪念小平同志，让我们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包括卫生事业在内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把我们的各项工作搞得更好。这是最好的纪念。

　　（作者曾担任卫生部部长等职务）

　　《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