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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长城的战略思考

2005-04-06 15:14:26 南方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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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论

  在人类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文明古国,各自都留下了其称奇于世的文化遗产。但是无论哪一个古国,都不曾有过像长城这样汇纳岁月风尘、面向博大精深未来的巨型信息载体。长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军事的,但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的和文化的。考古科研表明,长城内外诸民族有共同的原始文化之根。鄂尔多斯高原就有类似仰韶和龙山文化的农业文明遗址发现,从那里出土的青铜器足以证明其先民早期的辉煌。这是否就意味着塞外民族的某些部分,是因为环境气候的变化,迫于生存发展的需要,才逐步从农业或农牧混合的经济形态中分离出来,而成为马背民族的呢?从这样的思路探究长城的底蕴,似乎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生存空间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不仅划出了两种类型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也带来了社会发展时序上的不平衡:一方控弦纵马飘忽不定,以游牧劫掠为生存手段,在布帛菽粟取给上对农业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一方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苦恋着土地与固定的农园,祈盼着丰收与安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磨擦与搡撞,兄弟阋墙,兵戈相向,所以说长城的应运而生有它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就中原民族可供选择的抗御策略而言,“万里袭取”也绝非上策。茫茫荒原无所依托,少发则兵力不足,难有所获,多发则补给困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汉武帝、明成祖都有过如此苦涩的体验。而修筑长城据险省戍,则可收到以常备防突袭、以步兵御骑兵、先处战地以逸待劳的功效。故而长城之兴是中原政权的统治者权衡利弊、掂量了战争效费比之后的明智选择;同时也是“务静方内不求辟土,中国既安四夷皆服”之传统政治文化心理的物质体现。长城犹如一座巍巍丰碑,一部煌煌青史,镌刻着古老文明的发生发展,封建王朝的更迭兴衰,中华民族的磨合交融以及精英人物的奇思伟想。如果跨越时空对长城进行一番战略思考,便有了一把打开中国历史之门的钥匙,获得了一种高瞻未来的大视野。

  二、长城的历史作用

  1、长城为中国军事科学的进步准备了智慧基石

  长城,作为军事筑城,是我国古代各民族统治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防御的产物。长城从放大了的城堡到最终成为烽堠相望、绵亘谨严、敌台林立、纵深梯次的巨大防御体系,是两千多年十数个朝代无数先贤才智的积淀。许多深邃的军事思想由此脱颖而出,为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的形成提供了参照,准备了基石。

  周幽王欲博褒妃一笑,不惜拿军国大事开玩笑,烽火戏诸侯,这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故事,说明在很早以前,古人已经建立了调兵遣将的预警系统。烽堠又称烽火台,是警戒和传递军情的工程设施,长城防御的组成部分。它的设置比较灵活,有的直接建于城墙之上,有的则独立地构筑在长城内外,有的又将几个成犄角配置,构成烽堠群。但不管建在什么地方,烽堠间都必须要有可通视性,遇有敌情,白昼施烟,夜暗举火,以可见光为载体传递信息,实际上是一套情报保障体系。这在通信手段十分落后的时代,是很具独创性的。其情报传递速度之快,与“马拉松”那种靠人奔跑告捷的方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有了这套设施,信息流的输入输出成为可能,上层对末端的控驭,决策层对边境情况的掌握以及夺取先机的处置等等,即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才有了基本的物质手段和前提。显然,这对于我国古代战争的组织、军队的结构分工以及战略概念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

  长城的建筑特点是因地形用险制塞,它是用人工筑城的办法对既有战场进行改造与加强。在山地,则踞于峰峦之脊;在平原则扼于要冲之处。长城对制高点的控制,对隘路山口的控制,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也完全是高水平的。长城大抵是以口设关,着眼于控制敌人的主要进攻走廊,同时依托关城,伸出两翼,扼守制高点,瞰制一定的防御地幅,形成点线结合、互为依傍的筑城体系。如山海关长城、居庸关长城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长城是天然阵地与人工设防的巧妙结合,追求襟带岩峦,表里形胜。明代戚继光督修之金山岭长城,在控制战场和增大防御弹性方面,就想了很多方法:每座敌楼的战台和类似瓮城的挡马墙使敌人很难接近,与东西走向之长城主体同样坚固的支墙伸向当面浅近纵深,支墙左右两翼可瞰制前沿的制高点上还筑有独立的了望墩台。这样,便构成了前哨要点、斜切阵地和主阵地有机联系的筑城体系。敌若来攻,防御者不但可利用支墙机动兵力兵器提前接应,一旦进攻者楔入,还可组织倒打火力,使之腹背受敌。不要小看了这一道支墙,它足使长城脱出一线式防御的被动。它的出现,比被恩格斯称道为开辟了筑城新纪元的蒙塔郎贝尔的堡垒体系,要早两个多世纪!蒙塔郎贝尔是法国人,他的堡垒体系就是在某一大要塞周围的制高点上,修建一列或两列小堡垒。这些堡垒在外形上看是孤立的,但可用火力互相支援,而且可以为大规模出击创造有利条件,使敌人的锋芒不至于很快就危及要塞本身。这里还只是主阵地与外围要点之间火力的衔接与联系,还没有构筑直接用于机动兵力兵器的联络阵地。恩格斯当年若能领略金山岭长城的风采,那么他对蒙塔郎贝尔的称道难说不打几分折扣。

  长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边防设施,或者是有险可守的第一道防御阵地,然而古人在设计长城体系时,又不仅仅满足于边防的稳固,而是从整个国家的战略形势来考虑问题的。长城是当时战略方针的物质体现,它针对了主要的敌人,控制了所欲的战场,突出了主要防御方向。汉时为了拱卫长安,派苏建率兵10万依蒙恬旧规模置郡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列障戍于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又开河西五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金城),隔绝羌与匈奴的联系,故而关中可以无患。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先于长城要害之处设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俱在今内蒙古及河北坝上地区)等六重镇,继尔征发百姓10万,筑“畿上塞围”,东起上谷(今北京延庆附近),西至于河(黄河),从而形成了对平城的拱卫之势。明代长城体系最称完善,大体沿长城一线划为九个防区,是谓“九边”:“九边”之前,设置了大宁(宁城)、开平(多伦)、东胜(托克托)三卫;并且分别以居庸、紫荆、倒马“内三关”和雁门、宁武、偏关“外三关”为枢纽,构成两道长城防线。占燕山、军都山、太行山以及恒山、管涔山、吕梁山之地利,加大了防御纵深,瞰制了主要歼敌战场。这种防御布势,不仅着眼于敌人从正面(蓟州、宣府、大同)进攻,而且考虑了敌人取陕、晋组织战略迂回的可能,是比较缜密的。京师核心防御的组织,充分体现了环形防御的思想。主要防御方向居庸关的外镇在八达岭,再往北有岔道城,而南口堡则既是接应前出的据点,亦是防敌侧背包抄的对外正面。京东方向,则针对通州北塞篱村至怀柔苏家口间地形平漫的不利情况,密筑敌台,界之以墙,使京师有重关之险。如上,以长城为主要阵线而组织的国土战略防御,包含着许多成熟的设防思想,不愧为关乎封疆形势和社稷安危的大手笔。

  2、长城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过安全保障

  长城的外在形态是军事对峙,长城的本质却是对国家利益的守护。游牧民族的掳掠,给农耕地区的人民造成许多灾难和痛苦,自然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诗经》中所谓“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大概就是农耕民族筑城以自卫的源头。公元前215年,秦王朝收复匈奴盘踞多年的河套地区,在连贯原秦、赵、燕所筑长城的同时,因河为塞,建筑44座县城,并把内地人口迁移到这一地区屯垦戍边,乃有贾谊所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格局。西汉王朝在取得河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向西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向北则把“塞外列城”修到了居延海。这样一来,就控制了祁连山和焉支山,打通了河西走廊,从而比较彻底地解除了匈奴威胁。之后,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塞下,为汉守边,则开了匈奴政权接受中原政权领导的先河。兹后六、七十年间,北部边城晏闭,牛马布野。长城作为一种势力范围的标志,显示着某种战略优势,构成了一种对敌人的潜在威慑。汉王朝在威慑所及的地区,设屯戍守卫,组织大规模移民垦殖,迁徙安置降众,逐渐拓展中原先进的耕作制度与生产方式,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渗透。长城非但没有割裂各民族间的联系,反倒是因为有了长城及其戍守军人的管理监护,才更加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有序交往与文化趋同。因为不少朝代都注重把依附而来的游牧民族,安置于长城内外的边境郡县,这就使他们更有机会接近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传统,同时也为边境口岸的双向贸易提供了市场。如今沿长城一线不少称为“口”的城镇,都是基于边境贸易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山西民歌中的“走西口”,也是指到长城以北(即口外)去贩牲口,做生意。如万历年间,俺答部归顺明朝,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在偏关水泉营长城外和大同、张家口三个地方,开互市市场,供人和汉人相互贸易。“城头旆影晴朝见,柝里秋声静夜闻”。长城内外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这一带边境20多年不起狼烟。

  3、长城对祖国疆域的形成与巩固做出过积极贡献

  疆域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许多代人的生息繁衍,开发建设,最终才能以一种文化传统的形态表现出来。然而作为疆域开拓的第一步,则是以军事占领与控制的形态表现的。因为有了需要派军队戍守的边防设施,因为需要戍边将士的长期生存组织有效保障,所以军事占领必将与屯垦、移民等举措相联系,而当越来越多的移民与那一方水土相亲和,经济文化存在取代了孤立的军事存在的时候,疆域的概念也就初步形成。长城固然不是国界,但是长城以及依托长城伸展开来的各种军事筑城,却具备控驭国土的辐射功能。西汉长城伸入西域,整个河西走廊才实际归入国家的版图。东汉时由于西羌变乱,朝中有人为缩短战线,集中军力,几次想割舍河西,都被有识之士据理谏止。这一方面说明古人早就有强烈的国土意识;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了那些军事筑城的支撑,避免金瓯之缺才不会成为空谈。唐代虽然没有花大气力重修前代长城,却利用这些设施,大大推进了自己的部署。安西都护府所辖之碎叶城,已是如今吉尔吉斯之地。唐朔方大总管还在黄河以北、阴山以南修筑三座受降城,三城相距“各四百里”,并置“烽堠千八百所”,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大漠以南地区的控制与管理。金代为防御蒙古的进攻,花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东起嫩江左岸的莫力达瓦旗,沿大兴安岭、内蒙古大青山,直达河套西曲之北,修筑了一道长三千余公里,壕堑和边堡相结合的军事防御工程,人称“金界壕”。至今,满洲里以北到蒙古国境内,仍有金界壕的遗址。不管这道军事筑城在当时是否起到过防御作用,其作为中华民族版图控制的历史实证,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三、长城的功过是非

  1、关于长城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中国的军事筑城史大约从夏启时代开始(湖南常德地区发现的带有护城河的城头山古城,据说有六千年历史)。在冷兵器和生物动力的时代,筑城自卫是卓有成效的生存手段。这一点,世界各民族大致是差不多的。那么,为什么惟独中国会有这样一道绵亘万里、夸耀古今的巨大防御工程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农耕文明发生得太早,也成熟太早,而古代生活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又把掠夺视为“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于是便导致了中原统治者捐巨资以筑长城经久不衰的势头。或许有人要问: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朝代威震殊域,开边略地,强盛一时,为什么游牧民族不筑城自卫,反倒是强国把自己给圈起来呢?这一来是因为大漠险阻,生存条件极差,刚好可以作为他们与中原抗衡的天然屏障;二来他们逐水草而生活,没有固定的家园,“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也无须小心翼翼地防备什么。相形之下,土地肥美、人口稠密、多有名都大邑等固定目标的中原,反而没有什么好办法对付他们的袭扰,不得以才想出这么一个“投入”与“产出”极不匹配的防御对策,这也不是以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防御和进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保守和开放。“防御无非是可以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的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克劳塞维茨这样经典地概括过防御的优点。而且,明确畛域,守护社稷,追求“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当然这样一来,就有可能限制自己的眼界,某种程度上阻滞两种经济的互补,乃至造成一定时期的民族隔阂与仇恨。长城有时会突然地拐一个弯儿,那是与水源的控制有关。长城在建筑时每每把甜水圈在城内,而把不能饮用的苦水留在城外。这样做从戍守与生存意义上讲当然是必要的,但从睦邻意义上讲就有失大度。生产方式决定战争方式:使长城一次次失去防御功能的,是游牧民族的马蹄,而使残缺的长城一次次重新站立起来的,是农耕民族勤劳的双手!

  2、关于长城的潜在功能与显现功能

  防御从总体上来讲是被动的。战争是敌我双方的活力对抗,防御者希望自己重点设防的阵地恰恰正对敌人的进攻锋芒,进攻者则企图避亢捣虚,打在敌人设防的薄弱部位。尽管长城防御已经充分考虑了“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的战场史背景,毕竟不能确保所有的锁钥部位都固若金汤。马背民族多次跨越长城而南下中原,是不是就可以证明长城从来没有起到过防御作用呢?不可简单地作答,长城是据险制塞,它总比没有任何设防工程的原始阵地更利防守。至于说千百年来,某些段落的长城基本没有派上用场,恰恰说明那些方向使来犯者视为畏途。特别是有些长城重点经营的战略枢纽,敌人几乎是未曾越雷池一步。如山海关,“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是后金和满清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咽喉,明朝后期,倾力经略,形成了纵深梯次的设防部署,大清的开创者努尔哈赤损兵折将,至死也没有突破山海关。皇太极上台后,也几无建树,后来他从血的教训中悟出:“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可也。”他后来假道蒙古迂回,从设防比较薄弱的洪山口取道遵化入关,占领了中原的一些城邑,然终因有山海关挠其后路,仅俘掠而去。一直到吴三桂降清,他们也未能涉足山海关门。这怎么能够说,长城从来没有起到过防御作用呢?有些论者也嘲笑过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修筑的海防长城。但是他们总该承认:南澳岛、台州等一系列平倭战争的胜利以及半个世纪的海波平静,都得益于这些海防筑城的巍然挺立,不可动摇。

  3、关于利用长城与依赖长城

  任何军事筑城都不是万能的,要想把长城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需要正确的战争指导。《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指出:“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娄之丘”,“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故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先”。李牧守雁门,持重待机,终获大胜。而赵王为谗言所惑,一度易将,便屡有败迹,烽烟不断。明代的长城修得蔚为壮观,却偏偏发生了连皇帝都被人家捉了去的“土木之变”。为什么呢?主要是随处分兵,过分地依赖长城,而忘了从机动中汲取力量。是时,瓦剌攻大同,兵氛正恶,全然不懂军事的太监王振挟持英宗“亲征”,然而当50万明军浩浩荡荡地开到前线,尚未稳定战局便又仓皇班师,结果被敌追踪包围于土木堡,全军覆没,死伤无算,英宗朱祁镇也被掳往塞外。倘若当时这50万大军不去作徒劳无益的远征,而是在大同、宣府或者宣府、居庸之间的有利战场隐蔽待机,利用内外长城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纵不能全歼来犯之敌,也足以赢得从容。当时有人看到这种消极防御的危害,提出“把守之兵不可废,而策应之兵犹不可缺也”,主张利用长城设防,减少守备兵力,而于沿边要害东西适中之处配置机动力量,或遏其冲,或邀其惰,阻敌长驱直入。可惜的是,明朝的统治者缺乏慧眼,未能从分兵把口的迷误中自拔。“但得辕门能拜将,边墙何用两三重?”而对于一个靠奸佞去左右战争形势、只知道自毁“长城”的王朝来说,再坚固的军事筑城又如何能挽救它的覆亡?

  4、关于国防投入的必要性与民众负担的可能性

  万里长城的入海处,除了有保存尚好的“天下第一关”,还有游人如织的姜女庙。孟姜女是一个演义出来的人物,不管她是忠贞爱情的象征,还是反对战争的化身,总之她哭倒过长城。姜女庙正殿的楹联拿她和秦始皇作比:“秦王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横批是“万古流芳”。这就涉及到长城的功过是非了。秦始皇该不该修长城?有没有比修长城更节省民力的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不能超越时代,今人也不可能替代古人去改写历史。秦始皇既然是一个大一统帝国的主宰,他当然有理由去巩固自己的社稷江山,要求自己的臣民承担一定的国防费用或者劳役,似也无可非议。从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为了对付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我们也曾惊天动地的“深挖洞”。论其规模,也够得上一个地下的万里长城,难道能够说它没有发生战争效益,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浪费或滥用民力吗?同样,美国用于战略性防御计划(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的开销也大得惊人,除了偶尔在国会上冒出一些不谐合音之外,也没有成为什么过不去的大问题。这至少说明,不论古今中外,国防投入还是必要的,问题是要掌握一个合适的度。评说长城功罪,应该站到国防意识的高度。

  四、余论

  长城留给后人的思索,远远超过它本身的长度。长城自出现以来,从时间上讲,各代之间互有因袭借重;从空间上讲,大体保持着固定的防御方向;而组织兴筑长城的统治者,不仅有秦皇汉武,也包括了不少入主中原皈依农业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的代表人物。故而长城的存继有它殊途同归的根据,或者说有其长期的合理性。若干年前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很是冒出了一些对长城的微词,说它代表着一种封闭与落后。但是,谁也抹煞不了某些历史的基本常识。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时,长城就是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洲文化交汇的纽带。莫高窟壁画至今还保留着当时中西大道驼铃叮咚、车马喧嚣、驿站如珠、客旅接踵那种繁荣景象的艺术定格。这就是历史,历史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用不着去作如果怎样便可能怎样的推想。而且今天我们分享、评价和运用长城信息,主要也不是为了打笔墨官司,而是要找到一种沟通古今再造未来的力量和信心。

  世事沧桑,长城历史上既有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成为过去。但长城两千年悲壮的歌哭,十万里艰辛的攀援,却最终陶铸成一种大气若虹的民族精神。“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义勇军进行曲》的世代传唱及其被法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肯定了长城作为我们民族肝胆与骨气象征的人文价值。中国政府把《万里长城》的精美挂毯赠送给联合国大厦,也寄托着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情怀。十多年前邓小平“修我长城,爱我中华”的题词,更赋予长城以新的时代意义,唤起了海内外赤子振兴中华的巨大热情。

  长城代表着中国的精英文化。它既有浓烈的民族特性,又深深植根于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共性厚土之中。许多热爱东方文化的外国友好人士与科学工作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跋涉于高山大漠,用他们的照像机、摄像机采撷长城令人扼腕的壮美辉煌,并把自己的感受介绍给自己国家的人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啧啧赞叹:“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得出这样一座伟大的长城!”英国前首相希思则以艺术家的气质相见恨晚地感慨:“中国的过去与它的将来一样具有魅力……抵达长城时,我觉得它比我以前从照片、刺绣和绘画上见到的更壮观!”而著名乐队指挥小林征二看了长城竟潸然泪下,表现了对军国主义当初亵渎圣洁、践踏文明的不可思议:“这样一个有伟大文化的民族,为什么日本要侵略它?!”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长城有一种因时间的流逝而增值的文化内涵。它所经历的磨难,所熬过的岁月,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判断,足以唤醒良知,折服世界!(来源:军事历史 1997年第3期 孔令铜)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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